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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漫无目的走着，东张西望，多么盼望能够遇到人啊！这样的大风大雪，啥人到外边走动啊！我们一步一步走着，身子发冷，肚子饥饿，越走越吃力了。天慢慢暗下来，连路也看不清楚了，这样走下去，大路给雪盖上，晚上连路也看不见了，哪能回家呢？没有办法，我们空着两手往回走了。
“走到猪窝那里，天黑了，爹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地叫唤，他饿得忍受不住了，又看不见人，在叫我们哩！我连忙跑进去，点了油灯，看见爹瘦骨嶙嶙的面孔上直往下流着眼泪，一把抓住我的小手，问我们到啥地方去了。我告诉他出去讨饭了。他眼睛露出喜悦的样子，一看我和娘的手都是空空的，他立刻闭上了眼睛，眼泪流的更多了。我用小手给他拭去，低低地对他说：等雪停了，我们再出去讨饭，这回一定要讨到饭才回来。娘晓得爹的心思，不但肚里饿了，更重要的是爹的病，一直躺在床上，没有钱请医生，也没有钱买药。娘对爹说，等天晴了，再到村里找找人，求求情，借点钱回来，找医生看看，慢慢会好的。
“我和娘站在爹旁边，我们讲了很多话，没有听见爹说一句话，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我见爹的眼睛紧紧闭着，忍不住放声大哭了。娘连忙用手对着他的嘴一试：手心里感到爹微弱的呼吸。娘叫我快拿水来，我弄了一碗水送过去，娘慢慢用调羹喂他。
“猪窝外边还在落着大雪，北风哭泣一般地哇哇叫喊。这一夜，我和娘都没敢睡觉，守在爹的身边……”
汤阿英坐在夜校教室第五排座位的左边，秦妈妈一提起在无锡乡下往昔的生活就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和秦妈妈相处的日子不短了，还不知道秦妈妈这样悲惨的身世，原来秦妈妈的童年过着比她家还不如的贫困生活，受着饥寒的熬煎，遭到朱半天的迫害，朱半天在梅村镇害死了多少劳苦的农民，欠下了多少血债啊！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大江南北，朱半天不会被镇压，他骑在人民头上，不晓得又有多少农民兄弟姊妹遭到迫害哩！她同情地望着秦妈妈，想到秦妈妈站在那里痛诉旧社会反动统治的罪恶，好像也代她把自己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一样的痛快。郭彩娣坐在汤阿英旁边，她不了解农村生活的情形，听到秦妈妈她爹病有猪窝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晶莹的泪珠从眼眶里流出，顺着她丰满的腮帮子流下，连成了两条线。一直滴到她的淡蓝色的对襟的褂子上面，接着发出幽幽的低沉的哭泣声。汤阿英用胳臂轻轻碰了郭彩娣一下，小声地对她说，要她别哭，仔细听秦妈妈讲下去。她用淡蓝色褂子的下摆，拭了拭面孔上的泪水，竭力忍住哭声，听秦妈妈往下说。
杨健坐在黑板前面的椅子上，看到夜校教室里里外外黑庄压一片，人像潮水似的，从四面八方向教室涌来，外面的人越来越多，把教室围得水泄不通，从拥挤的人群中猛的挤进一个人来，满头满脸的汗水，气咻咻地大步走到杨健面前。
杨健站起来，迎上前去，急着问道：
“小钟，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钟珮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现在去行吗？”
“行。”
“你先去，我们马上就来。”
钟珮文掉头就走，挤出人群，匆忙的背影很快就消逝了。
杨健旋即走到秦妈妈旁边，小声地对她说：
“你等等再讲，我对大家讲几句。”
秦妈妈让开，站在一旁，以为发生了啥事体，注意听杨健在对大家说：
