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秀芬听出了神，竟放下笔在望。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争着发言。张小玲对她说：
“小管，你记呀！”
“记录工磨洋工啦！”
董素娟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管秀芬在大家催促下，连忙拿起笔来说：
“重要的意见保险一点也漏不了，我全给补上！”
她低下头去，沙沙地把刚才大家说的重要的意见都补记了上去。张小玲看看表，夜班快开车了，就说：
“大家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余静同志今天亲自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也用不着我口头汇报了。”她对着余静说，“请你把我们小组的意见，报告给政府，希望政府派‘五反’
检查队来，好不好？”
余静点头说：“好！”
“越快越好！”郭彩娣加了一句，“最好这个礼拜就来。”“看你性急的，”管秀芬有意和郭彩娣开玩笑说，“就是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派‘五反’检查队还要准备准备哩。”
“快一点不好吗？”郭彩娣红着脸说。
管秀芬看她那股认真劲道，就慌忙让步道：
“当然好，这一句我也给你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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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老王问徐总经理要不要准备宵夜。徐总经理看看左手的白金的劳莱克斯手表：才九点半，他摇摇头：
“用不着了。”他今天心里很乱，想了想，改变了主意，说，“准备一点也好。”
“是。”老王弯腰应了一声。
“啥辰光要，等我叫你。没事，你们都不要上来，在下面等着。”
“晓得了。”老王懂得徐总经理把三位太太和少爷都找到三太太的房间里来，一定有啥重大的机密事体。他迅速地退了出去，然后轻轻把林宛芝的房门关紧。
今天林宛芝房间的光线显得比往常暗的多，鹅黄色的绒布窗帷已经放下，好像要把这间房子和整个世界隔绝。从墙角落那里的落地反光灯透露出来的灯光很弱，再加上林宛芝坐在梳妆台前面的矮矮的沙发凳子上，遮住了一些光线，徐义德和大太太、朱瑞芳坐在沙发上，连面孔也看不大清楚。徐守仁坐在床上，对着电灯，唯有他的面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头发依然是梳得雪亮，身上披着一件红绿相间的大方格子的薄绒茄克，胸前打着一条紫红的领带，那上面飞舞着一条黄龙。大家沉默，眼光都对着徐义德。
那天在星二聚餐会，徐义德突然不见，本想给人民政府一个措手不及，没顾上给大家打个招呼，悄悄离开了。他打算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干脆到香港去，一走了之。回到家里，他只和林宛芝商议这件事。她起先舍不得离开他，后来想和他一道去，再一想又怕引起人家注意，就勉勉强强同意他去了。她着手帮他收拾行装，给他准备了一些现款。他不要，说是到了香港这个钞票没有用。他有美金，再带点黄金首饰啥的就够了。当他收拾好了，准备向大太太和朱瑞芳说一声就走，忽然想起还没有办出境许可证，怎么到香港去呢？马上到派出所去申请，那不是叫人民政府知道了吗？为啥要走呢？不申请，没法弄到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到深圳去闯吗？闯不过去，叫人发现，反而不好了。林宛芝再三劝他不要冒这个险，就是要去，等“五反”过去了也不迟，先写封信给守仁他叔叔，叫义信在那边先有个安排也好。徐义德盯视着她，越望越舍不得离开她，只好叹了一口气，把身上的美金和首饰掏出来放到柜子里去。从此，他心里一直郁郁不乐。陈市长做了“五反”动员报告，他心里更加沉重，考虑了再三，决定找家里人来好好商量一下。
徐义德喝了一口茶，扫了大家一眼，然后低声说，声调里充满了焦虑和失望：
“五反运动真的来哪。政府先从七十四个典型户开始，听同业的说，这次劲头大得很，哪一次运动也不能和这次比。上海吸收了各地的经验，准备得很充分。陈市长在天蟾舞台的‘五反’报告，每一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痛我的心。沪江到现在还没啥动静，不过迟早要来的。只要‘五反’工作队一来，沪江纱厂就完蛋了，我这个总经理也完蛋了，一切都完蛋了。”
