按照我国佛教制度，对于出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僧尼，有“比丘、沙弥、比丘尼、沙弥尼、式叉摩那”“五众”的说法。其中男子孩提时就出家的，可以拜一个比丘做老师，定期在佛前举行剃度仪式，换上僧服，然后经过短期修学，求受十戒，称为沙弥。待到过了二十岁再受二百五十条具足戒，方才成为比丘。同样，女孩儿家出家初受十戒，称为沙弥尼，此后直到长大受三百四十八条具足戒，才能正式成为比丘尼。这些戒律，说简单些，就是要“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饮酒及不非时食（过午不食）、不涂香装饰、不自歌舞也不观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床位、不接受金银象马等财宝，除衣、钵、剃刀、滤水囊、缝衣针等必须用品外不蓄私财，不做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示神奇，不禁闭、掠夺和威吓他人等等及其他戒律。平时昼夜六时（晨朝、日中、日没为昼三时，初夜、中夜、后夜为夜三时）中除一定时间睡眠、托钵、饮食、洒扫、挑水外，其余时间都应当精勤地用在学修方面”（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
在古代，男女出家做僧做尼，还必须要经过政府批准和考试，受戒时才能领取政府和寺庙所发的证书——度牒和戒牒。然后僧尼带着度牒戒牒，才能有资格出外游方、挂单（临时寄宿），才能有资格到其他寺院里去参学和居住。
平时尼众住在庵里过着集体生活，对于种种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和宗教礼节，都是在受戒期间陆续学到的。平时每年农四月半到七月半的九十天里，是僧尼们集中学习佛经的日子，称为安居。如果逢上一些佛教节日，如四月初八释迦牟尼生日，以及弥陀、观音、地藏菩萨的节日，都要举行一定仪式的纪念活动。在五台、峨嵋、普陀、九华四大名山等佛教圣地，每年还有定期的宗教集会“香会”。除此之外，七月十五的“放灯河”和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也是很有趣的。
撇开尼众的宗教生活，就是日常生活中，也有着她们自己清静俭约的特色。比如在衣着上称为袈裟的三衣：有用五条布缝成，打扫劳作时穿着的小衣，俗称五衣；有用七条缝成，平时随便穿着的中衣，俗称七衣；有用九条到三十五条布缝成，出门或拜见尊长时穿的大衣（礼服），俗称祖衣。在北方天气寒冷的冬天，三衣抵挡不了严寒的侵袭，还可在袈裟上由百姓服装稍许改变后做成的常服。
在饮食上，尼众们也和僧伽一样，只能素食，不能开荤。吃素是我国僧尼生活的特色，原来戒里并没有不许吃肉的规定，只是在我国大乘经典中，才有了反对吃肉的条文，而我国汉族僧尼又是信奉大乘佛教的，他们除了受比丘和比丘尼的具足戒外，还要受着菩萨戒的约束，所以就不吃肉了。在历史上，汉族僧尼吃素的习惯，还是由于六朝时梁武帝萧衍的提倡，才风行开来的。不仅吃素，按照佛制，僧尼们还有一个过午不食的问题。这原因大概在于，首先，早先比丘和比丘尼的饭食由信奉佛法的居士供养，每天只在中午托一次钵，填饥饱肚皮，可以减轻居士们的负担；其次，过午不食有利于修持。然而由于我国禅宗自古有着自耕自食的传统，因为劳动消耗大，所以便开了过午不食的戒。后来其他僧尼也有开戒的，但是坚持过午不食的僧尼，也仍然为数不少。
女士们割断青丝，出家为尼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摆脱尘世的烦恼，修成佛家的正果。宋朝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收录了某尼的一首悟道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岭头云。
归来偶把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对此，《历朝名媛诗词》下了这样的评语：“诗有悠然自得之趣，此尼直已悟道，不特诗名之佳也。”可是明代钟惺在《名媛诗归》里却说：“大似情语。”
陈彩虹：佛门的境界与经济学的缺陷（1）
陈彩虹
我对福建莆田的广化寺慕名久矣。离京赴闽之前，一笃信佛教又颇有研究的老者言语至诚地嘱咐我定要去此寺走走看看，当有心得的。我自是铭记于心。但到福州后数月忙于职业俗事，不得闲日前往，累积于心的向往竟与日俱增转化成了渴望。当“偷得”某周末踏上去广化寺之路时，心情还有那么几丝不可名状的激动。
或许是心情缘故抑或心中的构想过于完美，入得寺后大有几分失望。一条坑洼不平的石子路引到山门，香火还算旺的寺内善男信女却不为众。寺院有几分陈旧，部分正在装修的噪音破坏了寺院的宁静。本是被青山绿树包围的名寺，不远处就是被俗界某单位“开发”得遍体鳞伤的山体，站在稍高处望及寺所处环境，旁边有污水流动，院外有垃圾堆积。据称是宋代建造的气势不凡的高塔，完全裸露在红黄土的地面之上，仿佛被一炉烈火灼烤着。还看得寺内后院建筑物一些屋檐之下，晾挂着颜色鲜艳衣裤之类，颇让人联想寺中生活是不是已经完全“俗化”？只是佛门弟子来回进出为数颇量，提醒你中国五大佛教基地之一的福建佛学院在此传授佛旨佛意，加上那盛开的木棉，气味舒心的香火，再就是相对完整的汉传佛教寺庙建筑格局，你会在略微的失望之中感慨，广化寺名实虽有差别，却不失佛门浓厚底色的。然吾进佛门名寺之内，是为智慧或心得来也，何处寻得？难道我只能如同进入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寺庙，燃香显心，尊佛许愿？
