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一边看着登记的目录，一边翻阅着工人们写的检举信，正好翻到汤阿英写的那封，他从头仔细看下去，看到前年六月底沪江纱厂忽然运出许多件纱，把整个仓库都搬空了，引起他特别注意，他看完了，又从头看了第二遍，盯着手里那份材料，陷入沉思里去了。
钟珮文屏住呼吸，觉得杨健一定发现啥重大问题，他想了解，在等待杨健指示，材料联络组好进一步进行工作。半晌，杨健的充满了智慧的眼光从汤阿英的检举信上移开，慢慢转到靠里面墙角落那张桌子旁边的叶月芳身上，注视着她的圆圆的脸庞，低声问道：
“小叶，你记得前年六月底有啥重大事件发生吗？”
叶月芳这个活字典，皱起眉头一想，肯定地说：
“前年六月底区里没啥重大事件，我们部里也没啥重大事件。”
“七月一号呢？”
“党的诞生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叶月芳记的丝毫不错。
“这个我晓得。”杨健摇摇头，料想叶月芳误会他问的意思，解释道，“我是说，七月一日在我们这里，或者市里有啥重大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关于工商界的事体……”
叶月芳歪过头去，回忆了一下，立即说道：
“前年七月一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宣布全市加税，这是市里和区里的重大事体，你传达市税务局通知时，不是说要全体干部注意保守秘密，不要泄露出去吗？”
“对了，我想起来了，是有这回事，确实是桩重大事体。”杨健会意地点点头，他又赞赏地望了一下汤阿英那封检举信，感到十分珍贵，非常重要。汤阿英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从表面现象里发现重大的问题，眼光十分尖锐，看问题真是入木三分。他兴奋地问钟珮文：
“还有人检举徐义德六月底赶运棉纱的材料吗？”
钟珮文见杨健对汤阿英的检举信那么重视，有点像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听杨健查问六月底发生啥重大事体，起初还是莫名其妙，等到叶月芳说出七月一日加税的事，他心中有些数目了。他看到汤阿英那封检举信，也认为重要，但没有像杨健那样重视，更没有杨健那样仔细查问前年六月底发生啥重大事体，暗暗感到自己看材料没有杨健细致，内心有点惭愧。幸好他注意把有关问题的检举材料归纳在一起，经杨健一问，他不慌不忙答道：
“有，仓库的栈务主任马得财检举了赶运棉纱的材料；细纱间记录工管秀芬也检举了这桩事体，别的车间也有检举的，还有……”
杨健看钟珮文没有说下去，便追问：
“还有谁写了？”
“我也写了一点，”钟珮文脸上显出不好意思的表情，一则不愿提到自己，二则他写晚了，但主要的是他写的没有汤阿英那么明确，更没有汤阿英看的那么严重。他微微低着头，小声地说，“在别人写的这方面的检举材料后面，作为附件，抄了个目录，放在汤阿英的检举信的后面。”
“你也看到这个问题，很不错啊。”
“我没有汤阿英看的透彻，提的严重。”
“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汤阿英看的对。这封检举信给我们工作队的帮助很大。”杨健转脸去，对叶月芳说，“方宇过去在这里没有交代这方面的问题，你今天到区里去一趟，看他最近交代这个问题没有！把方宇的问题进一步搞彻底，对沪江厂的‘五反’检查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先把新收到材料整理一下，然后就去。”
“好的。”杨健转过来，对钟珮文说，“汤阿英写的这个检举材料，要作为一个专题立案，有关的检举材料都放在一个卷宗里，好综合研究，进一步发现问题。”
“我也这么想……”
“那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钟珮文站在杨健旁边，指着五百九十五号到一百零七号说：
“这都是打包间检举的……”
“日期、地点都有了，连数量也写得很清楚。”杨健对着那一张张大小不同的纸头上所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发生特别大的兴趣：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工人发动起来以后的热情，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工人的力量，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徐义德的不法行为，也从那些字里他预见到沪江纱厂五反运动胜利的光辉。
他的嘴角上浮着笑纹。
“工人检举材料有个特点，”叶月芳坐在紧靠里面墙角落那张桌子说，“明确，具体，一点也不含糊其词。”
“你已经从五六百份的检举材料中总结出经验来了。”
叶月芳给杨健一讲，羞答答地低下头去，小声问了一句：
“不对吗？”
“你说的对，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特点。”
钟珮文望着登记目录，心里很高兴，在短短的几天中就收到这些检举材料。他还有些不满足，微微皱起眉头，说：
“这都是工人同志检举的材料，高级职员，特别是技术人员，一份具体材料也没有。有两份，都是空空洞洞的。”