“同志们，今天的诉苦会，原是细纱间甲班召开的，但是别的车间的工人同志听到消息，也纷纷主动来参加，可见全厂工人参加伟大的五反运动的积极性很高，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杨健鼓掌欢迎。整个教室的人都鼓掌欢迎，清脆的激越的掌声一浪接一浪地传出去，等掌声消逝，杨健接着说：
“教室地方太小，容纳不下这许多人，我刚才和余静同志商量，把会场搬到篮球场上去，特地要钟珮文同志带几个工人同志临时去布置，现在已布置好了，请大家到篮球场上去开会……”
又是一阵掌声，特别是教室外边的掌声更高，欢呼和感激杨健适时的安排，满足广大工人参加大会的愿望。挤在教室外边的人先走了，教室里的人也陆陆续续向篮球场上走去。
秦妈妈跟在杨健和余静他们后面，也向篮球场上走去。
今天细纱间甲班召开诉苦大会，因为是全厂第一个车间召开的，杨健和余静都亲自参加，以便取得经验，好在其他车间推广，杨健并且亲自主持今天的大会。其他车间白班的工人下了工，像谭招弟、吴二嫂和郑兴发他们已经走出了工厂的大门，听说细纱间甲班要开诉苦大会，又走回来参加了。
杨健看到出席的人越来越多，派钟珮文去布置新的会场。
杨健走到篮球场，向会场一看：当中悬空挂了毛主席的画像，四周贴了许许多多的标语，从工会办公室里搬来了一张写字台和三四张椅子两条板凳，都放在毛主席画像的下面，正好布置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他觉得钟珮文真有一手，很短的时间里就布置的这么齐全，可不容易。他和余静、秦妈妈她们走进会场，在板凳上坐了下来，看钟珮文站在写字台旁边像是一位指挥员，在调兵遣将，指挥队伍：他把细纱间甲班的工人都安置在前排席地坐下，其他车间的工人坐在细纱间甲班工人后面，科室的职工都在会场的左侧，早来的就坐在黄橙橙的沙地上，迟来的没有地方坐了，便站到进门的那一条宽阔的乌黑的煤渣路上了。钟珮文见夜校教室里的人都来了，回过头去，对杨健说：
“都来了，是不是开始……”
杨健走到写字台面前，宣布继续开会，秦妈妈接着说下去：
“……第二天，雪停了，我和娘出去讨了点吃的，先给爹吃了，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还是没钱治啊！这辰光，村里来了个上海人，头上戴顶草帽，身上穿着黑绸长袍，反卷两只袖子，里面露出雪白府绸袖子，手里拿了把黑油纸扇子，在村子里一摇二摆走着，东张西望，像是找啥物事。他说自己是上海的带工老板，逢人便说到上海做厂哪能好，进了工厂，住洋房吃白米饭，还有工钱拿，把大家讲得心痒痒的。我听到这消息，高兴的不得了，就问那人有啥手续。那人说手续很简单，只要听老板的话，吃包饭，一年十块，三年以后，工钿完全归自己。包洋三十块，先付五块，在契约上打个手印就行了。娘一听就动了心，那五块定洋可以给爹抓药治病，救人要紧啊。娘和爹商量，想让我去。爹躺在床上直摇手，他知道这叫包身工，等于把女儿卖了，说啥也不让我去。娘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个不停，再三再四地说，就是包身工吧，过了三年，工钿归自己了。眼前还是治病救人要紧。我央求爹娘让我去，好拿五块钱请医生看病救命。爹起先还是不肯，见我一个劲哭，叹了一口气，摸着我的头说：可是苦了你啦，孩子！娘找到带工老板，在契约上打了手印。那上面写着：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五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特立此包身契约。娘把我交给带工老板，他却说：这两个小姑娘卖给我啦，每人五块钱，你们收下吧。原先说是三十块包洋，只付了五块，再也没有付过了。带工老板在村里又找了六个，我们七个小姑娘都成了包身工。