按先约定，在广化寺的接待室里，我与寺中道伟法师有了几十分钟的交谈。这位毕业于本佛学院的高材生，慈眉善目，举手投足之间透着灵气与执著。我们只有简单的寒暄，随即就入题了广化寺、佛学院及周边的环境。我的佛学知识甚少，本以为交谈会礼节形式大大多于实际交流，不想话题一开，双方不知不觉进入了共同的理解境地，道伟法师在我不得不离开时，以“十分投缘”描述了这次为时不长的见面。不知怎的，当法师将我送出山门时，广化寺给予我的印象陡然地发生了变化，那不尽完美的种种存在还是如斯，却挡不住它足够内含着的魅力。我多少有些佛意了。最令我不可忘掉的是，道伟法师着实让我明白的一些东西——出自佛门却能直接或间接地福祉于“俗世”社会的设计和实践。
下面是我与道伟法师交谈主要内容的记录。
笔者：现在不少的寺庙都收门票，而且越是有名越是价格惊人，为什么广化寺不收？靠什么维持寺院运行？
道伟法师：广化寺是佛教之地，不是旅游胜地。我们相信，来这里的人，不是信仰者，就是心中有佛者，至少也是对佛的认同者。对于这些人，重要的是他们向佛的心，而不是他们的钱。如果收门票，广化寺也就等同于一个旅游景点了，其佛教之地的信仰基础也就动摇了。门票不收，钱是可能少点，但相对于维护佛教信仰，纯粹佛事环境而言，是非常要紧的，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目前寺院运行主要靠香火钱和信徒们的捐赠。
笔者：从我对许多佛教寺庙情况的了解来看，佛门是不是有些功利化了？许多寺庙都明确地写有“有求必应”的字样，如同商业广告，许多人进寺烧香拜佛是求功名利禄，不是修来世幸福，也不是真心向佛，而是有着自身急功近利的目标。佛界似乎又正好迎合了这样的需求，以一种精神安慰或寄托的“供给”，增大寺庙的知名度，同时又增加寺庙的经济收益，应当如何来理解这样的佛门现象？
道伟法师：佛教是国外传入中国的。从唐朝开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有了功利化的色彩，这与中国本土对于佛教的需求应当有一致性，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基础，因为俗世百姓将现世的幸福寄托在菩萨的保佑上。你所说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但这并不是佛教本义。佛教本义是非功利的，以现世承受苦难修得来世幸福为要旨，认定命数，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抛弃功名利禄，拒绝罪恶。不过，佛教对于俗世的信徒而言，重要的是启发他们心灵向善，而不可能消灭他们俗世生活的基本要求。俗世社会永远是一个功利的社会，只要不是出家弟子，俗世之人不可能不言功利。佛界的“有求必应”，的确功利色彩浓厚，但它可以引人向佛，引人为善，消除那种完全不顾及他人存在的功利冲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这就达到了佛界对于俗世介入的基本目标。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消除俗世人们到寺庙中求功名利禄的做法，但我们会通过佛教的理念，告诉世人要从善事的角度去追求或看待功利，教化世人不恶行其事，纵欲而为。至于说寺院本身，有的寺院通过这样的“服务”来增加收益，那不是佛界本应有的。我们也不赞同这样的做法。相反，我们还在通过教育出家弟子，想法设法扭转这样的功利性做法，保证佛教圣地终在佛学本义之下。我们广化寺就是这样做的。
笔者：广化寺周围环境保护如此之差，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措施？对于佛界而言，有何种力量来改变广化寺现在周围的环境？
道伟法师：我们对于寺外的环境当然是不满意的。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我国受到政府保护，我们正在通过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与周围单位协调来解决问题。我想广化寺周边的环境，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绿树成荫的那一天。从佛界来讲，我们关注的还不仅仅是我们寺院周围的环境，对于现世大量破坏环境的现象我们也深感痛心，觉得有责任对这样的问题提供佛界的理解和解决途径，因为佛教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无我”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天然一体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心灵环保”的理念，试图通过这种理念的传播，促使现世人们善待自然和其他生灵，同时也由此来感化社会保护我们佛教寺院的周边环境。
笔者：什么是心灵环保？如何向现世社会传播呢？
道伟法师：佛教讲心，讲人的行动由心指使，讲人的行为由“念”指使。如果现世的人们心中有了环保的意念，他们就会自觉地在俗世生活中善待周围的一切生灵，现世的环保就不愁搞不好。所谓“心灵环保”，就是由这样的佛教理解入题，通过对人的心灵环保意念的注入和强化，改变现世人们对于环境破坏的行为，达到真正环保的目的。我们目前这种理念的传播，主要还是在佛学院的出家弟子范围之内进行，这些弟子是如此理念的最有力传播者。我想，通过这些弟子的努力，它会逐渐地向俗世信徒传播开来的，并一定能潜移默化地渗透于整个现世社会。当然，我们也在做一些向社会宣讲的工作，将佛界对于环保问题的关心与解决问题的理念直接传播出去。应当说，这方面目前我们的途径还不是很多。
