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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演什么角色。
本世纪末“我演一个妓女，哈哈哈，而且是年华老去、生意不好的妓女，她在社会上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却一心一意想结婚。整场戏她出了很多笑话。到了最后还是悲剧的。男人怎么会尊敬一个妓女呢？可是，她为什么不能有梦想呢？”
一瞬间，我记起她唱“点亮霓虹灯，粉刷这黑夜不会那么深，纵然心已冷也把爱当作真……”
“你也有过，是吗？”我问。
“我就没有我的角色这么勇敢了，我只能承认我的失败，但是我还不敢真正很有信心地迎接可能的成功，在爱情上。”她想了想自己的话，点点头。空气里都是静默和百合细若游丝的清香。
我拿起桌上她那张叫《遇见》的新专辑，看看歌名，忍不住微笑。
她也笑：“是，这些歌都是80年代台湾很红的歌，‘bala’歌，就是说烂得不能再烂了，但就像我不怕跟人家穿同一个款式的衣服，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什么关系，又不是衣服穿我们，是我们穿衣服。从前当我听到《张三的歌》、《驿动的心》时，我会想这些歌为什么不是我唱的？这次，可以了。”
“有没有更私人的理由？”
“嗯……这一首，”她指着《把悲伤留给自己》。“我父亲去世的那天我才听到这首歌。那时全家都很哀伤，我是长女，要处理很多事，一直忙忙忙，忙到下午五六点，我们要到山顶的佛寺去，弟弟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才想起来，去了对面的商店，只是想买一瓶矿泉水和两只茶叶蛋。站在两个货架中间，忽然收音机里就传来陈升这首歌，我刚好听到那两句说‘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我站在那里就哭起来了。因为我的爸爸一直把我当一个儿子在训练，我知道他的遗憾是我不够温柔………可是……”
她的经纪人在旁边指指手表，她停下来看看我，笑吟吟。
最后我依记者俗例问她“最大的梦想”，以为会是在领终生成就奖时大家一起鼓掌下泪，享受殊荣。结果她说“到处去旅行”。
咦？她曾经说“家是我的堡垒”，一遍一遍。
“那时我在外面只想早早结束可以回家去，后来……大家都说你去过很多地方，真的吗？我只记得后台，还有饭店——天哪，连饭店我也记不清楚了，有一天，我真的试图想回忆起芝加哥的饭店是什么样子，比利时的饭店是什么样子… …结果超过十五个以后，我完全混乱了。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到过了，因为有机票，还有行李上的很多标签……但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到过那个地方。以后我要真正去了解这个世界。
“至于家……对我们这些要到处走的人来讲，只要按下手提音响上的play，你喜欢的音乐播送出来的时候，那个空间就是你的家。”
跟她握别。
回程车上，音响里放《时间的河》，窗外灯火流丽之极，蔡琴的声音醇厚纯净，“时间的河啊，慢慢地流……”，令人烂醉。那是1987年的歌了吧。
这么多年了吗？真不觉得。
最蓝的蓝
那一夜，在上海。
米丘白衣黑裤，长发。站在苍老的“四明公所”牌楼面前。
一年前，为了保全它，他将它平移26米。在那周围设计了玻璃，钢，清水，灯。雕有各色翅膀，包括水面之下。
上海的声光色影在其中反射相投。
站在其中的人也沉浸于光线，有隐隐的神秘气息。
“我也用黄金做过翅膀。”他说。去年他为世界黄金协会设计《生命之骰》，黄金的翅镶在两颗水晶上，黑与白。如同轮回。他说黑水晶是很神秘的，最后制出时模具也随之毁灭，“又是用来做骰子，想一想……那是一种很宿命的美感。”
那么多的翅膀，在他看来分别有喜乐哀愁的表情，我忍不住问“你迷恋飞行？”。
“其实，喜爱飞行是为……你见过吗？那种坐飞机时看到的蓝，暮色和凌晨来的时候，那样的蓝。”
他后来的画里，试着调过那种蓝。
“试了不少次”他说话夹杂着上海腔和一点点英文，有些词却用北京话说，异常圆熟。
“大学毕业在北京。什么都干，旧城改造，水墨画，摄影，行为艺术……”
那是1982年。他分到建设部。结识的却是北岛、陈凯歌一色人，从此众人行。有次陈凯歌要拍他的一个短片，一行人在天安门，突然狂暴的雨一卷，广场空无一人，他独自呼喝奔跑，简直以狂欢的姿态在天风海雨中趔趄而过。
彼年他26岁。
第二年他们5人被邀去欧洲演讲，之后9年，他居留挪威。
从访问学者到海涅昂斯塔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然后是欧中文化交流计划的主席。
举办“中国艺术五千年”大型欧洲回顾展。他用集装箱从黄河运来了36吨黄土，到欧洲后，清除，吹干，最后将20吨黄土铺在展厅里。
金缕玉衣就悬浮其上。
办完展览，闲，日日黄昏时出海，只为看蓝色，水面，天光，还有山脉，从蓝的深处到更深处。那蓝到了临界点，令人惑。
呵呀。
为什么要回来此城呢？
他一笑，打住旧事不说，带我们去爬满废藤的工厂改造而成的“1221”吃上海菜，满厅中西杂陈的人，女人都穿浓紫深绿，或是镂空蕾丝的黑裙，耳上一粒钻，细细地夹着烟。