“你有点儿着急了吗？”杨健笑着问钟珮文，然后很有把握地告诉他，“不用着急，高级职员是要慢一步的，技术人员更要慢一步，但是他们会提供材料的，而且会提供很有价值的材料。解决一个单位的‘五反’问题，工程师和会计师这些人提供材料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堡垒里面的重要成员。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们还没有正确认识以前，他们是不会说真话的。我倒不希望马上就收到那些不痛不痒的检举材料。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有用的材料。”
“我有点性急，是吧？杨部长。”
“你的性子不慢。”杨健笑着说，“听说你准备写个‘五反’的剧本，是不是？”
钟珮文顿时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红着脸，说：
“没有这回事，他们乱说。”
“真有这回事，你给我说过。你还想写多幕剧哩。”叶月芳说，“现在不好意思承认了，看你脸红的！”
“那是说着玩的。”钟珮文给叶月芳一点破，不好再否认，对叶月芳暗中指指杨部长，摇摇手。他说，“不是真的。”
杨健不但从叶月芳那里知道钟珮文要写剧本，而且从余静那里就知道沪江纱厂工会里有一位工人作家，叫做钟珮文。
杨健说：
“创作也不是丢脸的事，为啥脸红呢？”
钟珮文捂着脸否认道：
“我没有。”
“文艺工作是我们党的工作一部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经发表了讲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放后创作太少，尤其是真正反映工人生活的有力作品太少。”
“那是的，”钟珮文脸上的红晕消逝了，转过身子，恢复了平静，说，“工人同志们常说没有文艺作品看。”
“这需要大家来创作。你做过工，现在又是在纱厂里脱产搞工会工作，文化水平不低，条件是很好的。我听说你准备写个‘五反’剧本，我心里非常高兴。五反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深刻的阶级斗争，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领导对民族资产阶级斗争，但是技术人员也是一个方面。你那个剧本里，我觉得技术人员不可少……”
钟珮文不再隐瞒要写剧本这个事实了，说：
“可是现在技术人员的材料最少……”
“从文艺创作要求来看，现在技术人员的材料已经不少了。他们不是没有检举吗？他们不是还在观望吗？他们不是顾虑重重吗？这是必然的过程，这是他们发展的过程，剧本里很需要写。‘五反’检查队一来，技术人员马上就站稳立场，那是不现实的。”
“杨部长分析得很内行。”
叶月芳说：“他当然内行，小钟，你还不晓得杨部长是个诗人哩。他休息的辰光，总爱拿本文艺书看。”
“杨部长你帮我写剧本好不好？”钟珮文现在不隐瞒他的愿望了，进一步提出了要求，说，“我不会写剧本，其实我想写个活报，配合五反运动。工人同志们老问我要剧本演，常常找不到适合的剧本。我这个工会文教委员推御不了责任，就大胆试试看。”
“我确实搞过文艺工作，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在大学里读的就是中文系，但早就放弃当一个诗人的愿望。不过我现在对文艺仍然还有些兴趣。如果能够帮助你，我当然是很愿意的。”
“我就怕写不好……”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有了生活，慢慢总可以写好的。你现在是工会文教委员，‘五反’检查队的材料联络组的组长，从‘五反’工作上看，你需要搜集材料研究材料；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你也需要搜集材料研究材料，这真是公私兼顾。”
“我这个私可不是资本家的私。”钟珮文笑着声明。
“那当然，”杨健也笑了，说，“否则，我就要带着‘五反’检查队到你家去了。”
叮当，叮当……一个工人摇着铃从“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前面走过去。
杨健把检举材料交还给钟珮文，说：
“锁起来，吃完饭再看。”
钟珮文接过去，收拾好桌子上东西，他和叶月芳准备到饭厅去吃饭。杨健跟着也走过来，到门口那儿，正好遇到余静。她拦住杨健的去路，说：
“你的饭，我已经叫他们打到这里来吃，你别到饭厅去吃了。”
“为啥？”杨健站在门口愣住了。
“饭厅太杂乱。”余静因为他身体不好，打来吃，加菜方便些。但是余静没有讲出来。
“怕啥？”
“人多！”余静还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意思来。
“人多，不好吃饭吗？”杨健猜出她心中的意思，说：“别人能去，我为啥不能去？我不能脱离群众，我喜欢和工人同志一道吃饭，同时还可以向工人同志学习，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
余静细心的安排受到杨健的拒绝，而且拒绝的很有道理，但她心中还是有点怏怏不乐，不过尽量不让它表露出来，只是说：
“那么，随你吧。”
“谢谢你的好意。”
杨健和余静一同走进饭厅，黑压压一片人头在攒动，有的桌子已经坐满了人在吃饭，有的桌子上人还不齐，有许多人跑到当中主席台那边去（这里既是饭厅又是会场），看今天刚出版的“五反”墙报。每张桌子上放着三碗菜和一碗汤，菜饭的香味在空中飘浮着。
