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呢？”
泰勒微微地笑了笑：“我看得出，您是一个很审慎的小伙子。”他甚至竟有些同情地说，“是呀，这很对……”
我觉得，他正在一个问题上犹豫不决。
然后，他伸手在他上衣的口袋里摸索了一阵，突然很果决地给了我一颗钮扣——是一颗相当大的圆形铜钮扣，上面压印着一个三叶草的图案。
“拿去吧。”他说，“您可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因此我同意给您一些保障。从前，科洛特矿山工人穿的上衣都用这种钮扣，现在已经不做这样的钮扣了。我们在货栈里把这种钮扣的存货全买了来，并把这种钮扣发给我们的某些间谍。您不知道吗？这就是所谓一种标志，是证明您不可侵犯的一种符号。如果我们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使您陷入窘境，您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给他们看。他们就会不再动您，甚至还可能帮您的忙。您要珍惜这个护符。它会给您带来幸福。目前我还不能给您其他的保障……”
他走到我跟前，并且拍了拍我的肩头。
“去吧。”他兴致勃勃地说．“也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是，我们的关照和上帝的祝福从此将会降临到您的身上。”
我们的谈话这样结束，当然是很不错的了。
“啊，还有，”他在最后一刻又问道，“我们给您哪一个银行的付款凭单呢？”
“我认为瑞典的好些。”我说。
“您真是一个聪明人。”泰勒夸奖我说，“我自己也把我的一部分钱款存在瑞典的一些银行里。”
他握了握我的手，于是他们很快就把我送出来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付款凭单。
我到了街上，把手伸到衣袋里，取出了那颗铜钮扣，瞧了瞧，这是很早以前铸的铜钮扣，如今哪一个国家也不再制造这种铜钮扣了。我把这颗铜钮扣托在掌上，想道：泰勒先生也太吝啬了，他对他自己和别人的财富是那样地大肆吹嘘，那他满应当用纯金来制作他的钮扣。
第十二章 明信画片册
我没有想到扬柯夫斯卡亚在泰勒先生飞离里加时会去送他。但是，她却在我同他会见之后见到过他。
在天色昏黑之后她出现了。她迈着轻快，起舞般的步子走进了客厅，在她那手提囊里搜寻了一阵，随即漫不经心地，用两个手指送给我一个封着的封筒。
“有人叫我把它转交给您。”
我扯开了封筒……
我原来不大相信泰勒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看来是错了。他做事很认真，并且履行了他所担负的义务：封筒里装着一家瑞典银行的付款凭单，使我成了五万美元的持有者。
“您满意吗？”杨柯夫斯卡亚挑衅地问道。
“您知道封筒里装的是什么吗？”我问道。
“您的未来有保障了。”她满有把握地说，“我猜到了。我没有打听数目，不过我知道，我那些大洋彼岸的朋友是会出钱的。”
我轻淡地耸了耸肩：“哼，我想他们知道出钱是为了什么的……”
“哎哊！”扬柯夫斯卡亚高声喊道，“不过，这也不坏呀——知道自己的价值……”她目不转睹地望着我的眼睛，“不过，阿弗古斯特，您要记住，泰勒手下的人都是很严格的，不管您在哪里……他们都会找到您……”
我不晓得应不应该把泰勒给我的那件奇怪的礼物告诉给她，但是我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件礼物的意义……这颗铜钮扣究竟会有什么意义呢？……不知为什么我总忘不掉它，并且有时到我的口袋里去摸……
大概，除去扬柯夫斯卡亚之外，任何人也不能解释这件礼物的意义。
“泰勒先生送给我一件奇怪的纪念品。”我说着就松开手掌，给她看了那个钮扣。
她锐敏地举目望着我：“他已经对您说了什么吧？”
“他对我讲，说这是证明我不可侵犯的标志。他的手下人都不敢动我，尽管我可能妨得他们……”
扬柯夫斯卡亚沉思默想地瞧了瞧我。
“他并没有对您撒谎。看来，您一定是在某一方面博得了他的好感。这东西确实类似一种护身符。甚至尽管您引起了某种怀疑，大洋彼岸谍报机关的间谍，一看到这个东西也不敢动您一下。如今要想把您收拾掉就需得到泰勒先生本人的批准。”
“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好感，”我反驳说，“而是因为对泰勒先生来说，收罗一个苏联军官要比收买某一国的国王还要困难呢？”
“您说得对。”扬柯夫斯卡亚马上表示同意说。“对他来说您就是一个宝贝。”他依旧现着沉思默想的神情用手晃动着那个铜钮扣，“毫无疑问，您一定是那种连大洋彼岸谍报机关都难于得到的有价值的间谍。他们在您身上寄托着相当大的希望，甚至连任何间谍头子都不能随便处置您。”
“可是，您也有这样的饲钮扣吗？”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她皱起了眉头。看久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不识分寸，就是使她感到不快了。
