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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到这里，吴兰珍停了下来，喘了一口气，坐在徐义德坐的那张双人沙发的扶手上，歪过头去问：
“姨父，你是啥户？”
徐义德想不到她念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的报告，更想不到她突然会问这句话。他愣了一下才说：
“我么，自评基本守法户，人称两个半。”
“你啊，不是基本守法户，也不是半守法半违法户，我想，你是严重违法户。”
吴兰珍两只眼睛望着姨父，看他怎么说。
姨父的面孔微微发白，他想自己的事，怎么连姨侄女也知道了哩，转过身子，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
“我当然晓得。”吴兰珍很有把握地说。
“瞎讲！”
“你的五毒怎么样？”吴兰珍并没有叫姨父“瞎讲”两个字吓倒，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形。
徐义德看姨侄女那股认真劲，有意和她扯：
“啥叫五毒？”
“五毒就是——”吴兰珍伸出左手来，用右手扳左手指数给他听，“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
还有，哦，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不好好在学校念书，管这些闲事做啥？”
“这不是闲事，这是关系我们全国人民能不能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事体。姨父，你有几毒？”
“我一毒也没有。”
吴兰珍见姨父赖得干干净净，她有些生气，觉得这真是丑恶资产阶级的本色，却又不好发作，团支委不是对自己再三嘱咐：要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吗？她按捺住火气，慢慢地说：
“你至少有个三毒四毒，我晓得。”
“你晓得？”徐义德以为她和“五反”检查队的人认识，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材料。那他可以从她的嘴里探听出“五反”检查队掌握了啥材料。他便问：“你倒给我说说看。”
吴兰珍并不知道沪江纱厂的五毒具体情况，但她表现出来好像知道一些却不愿意告诉姨父。她说：
“我呵，我才不告诉你呢，你的事，你自己晓得。”
徐义德知道厂里的事瞒不了大家，也骗不了姨侄女。他轻描淡写地说：
“厂里不能说没有问题，有是有些，便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你坦白了没有？”吴兰珍紧接着追问。
“当然坦白了，我没啥好隐瞒的。”
徐义德这句话刚讲完，朱瑞芳大吃一惊。她是最关心厂里的事了。徐守仁是徐义德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徐义德的财产就是徐守仁的财产。徐守仁的财产就是朱瑞芳的财产。徐义德坦白了，他的财产充公没收，就是徐守仁的财产充公没收，也就是朱瑞芳的财产充公没收。她焦急地问：
“真的坦白了，义德，一共多少钱？要不要赔给公家？”
徐义德泰然地说：
“我没啥严重的五毒不法行为，赔啥？”
朱瑞芳吃了定心丸，松了一口气，嘻着嘴说：
“对啦，没啥五毒，自然不要赔的。”
这一来，可急坏了吴兰珍：姨父没有坦白呀！她涨红着脸质问：
“你为啥不坦白呢？”
“没有材料，”徐义德慢条斯理地说，“坦白啥？”
“你是沪江纱厂的总经理，你又是这个厂那个厂的董事长。许许多多的事都是你亲自做的。你会没有材料，啥人也不相信。你不坦白，政府是不会宽大你的。”
吴兰珍接着举了一些彻底坦白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和拒不坦白政府严办的例子给姨父听，然后激动地说：
“你要想想自己，你要想想家里的人啊。”
吴兰珍讲完了话，眼睛盯着姨妈。大太太说：
“义德，你还是坦白算了吧，刚才兰珍说得好，坦白了政府宽大处理，不会加重罪行的。不坦白，倒是危险，政府要严办的，你要是有个意外，丢下我们怎么办啊！”
徐义德避开吴兰珍和大太太的视线，他的眼睛望着下沿窗口那架钢琴，在出神地想。大太太见他不吭气，唠唠叨叨地往下说：
“我给你算过了命，你今年正好交坏运，坦白了，坏运走完，就没有事了。”她心里盘算：要是徐义德真的平安度过，头一件要办的事是到城隍庙去还愿。
林宛芝从吴兰珍的例子里想起冯永祥今天下午也给她谈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她相信坦白出来是没有啥了不起的。不坦白，说不定真的会关进提篮桥监狱的。她劝徐义德道：
“大家都说坦白了没事，不会判罪的。义德，你就坦白了吧，也叫我们放心。”
徐义德没吭声，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吴兰珍向徐守仁噘一噘嘴。徐守仁会意地点点头，挺起胸脯大声地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啥也不在乎。好汉做事好汉当。爸爸，别怕，你去坦白好了！”