“第二天晚上，带工老板领着我们到上海来了。我们进了沪江纱厂一看，啥洋房白米饭，全是骗人的鬼话。三四十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两个人盖一床被子，连腿都伸不直，也看不见阳光，又黑又潮湿，臭虫虱子一大堆，伸手就可以抓一把。到了夏天，尽是蚊子苍蝇，嗡嗡叫，呜呜飞，老向你身上叮，闹得你白天疲劳的要死，晚上又没法闭眼。臭虫蚊子咬得身上斑斑点点，又痛又痒，只好拼命去抓，抓破了，生了烂疮，粘在衣服上，自己脱不下来，要靠别人帮忙，才能脱下。我身上和胳臂上到现在还有疤痕哩！”秦妈妈卷起袖子，指着胳臂上的斑斑疤痕给大家看，说，“冬天虽然冷，倒还好些，你靠我的身子，我靠你的身子，可以取暖；一到了夏天，在闷热的房子里就别想睡觉了。天不亮就给叫醒，连大小便也没有一个地方，几十个人只有一个木桶，得排长龙，一个挨一个。吃饭也要排长龙，一桶杂米薄粥，大家轮着盛，有的一碗还没有喝完，桶就见底了，臭咸菜也光了。吃不饱吗？照样得去上工。一天做十五六个钟头并不稀奇，累得我们精疲力尽，浑身动弹不得。
“我们工人，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在旧社会反动派统治下，没有好日头，许许多多童工女工被折磨得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一条条年青的尸体从后门拖出去。童工侥幸不死，即使熬到满师，徐义德又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批又一批解雇，然后又一批批招收新的童工，再在新的童工身上压榨剥削。我们工人生活不下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跟除义德斗。徐义德就去叫包打听和三道头来，用手枪威胁工人。包打听，我们不怕；手枪，我们也不怕，还是和徐义德斗，这样徐义德才不敢再随随便便开除工人了。我能在沪江纱厂细纱间做生活到现在，也是和徐义德斗争斗出来的。
“我们工人这样给徐义德拼命做生活，他一个号头给我们多少工钿呢？正像细纱间早两天讨论的那样，解放前一个号头的工资还买不到三斗黄糙米。就是这么一点工钿，徐义德还要在上面动我们的脑筋，他顶刮皮，不按时发工钿，每个号头的工钿他都要拖几天。那辰光钞票天天跌价，物价时时涨价，到饭馆去吃一顿饭，第一碗饭刚吃完，添第二碗饭，这碗饭比第一碗贵了一倍，涨价了，你得赶快吃，不然第三碗饭又要涨价了。别说徐义德晚发我们两三天的工钿，就是晚个一天半天，我们也吃不消。好容易等到徐义德发工钿，拿到手里一看：不是钞票，是本票①。我们拿到本票，下工要到银行去排队，还要贴水，才能换现钞，这么一折腾，钞票少了，物价涨了，买到的东西更少了。本来每月工钿勉强可以买三斗糙米，这么一来，连三升也买不到，只够买一块肥皂一刀草纸，一个号头的生活白做了。这样的日子我们工人实在受不了，一九四八年冬天，为了配合迎接亲人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做斗争，我们在厂里摆平②了，徐义德才不得不答应按时发工钿，不发本票发现钞。
①国民党反劝统治时期，滥发钞票，票面数额很大，买东西发工资要一大堆钞票，就进一步发本票，数额更大，要贴水换现钞才能用。
②摆平，即罢工。
“徐义德不单在工钿上扣我们工人，在劳动上更是压榨我们工人，一再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加速机器运转，提高劳动定额，减人不减活，车间生活难做，许多工人累倒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上工，缺勤率当然要增加，徐义德看出工的人少了，他就出了坏点子，要我们细纱间的工人放长木棍。汤阿英原来身体不好，又怀了孕，劳动强度这么大，身子自然顶不住，肚里的孩子就早产了，这都是徐义德压榨剥削我们的缘故。徐义德这个资本家从骨头里也要榨出油来，把我们工人身上的血汗榨干了，他就解雇开除，打发你走。我们工人真是‘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做工做到老，不及一根草！’