“没有。”她说，不知是带着挑战的意味，也不知还是有些难过，“我没有这样的护身符也对付得了。我工作的环境不象您所处的环境那样复杂……”
她好奇地仔细瞧我，就仿佛我们是初次见面一样。我觉得好象自从会见了求助先生以后，我在扬柯夫斯卡亚面前已经成了一个新人。
她好象飞上了沙发，并且向我致敬似地挥着手。总之，这一天晚上她的举止极尽其娇饰之能事，说话也装腔作势，做出很不自然的姿态，怎么也坐不住。我想，泰勒先生的到来，加之我也参加了他的这个机关，一定是这种甚至对她来说也是相当紧张的情势刺激了她。
“顺便提一下，我想对您提出一项善意的忠告。”杨柯夫斯卡亚友爱地说道，“我觉得您还是没有对这颗钮扣给以应有的估价。我再重复一遍，它确是一个很有威力的护身符。您要经常随身带着它。随时都可能出事，这颗钮扣就能使您在大灾大难中得救。”
“好吧。”我说，于是就把这颗铜钮扣塞进了上衣的口袋里。
她微微地笑了笑：“您还会想到我的！”
“是这样，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我转用非常认真的口吻说，并尽量装出那种样子，仿佛主动权依旧在她的手里，“这位泰勒亲口说您能帮助我把那么一个没有影儿的间谍网变成实际的东西。我们不要拖延了。您手里有一张名单，我们应当想想办法……”
她不无惊讶地看了看我：“大概您真要不辜负得到的那笔钱吧？”
她用一种跳芭蕾舞的姿态请我走进书房。她走到墙跟前，摘掉了布莱克镶在一个很窄的镜框里的一张水彩画，从头发上拿下了一根发夹，用它从框子里推出了一个小无头针，然后就把卷成细筒状的一张薄纸抖落到桌上了。
“可以看看吗？”我很客气地问道。
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回答我。
我打开了这张纸。
这是用英文写的名单。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六个姓和简名。
“我真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复杂的问题呢？”我很奇怪，“据我看，一切都很清楚。”
扬柯夫斯卡亚宽厚地笑了笑。
“如果是那样可就好了。您就试试看，在拉脱维亚把名单里有的那个克里亚温沙找到吧。姓这个姓的人成千上万！而简名的意思又非常之广，但却不是名字和父名……”
我好奇地把这张小纸单拿在手里，又把那些姓读了一遍，突然，一个另外的念头钻进了我的脑海。
“请您告诉我，”我问道．“难道布莱克就是为了这张纸单送了命的吗？”
“不仅是布莱克，”她回答沈“虽然您同这张纸单只有间接关系，但也可能送命。”
“这张纸单是那样的贵重？”我瞧着纸单问道。
“相当贵重。”扬柯夫斯卡亚说。
“可是，布莱克为什么不愿意把这张名单卖掉呢？”
“高贵的出身约束着他。”她嘲笑地说。
“因此您就杀死了他，以便弄到这张名单。难道您以为钱比人还重吗？”
“啊哈，这和钱有什么相干！”扬柯夫斯卡亚气咻咻地回答说，“问题就是那些人有力量，谁要是不愿意同他们合作，他们就把谁干掉，他们也会把我干掉的。”
“难道您不怕？英国国家侦探局不会饶恕您这样做吧？”
“可是我并不打算撩惹英国国家侦探局，”扬柯夫斯卡亚回答说，“在我们两人初次相遇的那天晚上，布莱克本应当把这张名单转送给伦敦。当时，一个以旅行者身份携同自己妻子到过苏联的英国大商人要回英国去，那天夜里他乘飞机去斯德哥尔摩了。布莱克不让我接近这张名单。我知道他要到‘罗马’旅社的餐厅去，一天以后这张名单就要落到英国国家侦探局的秘室里去了。布莱克正准备去会见。我发现他这个名单一共有两份。一份他要交出去，另一份他大概是想自己保存。我建议他把那个抄件卖掉，他笑起来了，我威胁他说这是拿性命冒险。他就把我打了，我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就代替他去会见那个大商人去了。我说，有人企图打死他，看来，这是苏联的侦察机关干的，并且说，受了伤的布莱克委托我交出名单……”
“那么说，英国国家侦探局已经有了这份名单？”
“是的，这位旅行者还是及时飞走了，如果再过几小时，他就卡在这里了。否则，他们也不会让我安静。不过，解开这份名单的钥匙也许是在伦敦。”她指了指那份名单，“这个纸单很重要，不过目前还不能利用它。”
“我们可怎么办呢？”
“他们会把列在布莱克的名单里的一个人派到您这里来。这是大洋彼岸谍报机关唯一知道的一个人，也许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会找到钥匙的。”
“唔，请您告诉我，大洋彼岸的谍报机关要英国的间谍有什么用呢？”
“您怎么不明白呢？”扬柯夫斯卡亚惊诧地说，“泰勒和他手下的人总是借助他人之手来火中取栗的。布莱克为了挑选他的间谍耗费了好几年的工夫，而他们却要把这个间谍网攫为已有，并且要利用它。”
“难道那些人可以随便为任何人服务吗？”