陈彩虹：佛门的境界与经济学的缺陷（2）
笔者：佛学院的弟子们在学些什么？学习和传播佛教最本质的意义在哪里？
道伟法师：佛学院的课程很广。除了佛学经书之外，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外语，自然科学知识，等等。佛学本身也如同哲学课程的设置，它要讲许多的道理和智慧。从外界看来，佛教教育弟子追求来世的幸福，弟子们肯定是修行苦练，诵经学法，不闻不问世事。其实这样的理解过于狭窄。这也将佛学工具化了。佛学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一种工具，不论是不是造福于弟子或信徒们的现世，还是造福于来世。学习佛教，是要懂得一种特殊的道理，进入一种特殊的境界，我们就是追求这种境界来学习的。佛学院学习现世许多新的东西，也是为了它的这种境界的极致。如果要讲得彻底些，这种极致的境界，也就是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将心修得成佛了，佛教所张扬的来世幸福即“极乐世界”也就自然生成了。因此，佛教最本质的内容是心灵的安详和幸福。毫无疑问，佛教也处于发展之中，同时，它又存在于我们的现世之中，它也就有对于现世的真实影响。在今天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佛教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好时机，虽然佛教自身的设计并不是直接入世的，却由它内在的智慧与心得，能够对现世产生良好的、积极的影响。在当今，人们的精神世界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显得亏空甚至无聊空虚，佛教重视人的心灵美好与安详的塑造，它是现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补充。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佛教造福于俗世的客观结果与佛门的设计有着不谋而合的同一性，佛教在不入世的智慧追求中不知不觉地入世了。因此，佛学的学习和传播，是要启动人们从心灵上追求美好，追求平静安详和幸福感受，舍弃那些物欲追求之下你争我斗的疯狂。在这样的佛教传播中，人人都将放弃对于功名利禄的过分追求，寻找内心的永远平安，现世社会就将更加美好。
上面记录的谈话内容是无任何准备之下随意而成的，似乎主题分散且主题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然而，正是这样“漫游式”的问答，在“世之外”佛门的“入世”境界特色突出鲜明，令我们这等“经济学人”大感惊讶。在对于宗教了解很少时，我们是怀着一种对立的情绪去看待它的，我们只认为那是“神”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那里所存在着的一切，虚幻缥缈，没有任何的真实存在性，它们离我们这个社会太远了。例如，佛教本义之中对于功利的舍弃，我们在不了解佛教深刻内涵而仅只知其皮毛时，认定这是对于人性中最基本规定的反动，而功利之心或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的本性是没有可能变化或改善的，这就是经济学只认定人性中“经济人”的规定而不对其有任何改造或改善设计的基本理由，也是经济学中许多学者认定经济学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够改造世界的基本理由。从道伟法师的侃侃而论中，我们发现，佛教有着人的心灵可以改造或改善的信仰，并有着从人的心灵入手来改造或改善人性规定的设计。不论是教化弟子和信徒们，还是力求将如此的信仰与设计向俗世广为传播；不论是从佛教教义的角度（如佛教的非功利性）宏观地看待人的今生来世，还是从世间生活的小事（如环保问题）微观地触及佛教本义，均强调人性的可改造或可改善性。可见，佛门境界的本质规定，建立在人性的可塑造的基本理念之上。若是仅从这一点上判断，佛教的境界实际上是现世中理想的境界，它并非是“神界的”，而是真实得很的“人界的”，现世中人本的意味尤其突出。
经济学作为一种现世的社会科学，它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经济理性的，其理性的基调是“自利”，也即经济学专业词语化的“经济人”。从这样的基本假定看，经济学有着对于人性规定的无奈认定，在这无奈认定的前提下又产生着对于人性无所作为思想——它笃信的人的自利性是决不可能改造与改善的，它构造成了经济学的信仰，当然就会缺乏对此相应的改造或改善性设计与实践。由此看，经济学有着对于现世社会经济生活消极的、懒惰的、被动的一面，它对于现世人性改造或改善持明显逃避的态度。其实，对于经济学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认定人的自利的基本属性，而是要看到如此的性属是否具有可塑造的可能。从这一点上比较，佛教倒是体现出了强烈的进攻性，它所展示的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