靠着饭厅门口那边有一张桌子，才坐下六个人，杨健问余静：可以坐吗？余静告诉他哪一张桌子都可以坐，只要有空位就行。杨健坐下去，余静刚要给她们介绍，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杨队长，我们认得你。”
“你们来了，大家心里非常痛快，”管秀芬说，“我们欢迎你们来，鼓掌都把手鼓痛哪。”
董素娟端着饭碗正要去装饭，看见大家和杨健谈，她就站下来说：
“大家高兴得把帽子扔得高高的，我也扔了，掉下来差一点飘到别人的手里去。”
“大家从来没有那样痛快过，见了你们，我们勇气比过去更足了，劲头也更大了。”
这是汤阿英的声音。余静把大家介绍给杨健，最后介绍到汤阿英，杨健关心地问：
“早产以后，身体复原了吗？”
汤阿英奇怪地看了杨健一眼，觉得杨健啥事体都晓得，连她早产也知道，并且像一家人似的关心她。她感激地点点头，说：
“好了，谢谢杨队长。”
杨健看到大家都站在那里谈话不吃饭，附近桌子上的人也投过来关注和问候的眼光。他说：
“装饭吧，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
郭彩娣伸过手来拿了两个碗要去替杨健装饭，给杨健看见了，连忙拿过来说：
“我也有两只手，从来不要人装饭的。”
郭彩娣一番好意，却突然叫杨健把碗拿走了，她走上一步问道：
“嫌我的手不干净吗？”
“不是的。”杨健解释道，“我的手也不脏。我也会装饭。
为啥自己不劳动，要让你装饭？”
“哦。”
郭彩娣不再勉强，杨健自己装了饭来，坐下和大家一道吃。他吃了两口，问：
“细纱间的情绪怎么样？”
“情绪可高哩，……”郭彩娣说。
没等郭彩娣说完，管秀芬接上去说：
“情绪高极哪。”
“大家整天在动脑筋，写检举材料，真有劲道。”
“每一个工人都是这样吗？”杨健问郭彩娣。
郭彩娣一愣，想了想，说：
“不能这么讲，也有少数人情绪不太高，你推他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他，他就不动。整天只顾忙生产，忙完就走了。这些人的脑筋，不晓得是木头做的还是铁打的，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好像同他没有多大关系。”
杨健更正郭彩娣的意见，说：
“这不能怪他们。工人应该热心生产。他们对五反运动不够积极，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好，也就是说我的工作还有缺点，群众发动的不普遍。”
汤阿英同意杨健的意见：
“我也感到群众发动的不普遍。我们青年团员也有责任，没有当好党的助手。”
“这责任不在你们青年团员，是我抓的不紧，因此还有一部分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杨健望着坐在他旁边的余静说，“开过大会，成立组织，诉苦运动要抓紧在各个车间，连续进行。群众工作要普遍，要深入，有时还要反复进行。当群众还没有亲身体会到运动和他自己的关系时，当然不会主动积极的。”
杨健讲到这里，郭彩娣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有个意见，好不好谈？”
“言论完全自由。你们有啥意见都可以谈。”杨健说。
“我们细纱间希望这次运动彻底胜利，解决生活难做问题，肃清徐义德的五毒罪行，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放杨队长回去。”
“这个意见很正确。问题不解决，你们要我们回去，我们也不回去。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召开大会的辰光，陈市长早就指示了：要我们带着铺盖进厂，什么时候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才准带着铺盖出厂。”
陶阿毛手里端着一碗饭，站在杨健身后，留心地在听大家的谈话。他听杨健很有力量的话，便火上加油，插上来说：
“问题不解决，把徐义德梅佐贤关进提篮桥。”
杨健听了大吃一惊。他回过头去一看，见是陶阿毛，便对他说：
“要解决问题不一定要靠提篮桥……”
陶阿毛不等杨健说下去，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加了一句：
“资本家是蜡烛，不点不亮！”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根据‘五反’政策办事，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杨健很有信心地说。
“真的吗？”郭彩娣问杨健。
“当然真的。”杨健肯定地说。
“杨队长讲话不会假。”这是管秀芬的声音。
管秀芬、郭彩娣兴奋得不约而同地用箸子敲着碗，欢呼道：
“那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工人的劲头更足。”
杨健和余静回到“五反”办公室，大家都靠在沙发上和椅子上睡午觉了，只有叶月芳用右手托着下巴靠在办公桌上打瞌睡。她听见脚步声，警惕地抬起头来望望，又闭上了眼睛。杨健对余静说：
“你看，他们睡得多甜。”
“‘五反’以来，你们睡眠一定不够的。”
“大家一样。”杨健坐下来说，“和工人同志多接近，可以多得到一些益处。今天郭彩娣她们的意见对工作就很有帮助。”
“她们有亲身体会，反映问题很具体，也很深刻。”
“午觉以后，我们要找老赵来讨论一下群众工作组的意见。细纱间的诉苦会先行一步，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