徐义德的眼光从那架钢琴上移到儿子身上，对儿子这句话又是喜欢又是恼，喜欢的是儿子这几句话有英雄气概，将来一定有出息；恼的是这几句话不像是儿子对父亲讲的，仿佛是长辈对晚辈的口吻。他瞪了徐守仁一眼，训斥道：
“你年纪青青的，懂得啥！”
全家都劝徐义德，只有朱瑞芳没有言语。吴兰珍趁热打铁，连忙加上一把劲，说道：
“姨父，大家都劝你坦白。为了你好，为了大家，也为了祖国。你还有啥顾虑呢？明天去坦白吧，姨父。”
吴兰珍的语气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声音都有点颤抖。
“我一定重新坦白，”徐义德在吴兰珍激动的言词下，信口说出了这一句，话出了口，又有点后悔。他改口说：“可是我没有材料，哪能去坦白呢？”
吴兰珍见姨父讲话前后矛盾，顾虑重重，态度恶劣，她生气地从双人沙发的扶手上站了起来，指着徐义德的脸，庄严地对徐义德说：
“你是总经理，坏事就是你做的。你会没有材料？你一定要去坦白，你不坦白，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的姨父，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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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朱延年坐在卧房淡绿色小圆桌子的面前，右手托着腮巴子，两只眼睛木愣木愣的，不断地长吁短叹，像是有一肚子心事，可是嘴里连一个字也不肯透露。马丽琳问他是不是出了事，他的牙齿紧紧咬着下嘴唇，微微摇了摇头。她今天特地给他煮了浓香扑鼻的s．w．牌子的咖啡，还给他准备好一小杯白兰地酒。现在却放在一边，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他自己刚才点燃的一支香烟，也放在堇色的景泰蓝的小烟灰碟子里，淡淡的青烟袅袅地飘浮着。她走过去，坐在他对面淡绿色椅子上。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也难过起来，想分担他一点忧愁，却又不知道是啥事体。
她倒了小半杯白兰地在咖啡里，放了点糖，搅了一阵，送到他面前，温柔地说：
“快凉了，喝吧。”
咖啡杯里冒着喷香的热气。
“不喝。”
“你有啥心事？这么不高兴！”
“唉。”他长长叹息了一声，低低地说，“这回可完了，啥都完了。”
她大吃一惊，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她认识他以来，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失望过，总是生气勃勃，不管多么困难的事体，他都有办法的。他忧虑的事，大概是十分困难的。听他那口气，她不禁发愣了，痴痴地凝视着他，不知道怎么是好。
他暗中觑了她一眼，见她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便用右手中指和食指不断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无可奈何地说：
“真想不到会落到这步田地！”
她紧紧皱着眉头，心中像是给火烧似的焦急，用恳求的语调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延年，你说呀！”
“童进他们在店里开了职工检举大会。童进他自己要检举就检举吧，他还煽风点火，鼓动别人也要检举。你说，他该死不该死？”
“真该死！”
“他在会上瞎三话四，我们好心好意请他们喝咖啡吃点心，硬说是我要摸他们的底。他们的底我用着摸吗？童进这家伙，从浙江光着屁股到上海，是我朱延年收留了他，给他事做，给他饭吃，讨了老婆，成了家，立了业。没有我朱延年，童进有今日！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他哪桩事体我不晓得？我没事不会洗煤去，要摸他的底？他有屁底！”
“那他把好心当做驴肝肺？”
“气人就气在这上头！我们资本家一万个是，请伙计喝点咖啡吃点点心也犯罪吗？”
“别理他就是了。”
“别理他？人家现在可抖哪，当上青年团了。你没看见他那股神气呢，眼睛都长到头顶上去了，走起路来一摇二摆，把谁也不放在眼里！”
“哦？”她没想到童进变得这么快。
“唔。童进现在变成一个小头目了，伙计都听他的话，成了他手下的人，一心要反对我哩。”
“他再神气，还是你的伙计。你不管怎么说，总是老板。天下伙计总要听老板的。”她想自己在百乐门当舞女的辰光，只要舞女大班一句话，没有一个舞女不听的。童进一定会听朱延年的。
“啥伙计老板，人家才不听这一套哩。”
“不听，不怕歇生意？”
“军管会颁布了四项规定，像是紧箍咒，把工商界管得紧紧的，叫你动不得，只好乖乖地让政府牵着鼻子走。现在哪个老板有胆量辞退职工？”
“你别理童进。他能有多大作为？”
“嘿，你别瞧不起他，现在他把店里的人都抓在手里，整天不做别的，一门心思找材料，要检举我！”
“你怕他检举吗？”
“我？”他心头一愣。她这句话问得突兀。福佑药房的事她始终不大清楚，认为福佑是一个殷实而又发达的药房。他当然不能告诉她福佑药房的一本账就在童进的肚子里。比童进知道更详细的是夏世富。这次职工大会夏世富虽说没有跟着瞎嚷嚷，但是童进一带头，别的人就很难说，谁也不能打保票。必须先抓住童进，才能稳住叶积善和夏世富这班人。他不能把这些事告诉她，漫不经心地说：“我怕他检举？那不是笑话！”