“我们全厂工人成年到头辛辛苦苦劳动，沪江厂一年赚了许许多多的钞票，都到啥地方去了？都上了徐义德的腰包了。有人说，徐义德拿钞票办厂，赚了钞票自然归他，他不办厂工人到啥地方去做工呀？我倒要问：徐义德办厂的钞票从啥地方来的？汤阿英问的好：是从他娘胎里带来的吗？不是，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吗？他父亲的钞票，又从啥地方来的？是生下带来的？不是；并且他父母原来也没有钞票。这厂是徐义德办的，开头只有一个车间，工人劳动赚了钱，才慢慢发展起来，越做越大，现在徐义德不单是一个沪江纱厂，他还有许多别的纱厂，印染厂，纺织机械厂……都是靠沪江发展起来的，都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聚积起来的。工厂的机器哪一部不是我们工人造的？哪一寸纱不是我们工人纺的？哪一寸棉布不是我们工人织的？徐义德这个资本家整年不劳动，我们工人在车间里做生活，累死了，连徐义德的影子也没有见过。他一不捏鎯头，二不开机器，三不挡车，连地也不扫一下。工人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一个号头发那点工钿，养不活一家人，绝大部分都上徐义德的腰包了，都给徐义德剥削去了。啥人养活啥人不是清清楚楚吗？哪一个资本家的企业不是建筑在我们工人的白骨堆上？哪一个资本家不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养肥的？
“我不会唱歌，上海刚解放的辰光，流行过一支民歌，我倒记的清爽，我说出来，大家也许还会唱哩。我念给你们听听：
大家看一看，
大家想一想：
地主和农民；
资本家和工人，
到底啥人养活啥人？
三件事情吃穿用，
没有劳动不成功！……”
秦妈妈刚把歌子念完，钟珮文便走到秦妈妈那里，站在写字台旁边，展开两只胳臂，向大家号召：
“我们大家一道唱一唱，好不好？”
会场上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
“好哇！好哇！”
钟珮文先唱了一句，定了音，然后挥舞着两只胳臂，指挥大家唱了起来，会场上的工人随着他的手势，齐声唱了起来，慷慨激昂，清脆嘹亮，歌声里充满了力量，洋溢着愤愤不平的情绪。汤阿英也提高嗓子跟大家一齐唱。她和在城市里生长的工人不同，她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和双重剥削，感到歌词亲切，仿佛是唱出她心里的话，唱得十分激动。
晴朗的天空，蓝湛湛的，飘浮着几片薄絮似的白云，在缓缓移动。歌声越唱越高，好似直冲云霄，连白云也像是感动得停止移动了。激越的歌声四散开去，逐渐消逝在远方。秦妈妈又接着讲下去：
“我们工人劳动一个号头，只拿那么一点点工钿，住的草棚棚，穿的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下雨天，连把像样的雨伞也没有。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不劳动，整天动脑筋怎么剥削我们，一门心思想钞票赚更多的钞票，住在花园洋房里，这里几间，那里几间，楼上楼下，房子多得很，没有人领着，走进去还出不来哩！天天吃的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平常一顿饭就是一二十种菜，还嫌不好吃！请起客来更是吓坏人，二三十只菜也不稀奇，一张圆桌面，小菜放在上头，可以转到每一个客人的面前，你爱吃哪一样小菜，哪样小菜就转到你面前来了，这圆桌面里头有机关哩！徐义德出门就坐汽车，冬天汽车里有暖气，夏天汽车里有冷气，出去兜风还有敞篷汽车哩。徐义德一个人就讨了三个老婆，轧的姘头那就数不清了。她们每个人都有几十套衣服。我们工人春夏秋冬换季有时都换不上，他们是一天换一套，天天变花样；鞋子就不要说了，恐怕连她们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双，高跟皮鞋，半高跟皮鞋，平底缎子鞋，绣花拖鞋，简直是叫人眼花缭乱，没有办法看的清爽说的明白。别的暂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