“基本上是的。”扬柯夫斯卡亚说，“当然，布莱克的间谍也不是没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仇视苏维埃。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他们来说，为谁服务是无所谓的。谁付的钱多些，谁就是他们的主子。”
“那么说，您也和他们一样了？按您的理论来说……”
“当然喽。”扬柯夫斯卡亚打断了我的话，“至于谈到我，与其说我愿意为慷慨的人服务，倒不如说宁愿为更有力量的人服务。”
“唔，如果英国国家侦探局知道您叛变了呢？您不怕它对您加以报复吗？”
“第一，他们不能知道；”她冷冷地回答说，“第二，谁不愿意服从泰勒，那他就得被打发同布莱克一路去。”
“呶，那您为什么为德国人服务呢？难道这也是因为他们有力量吗？”
“德国人都是多情善感的傻瓜。”扬柯夫斯卡亚豪横地反驳说，“他们倒是有力量，不过只是不太聪明。目前德国人正在消耗俄国的力量，所以他们允许他们这样做，不过请您记住我的话：他们也是在为别人火中取栗。”她马上站了起来，“请您吩咐维克多尔把我送回家去。”
热列兹诺夫很快就回来了。
“谢天谢地，”我说，“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畅谈一番了。”
我把付款凭单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他问道。
“这是叛变的价钱。”我解释说，“泰勒先生认为我的祖国就值这个数目。”
我把我会见泰勒的情况详细地对他讲了一遍，把名单也给他看了，并且说明了杀害布莱克的秘密。
“不错，这是一次大可注意的谈话。”热列兹诺夫沉思默想地说，“如今很多东西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拖延不开辟第二战场以及德国人从哪里弄到的石油……”
他要我把钮扣给他看一下。他在手掌上放了一会儿，就小心地又把它还给我了。
“要好好保存，它也许会有用的。”他建议说，接着又好象是在问自己，“我很想知道我们国内是否还有这样的钮扣……”
然后他就俯身去看布莱克的那份名单。
“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离柏林还那样远，可是他们已经在考虑下一次战争了。”他继续自言自话地盘算道，“这是一种有着长远打算的阴谋，相当长远的……”
他小心地把这份珍贵的名单卷成了细筒，又把它藏到原来那个地方了。
“我想，”他说，“在秘密战争中这二十六个人实在是不小的力量。”
“目前这还只是一个名单。”我说，“现在还没有掌握解开它的钥匙。”
“可是他们不是要派一个人到你这儿来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我们绝不会达不到目的！”
“也许这部是假名？也许写这份名单的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吧？”
“很对，都是可能的！”热列兹诺夫笑了，“但是，布莱克却为它付出了性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务须着手进行工作，如今已经有了可以考虑的问题了，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两天，马尔塔说有人找我。
我正急不可耐地等着有陌生人来找，于是就急忙出去迎他。
我们探询地互相瞧了瞧。
“是贝尔金先生吗？”这位来访者问我。
“正是。”我很客气地点了点头，“请问您是谁？”
这位来访者用他那两只发红而呆滞的眼睛看了看我：“阿尔诺里德·阿卓尔斯，愿为您效劳。”
“请把大衣脱掉吧。”我说，“请到书房去坐。”
我们走进了书房。
阿卓尔斯不慌不忙地坐到沙发椅上，停了一会儿，就伸手从上衣的里兜里取出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琉璃草。他瞧瞧那张画，瞧瞧我，然后又瞧了瞧花儿，就把它放到桌上，又用手掌把它盖了起来。
阿卓尔斯没有先开口讲话。
“有何见教？”我很客气地说。
“请您告诉我，您有马吗？”他突然问道，“有拉车的马吗？”
“没有。”我回答说。
“有骑的马吗？”
“没有。”我说，“我有汽车。”
“大概您有奶牛吧？”阿卓尔斯问道。
“也没有。”我说。
“这可不太好。”阿卓尔斯说，“喝自己的牛奶总是好些的。”
“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我说，“不过，您可知道，眼下我还没有弄到。”
阿卓尔斯又瞧了瞧琉璃草，然后又把视线转向了我。
“可是，您不养猪吗？”
“不养。”我说。
“这也不太好。”他说，“谁家都常有残羹剩饭，家做的火腿香的多。”
“好的，如果您认为这必要的话，”我说，“我就设法养一个猪吧。”
“您没有狗吗？”阿卓尔斯问道，“您不打猎吗？”
“猎是打的，”我说，“但是我没有狗。”
“真可惜。”阿卓尔斯说，“猫也没有吗？”
“我真不太了解您。”当他问到猫的时候，我回答说，“实在是遗憾得很，我是任何一种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