“那你让他检举去好了，何必担这份心事！”
“你讲的倒轻巧，现在的事不像过去。解放前，政府听资本家的话。现在，政府听工人的话。童进这些人，抓住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加酱油加醋，谁知道他乱编乱说啥。政府听到了，一定信以为真，有啥是非黑白？我一张嘴也说不过他们，印把子又在他们手里，到头来，吃亏的还不是我们倒霉的资本家。政府这回搞‘五反’，名义上说的好听，反五毒不法行为，暗骨子里是想狠狠捞一票。福佑药房这么肥的油水，政府早就眼红了，这回怎么肯不下手？正愁不晓得从啥地方开刀，有童进这些人胡乱检举，不是送上门去的好买卖吗？这么一来，可就完了，啥都完了。”
他又低低叹息了一声，然后把头慢慢低下去。他面前烟灰碟里的那支香烟已经烧光了，留下一条烟灰。咖啡的香气早已散尽，杯子也凉了。太阳已经西下，窗外的阳光很黯淡。楼下对面人家的灶披间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在准备做晚饭了。
她了解到今天朱延年为啥这样心情沉重。她也感到事体不妙。福佑药房出事，和她脱不了干系。早几天朱延年不是当着伙计的面，说她也是一个股东哩。说真的，她手里的一点私蓄，通过朱延年的手早投资到福佑了。
“能够挽回吗？”
“挽回？”
“唔，不能眼睁睁看着福佑垮了！”
“当然，我也不甘心让福佑葬送在童进的手里！”
“你的办法不是多得很吗？”
“唉，山穷水尽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办法？不是没有……”
她脸上闪着爽朗的笑容，说：
“快说，啥办法？”
“要想法把童进抓在手里……”
“对。”
“我本来准备给童进一人加薪，怕他不要。那天说给大家加薪，大家也不要。昨天我支给童进下个月的薪水，他退回来了。他说，他现在不等钱用，用不着借薪水。我鼓励他，以他的才能只管会计，太大才小用了，应该管整个店的业务。我暗示将来要提拔他当副经理。你猜，他哪能讲？”
“他一定很高兴，感谢你的提拔。”
“要是这么说事情倒好办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哼，他说他的能力小，连管会计部的工作都有点吃力，管全店，他没这个本事。要我另请高明。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么不识抬举？”
“他的脑筋坏透了，顽固得像是铁打的，一点水也滴不进去。”
“你别理他。”
“现在在刀口上，不理他不行。”
“有啥法子呢？”
“我绞尽了脑汁，整整想了一天一夜，还剩下一个办法……”说到这里，他没再往下讲。
“啥法子？”她按着他的肩膀，高兴地问。
“办法倒好，可是我不愿意……”他又不说下去了，脸上露出了难色。
“只要有办法保住福佑，管他啥办法，你为啥不愿意呢？
你不愿意去做。我来帮你忙。”
“你？”他歪过头来端详她一番，黯然地摇摇头。
“看不起我们妇女吗？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你们男子能做的事，我们女子也能做。”
“你有这个精神，我十分佩服。”
“那你就说出来吧。”
“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你做。”
“究竟是啥办法呀？”
他不言语。她催他：
“说呀！”
“我不能说……”
“夫妻家有啥闲话不好说的呢？现在保住福佑要紧。你还有啥顾虑哩！我们一家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啥客气的啊！”
“我，我不好意思张口……”
“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好意思张口，不怕人笑话。”
“你真的愿意吗？”
“当然真的愿意帮助你，啥人还和你说假话……”
他歪过头去，一把把她搂在怀里，附着她的耳朵低声细语。她先是凝神地听，听了两句，眼睛一愣，仿佛怀疑她的耳朵听错了，接着又听了一遍，她的脸色一会红又一会白，最后眉头立刻棱起，脸庞如同忽然给一阵乌云笼罩住了，满是怒容，霍的一下站了起来，说：
“这哪能可以！”
“你不是说愿意帮忙吗？”
“啥忙都可以帮，这个忙——不行。”她怒冲冲地说，“我自从跟了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啥地方也不大去，过去百乐门的姊妹也很少往来。我没有别的指望，我就指望你把福佑药房办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带大成人，享个晚年的清福。哪能做这种事，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你，亏你说的出口！”
“我是不肯说的，是你要我说的啊！”
“是我要你说的，可是我也没叫你说这个呀！”
“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法子呀！”
“这种事，无论如何不能做！”
“我也晓得，不能做。这回福佑注定完了，我也完了。我为了你，整天在上海滩上奔走，早出晚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