一群人，都是他的朋友，饭后呼啸一声，去宋美龄旧居的后花园，重重深绿的藤蔓，夜风吹过脚踝。
他为每个人要酒。那种智利的酒，有蓝色火焰。
一夜声色。
只有他一个人清醒，送每个人回去。
次晨去他郊区的工作室，他穿蓝工装，身上溅满泥浆，随坐随卧。和工人一起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
有工作时，他会在这里封闭数月，“劳动有一种非常……嗯，朴素的快乐。”他坐在石膏上说。
6月份北京东方广场前，那座叫做《飘》的雕塑就来源于斯。 黑合金钢，中性的人体。小而狭的头部。细而长的颈与肢。有翅自肩打开。失真的比例使它有非人间的气质。
同时又是均衡，精确。十分物质的。
象他的家。
房子很简阔，玻璃桌，宽口水晶瓶，没有插任何东西。简无可简。到处是线条。只有流风穿梭。一尘不染。
两只沙发，一只深蓝。另一只白色的，面对阔大的阳台，在那里可以看到上海苍蓝的黄昏如何归于寂灭 —— 看这华美魅惑的城，渐渐去到夜的深处，睡眠深处，灵魂深处。
他开亮头顶钢架轨道上的射灯。
我翻看杂志上他作品的图片。建筑，画展，摄影……很多以“幸福生存”命句。“技术，或是艺术，都是为了人”他在一旁轻声解说。我翻到一些的红色的照片，象一个人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身上。
那是1993年挪威国庆节前，他做的《全球传真行动》，主题是艾滋病。向世界各地发出2000封信，在3月的两个星期中，24小时开通的传真机源源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艾滋病的答复，上千件。有美国作家、法国诗人、同性恋者协会的成员和尼日利亚的总统。
5月14日晨7时到次日晚7时，他将那些传真印刷成红色，贴在一起，在地面铺了148米，那条道路的一边是议会大厦，另一边，公园的后面就是皇宫，侧面是经济法学院。有将近60万人从那里走过。
“那天下雨，红色的光投在人的脸上，站在那里，看到那些不同的神色，怎么说呢……”
他沉默一瞬，站起身去放了《费城故事》的原声唱片。患艾滋的汤汉斯在临终前某夜放给丹素·华盛顿的那一段。
“记得吗？他牵引着那些缠着输液管子在音乐中旋转，讲述死亡。”米丘抬起臂，手在空中划出弧线，他的脸在暗处，眼中有光闪动。
歌剧已到结局，弦乐骤起，声音明亮如黄金。是敬畏，是悲悯，是隐密的喜悦与悲意。我两颊发麻。
人世悄无声息。
“艺术家，创造戏剧性的时刻”我轻咳一声，开口。
“或是，感受它。村上春树，书里写，和一个西班牙朋友去吃墨西哥菜。夕阳照来，人满身通红。他说坐在那样的光线里只能哭泣。”他顿了一下，声音轻促“看到这儿，我也哭了。”
人，在那样的光的照耀下，走很久的路，去往很远的地方。
采访完回到北京后，有一晚他打电话来，正在他父母那里，他的两个姐姐也在。说难得一家人在一起。
“其实当初回国，是因为可以离父母近些。”因为没有听他说过这种家常话，我在电话这端愣了一下。这种世俗的暖意是他身上罕见的。
想起他说“调色时永不可能调出在海上看到的蓝，那蓝，有了光，有奇异的变化，才是最蓝的蓝。”
方兴东：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第一次见方兴东，是在上海。
《新青年》录一期节目，评十大新锐人物。张元，司马南……各色人等，被安排种种名目登场。方的名头是“最具挑战精神”，因为人人都知他跟微软打笔仗的事。录完节目的当夜，大家呼啸一声都散了，只有他和李阳留在酒店。闲极无聊，李阳组织大家去外滩。一路上，上海的声光色影在车里掠过。人语喧哗。方也不大说话，只微微笑，象一个脾气好的小孩子，跟着大家在江边乱走。他问我听什么音乐，我摘下耳机给他听江天的《上海梦》，他听了一会，也不见得有什么感慨。
所以后来看到他的诗很惊讶，是很敏感的人才会写出的那种，他写鸟，父亲和土地，女人，瓦蓝的蓝，被卷起的树荫和大朵大朵砸下来的云。 一颗一颗的字，洁净之极，水墨的风格。有天清早上街的时候，想起他的句子；天已亮了/行人纷纷黑下去。就跟他约了采访。
他的办公室在清华附近的学联大厦，玻璃隔开的小房间，有一种粗糙的蔟新。笔记本电脑，文件，他的书，全是计算机方面的。小沙发，小几子，人来人往，都顾不得坐。
他一边招呼我，一边放下电话，说是南嫫打来的，“八几年在西安的时候一起写诗的，包括伊沙。”他倒了杯水给我，“那时候写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象今天的互联网一样。”
他穿浅蓝衬衣。有一张清秀而微含忧戚的，但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脸，拿杯子的手很柔软。
“现在？现在已经不写了。有了互联网就不太可能写诗，诗是要孤独感的。这个行业……整天无数的事情，那么热闹，根本静不下心来写诗。”
他是讷于言的，很少直视女性的视线，急起来有些口吃，但一说到互联网却神色自若，看得出他的愉快兴奋，“互联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受益最大的是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这天生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就是我们这帮没有钱的年青人。”
