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级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喝问我的同学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谁再敢哄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她一定是随口而出的，绝不会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班主任老师也对同学们呵斥：“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加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针对语文老师的不满成分。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却无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
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贴在我们教室门上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们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和。我知道这一点。我们班级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于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来，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力不胜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对于一个小学生的心理，无异于扭曲，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学习努力起来，成绩渐好。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
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第一遭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向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对一个人不是好事。
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公认，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于是流言传播，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包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没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到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在她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同学们做题，她坐在讲课桌前批改作业本。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
全体同学都停了笔。
“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
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
她不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
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展现出我接着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内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将墨水瓶打在她脸上，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
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去。
教室里长久的一阵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外守候着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
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
我说：“老师，我想转学。”
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级！在我们班级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说着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时间即“上帝”
少年时读过高尔基的一篇散文——《 时间 》。高尔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对时间的无比敬畏。不，不仅是敬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恐惧的心理。是的。是那样。因为高尔基确乎在他的散文中用了“恐惧”一词。他写道——夜不能眠，在一片寂静中听钟表之声嘀哒，顿觉毛骨悚然，陷于恐惧……
少年的我读这一篇散文时是何等的困惑不解啊！怎么，写过激情澎湃的《 海燕 》的高尔基，竟会写出《 时间 》那般沮丧的东西呢？
步入中年后，我也经常对时间心生无比的敬畏。我对生死的问题比较地能想得开，所以对时间并无恐惧。
我对时间另有一些思考。
有神论者认为一位万能的神化的“上帝”是存在的。
无论神论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起码可以成为主宰自己精神境界的“上帝”。
我的理念倾向于无神论。
但，某种万能的，你想像其寻常便很寻常，你想像其神秘便很神秘的伟力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就是时间。
我认为时间即“上帝”。
它的伟力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其意志可谓永恒，但用一百年挖掉了两座大山又如何？用一千年填平了一片大海又如何？因为时间完全可以再用一百年堆出两座更高的山来；完全可以再用一千年“造”出一片更广阔的海域来。甚至，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依赖地壳的改变完成它的“杰作”。那时，后人早已忘了移山的愚公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也早已忘了精卫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而时间依然年轻。
只有一样事物是有计算单位但无限的，那就是时间。
“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一句话，细细想来，是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一千年以后金字塔和长城也许成为传说，珠峰会怎样很难预见。
归根到底我要阐明的意思是——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计算的单位；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涂上了人性的色彩；因为有了人，时间才变得宝贵；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它自己的简史；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一切的意义……
而在时间相对于人的一切意义中，我认为，首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有了时间，人才思考活着的意义；因为在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中，独有人进行这样的思考，人类才有创造的成就。
人类是最理解时间真谛，也是最接近着时间这一位“上帝”的。
每个具体的人亦如此。
连小孩子都会显出“时间来不及了！”的忐忑不安或“时间多着呢！”的从容自信。
决定着人的心情的诸事，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十之八九皆与时间发生密切关系。
人类赋予了冷冰冰的时间以人性的色彩；反过来，具有了人性色彩的时间，最终是以人性的标准“考验”着人类的状态——那么：
谁能说和平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民主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平等和博爱不是时间要求于人类的？
人啊，敬畏时间呢，因为，它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宽容；也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严厉。
人敬畏它的好处是——无论自己手握多么至高无上的权杖，都不会幼稚地幻想自己是众生的“上帝”。因为也许，恰在人这么得意着的某个日子，时间离开了他的生命……
让我迟钝
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这主要体现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个在自尊心方面容易并且经常受伤的孩子。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
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友情。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我便是一个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时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换来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绵至今。
我感激文学。文学对中学时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响那便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学的最后一年发生“文革”。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是——我虽是“红五类”、“红卫兵”，但我在“文革”中与任何“红卫兵”的劣迹无涉。我没有以“革命”的名义歧视过任何人，更没有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当年仅能表现的方式，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情过遭到这样那样政治厄运的人。
“文革”对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响是——促使我以中学生的头脑思考政治。无论是知青的六年多里，亦或是“工农兵学员”的三年多里，我都是一名对“四人帮”的专制采取抵牾态度的青年。这一点使我那样一名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竟有幸与一些“另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情。这也同时是成为作家的我，后来为什么不能成为“纯粹为文学”的作家，某些作品总难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来朝自认为更好的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说过——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肤，而是人的质量的一方面。
我承认我对关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评价是敏感的。正因为这样，我承认——我常常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别人对我的人格的赞许和肯定。这一点从好的方面讲，渐渐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则。那些原则本身绝对没什么问题；从不好的方面讲，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认，我对文学和作家这一职业，曾一度心怀相当神圣的理解。因为文学曾对我有过那么良好的影响。这一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解，很费了一番“思想周折”才归于客观的“平常心”。
我承认，恰恰是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所受的伤害是最多的。从一九八二年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几乎不间断地在友情和人格两方面受伤。原因诸多，有时因我的笔；有时因我的性格；有时那原因完完全全起于别人方面。我也冒犯过别人，故我对因此而受的伤害甘愿承担。
我承认，每当我被严重地误解时，我总会产生辩白的念头……
我承认，每当我受了过分的伤害，我总会产生“以牙还牙”的冲动……
我承认，每当我遭到辱骂和攻击时，即使表面不以为然，心头已积隐恨……
我承认，我很自慰地承认，后来我渐渐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
我承认，即使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难真的无动于衷……因为我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并不等于我的妻儿、亲友，以及一切关爱着我的人也同时具有。一想到他们和她们也许同时受到伤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应。我的笔使我不无这种能力。它在作为武器时也肯定是够锐利的……
但是近来我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决心，那就是——从我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公开的辱骂、攻击、蓄意的合谋的伤害，不再做丝毫的反应。不再敏感，而要迟钝，而要麻木。这也是一种刻意。这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这与所谓表现气度无关，而与珍惜所剩的生命有关。所以即使也是一种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却是必须如此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敏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