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
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
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
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
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
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
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
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
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
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
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
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
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
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
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
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
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
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
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
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
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
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
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
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
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
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
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
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
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
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
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
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
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
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
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
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
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
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
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
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
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
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
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
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
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
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
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
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现在您在创作的时
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您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是余先生您经常去一些地方，对国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应该都有比较深刻的
认识，您能否谈一下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体会？记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
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个千年庭院，脚踏着这黄土地，您
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个修养
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来跟现代的生活结合。
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之矛盾可以在作品里面来处理。我想现在在大陆也有这
种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分散。当时
我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你的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您怎能送
她一首《菩萨蛮》。（掌声）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的，改
名做玛丽，那你这个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
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
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
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点，不要让大家淋
雨。（掌声）
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
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
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
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
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
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
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
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
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
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
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
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
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
——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
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
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
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
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
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
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
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
《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
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
①因为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场，所以提到女儿时，用“我们”。
网友：记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是摇滚乐和电影这
两种形式，当时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印象特别深，那么该怎么理解先生的这种说法？
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电视和网络已经构成城市文化的一个绝对的主流，余先生对此又
怎么看？
答：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能够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
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摇滚乐仍然
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很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
后来我写《乡愁四韵》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
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好多种，有一部分
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铃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Beet
les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这里面还很有思想性，
对于现代的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可以进行讨论，就像崔健的，或者台湾的罗大
佑这样。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的。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
美国的那几年，有点觉得写诗是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跟摇滚乐有一种强烈的、
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发
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愈来愈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
网，当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来
问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要抄书，
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
好好看这个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
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之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记忆力
这么好，现在好像电脑可以取代了。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
面前来，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掌声）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
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听众：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个关于
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也想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
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国大陆诗歌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读诗、写诗和
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宝岛台湾，诗歌处在什么样
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
需要诗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
一时，近几年来诗歌这种门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
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得好还是不错
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是印2000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蛮高兴了。据我所知，
像英国大概有6000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3万册就是很好的，就
算是畅销了。台湾是2000万人，所以台湾销到1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
席慕容都会销到10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也已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
不能算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
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
诗。不见得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的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经有一位
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
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
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
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
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
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
的生活会暗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
愁煞人”。所以王尔德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掌声）这个
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
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
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
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姆莱特——丹麦王子。这
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如果没有哈姆莱特，如果没有
《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
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西洋的
画，你参观过巴黎艺术馆，（以后见到别的画的时候，就会说）这简直像比加索的
画或者莫奈的画，这正是画家教我们的。是他们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