“这就是理想生活。” 他很享受自己朝九晚九，没有周末的工作。
“现在偶然看到夕阳，天空还会不会有诗意的感觉？”我笨拙地引导他。
“好象没有。”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嗯——靠想象力在生活吗？”
“没有，想象力也不多了吧。”
“天哪 。”我实在忍不住笑。
这个人，他还在说，“有想象力也不是诗意的想象力，是想互联网的走向。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很单调的，如果你已经有条件过得很舒适的话，你肯定不可能这样拼命地往前冲了。”
我惊讶的只是他毫无内心的分裂感，1996年他从西安来北京读高电压博士时，写了10年的诗，带了2000多册，12个纸箱，从口粮里节省下来的文学类的书。8月份，因为电脑公司的同学说“可以增加点收入”，开始写计算机方面的文章，在这以前他对这个行业从无了解，也从不感兴趣，但从那时候起，“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1997年以独立撰稿人身份写稿。1999年批判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文章出来，影响力达到业外。去年9月停学办公司。
在朴素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他居然毫无摇摆。
“我这个人，在文字中是很理想，很浪漫的。但在现实生活里表现得非常现实。象我喝酒，可以喝到十几瓶啤酒，但从未醉过，我知道那个极限，到那里就决不会再喝。”
他并非为自己而生活——他不是投机分子和利已主义者，但他知道什么是肥料，农药，和破旧的房子。“这是真实的生活/劳作的人总是疲惫/生着病/咳着血。”对他来说，贫穷一直是悬于头顶的沉重死板的巨石。
“我爸爸非常喜欢喝酒，我上高中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每天买酒给他喝。结果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爸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了。”他说起父亲总是有一点悲哀的神色。
他的一首诗写生病的父亲，格外沉郁顿挫，结尾说“大街上/田野上/谁需要一个贫穷的父亲/谁需要一个伤心的儿子”。
父亲近年沉迷赌博，他也不好劝，只有说：“你身体不好，呆一会儿就回来吧。”
他是长子，对父亲一直有这种奇异的了解与悲悯。
直到上研究生，他都在放假前一两个月锻炼身体，为了回家干农活。“累，在三十五六度的天气下，汗也非常多……但非常好。”
我看看笔记本上记的他在1989年的诗，“比我们更高更大的作物们/纷纷匍匐下来/我们弯腰/默默除草/让四面八方的波动告诉远方的人/种子的由来就是/我们的由来。”
我们进了路边的小馆子，他要了几个炒菜和酒，给我要了一份奇形怪状的拔丝苹果。周围是尖叫的小孩子和为股票争吵的男人。
“中国人在骨子里是很有饥饿感的。随时需要争生存空间，再有钱，骨子里还是个贫民——这样也是好的，象美国那样一个‘非磨擦’的社会，人多么寂寞。”方兴东说。
我想起有人说他的文章“快意恩仇”。
“特别是微软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啊，他们动用了四个公关公司，从各种角度要怎么着，压力特别大，但是状态特别好，每天都是要跟人打架似的。这样无所顾忌，”他双眼闪亮，兴奋感久久难去。“互联网是一支爆竹，它在透支你的生命，你现在还年青，兴奋，身体又比较好，感觉不到。但不管将来怎么样也不会后悔，再没有这样的机会让你这样折腾了，”他顿了顿，笑了，口气揶揄。“哪一天落魄了，正好去写诗。”
邻桌几个刚进来的年青人忽然探过头，“方兴东吧你是？”问他办网站的事，约好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谈。
“中国没有互联网，精神状态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语风简断，“上个月去美国，在MIT，很多人对张朝阳不服气，我说‘那你们去试试看，’互联网让一些没有钱，没有势的年轻人，在合适的时候，站在合适的地方。还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在这个位置。互联网的变革力量让他们的心态、价值观要比过去的人好的多。——用不用互联网倒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不习惯一个这么有生活兴奋感的诗人。打断他：“老了以后呢？” “一定回农村去吧。我身上诗人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对过去的迷恋，小时候的春天特别美，那时候上学坐不起公共汽车，一路走回去，真是美。去年回去专门走了一趟。非常累……村里的每一个人一想起来，他这么多年的经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