徐义德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三位太太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做啥，大太太以为是叫她来打麻将，朱瑞芳估计是看外国电影，林宛芝料想是约大家一道到啥地方去白相。后来老王说老爷请她们到三太太房间里，那地方不好打牌也不好看电影，但谁也猜不到究竟是啥事体。等到徐义德一张嘴，各人轻松愉快的情绪顿时消逝得了无踪迹，心情也慢慢变得有点沉重，逐渐低下了头。只有徐守仁仿佛不懂啥五反运动似的，他望着爸爸，听他说下去：
“我怕临时发生事情来不及应付，今天晚上特地和大家商量商量。‘五反’工作队一来，沪江纱厂就完蛋，这是肯定的。”
“为啥？爸爸。”
“你，”徐义德盯了守仁一眼，仿佛现在才发觉他坐在床上，不满地说，“你在香港好好的，为啥要回到这个倒霉的上海来？”
徐守仁嘟着嘴，有一肚子委屈似的，说：
“不是你叫我回来的吗？”
“我叫你回来，你就回来，这么听话？我的好孩子！”
徐义德不但后悔徐守仁回来，他还后悔没有完全把厂迁到香港，更后悔自己留在上海滩上受这份罪。现在得不到出境许可证，插翅难飞了。
徐守仁知道爸爸不是心思，放低语调，体贴地又问：
“爸爸，为啥‘五反’工作队一来，我们就完蛋呢？”
“孩子别问这些事，你不懂。”徐义德心中平静一些，在盘算自己的违法行为，小的数目根本记不清了，大的主要几笔就不得了，要是清算出来，别说一个沪江，两个也不够赔偿啊。也深深叹了一口气，等了一会，说，“你们要徐义德呢？
还是要洋房汽车？”
她们三个人都不言语，默默地愣着。大太太料想朱瑞芳和林宛芝一定是要洋房汽车，她们和徐义德好，还不是为了这些。她和徐义德是结发夫妻，当年徐义德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她和他就很好了，即使沪江纱厂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在乎。朱瑞芳和林宛芝嫌贫爱富，一定要离开徐义德，她无论如何也不离开。想想自己快五十了，娘家也没有人，离开了也没地方去。她们两人要离开，正好，显得她和徐义德的爱情始终如一的，她要和徐义德共患难、同生死，一方面也好收收徐义德的心。但是她不马上表示意见，要看看她们，特别是要看看林宛芝那骚货。
林宛芝打定了主意：不离开徐义德，她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徐义德过这一关。她首先想到冯永祥。过去听徐义德说他是工商联的委员，工商界的红人，又和政府的首长有往来，凭现在她和冯永祥的交情，只要她说一声，难道他这个忙还不帮吗？不过，这个“忙”只能暗中“帮”，现在不好提出来，将来也不能说出来。她生怕自己的心思被大太太和二太太发觉，不再想下去。她旋即想起这几年来她手里有不少积蓄，即使沪江出了事，没有汽车洋房，光是徐义德一个人，找个公寓房子，下半辈子的生活一点不愁。
半晌，大家还是不啧声。徐守仁不假思索地对爸爸说：
“我要你，我也要汽车洋房，我都要。”
“傻孩子，”徐义德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好像要把所有的焦虑和苦恼都要吸到自己的肚子里似的，说，“要了爸爸，就没有汽车洋房；要汽车洋房，就没有爸爸了。”
“我都要，我都要，爸爸。”徐守仁的眼睛有点润湿，模模糊糊地看见林宛芝用手绢在擦眼角。
大太太见她们两个人不吭气，仔细一想，她自己不先说，她们不会说的，也不好说的。她听了徐义德刚才那两句话，有点心酸，安慰地说道：
“义德，我只要你，别的，我啥也不要。讨饭，我也和你讨一辈子。”
林宛芝鼻子一酸，她实在忍不住了，眼角那里的眼泪流下来了。她拭去眼泪，揩了鼻子，生怕给人看见，她侧过身子去，望着壁炉上的嘉宝的照片发呆。大太太讲完了话就注意朱瑞芳和林宛芝的态度，看见林宛芝哭咽咽的，就借题发挥了：
“男人还没出事，就哭了，真不吉利。肚里有啥心思，说出来好了，要洋房汽车也不要紧。有些人就是为了洋房汽车才爱人的，我早就晓得。”
“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忍心吗？”林宛芝心噗咚噗咚地跳，有点激动，但是她努力忍受看。她不能再不说话了。她望了朱瑞芳一眼，好像说：对不起，我要先讲了。她说，“我要你，义德，我不要洋房汽车。要是真的出事，我还是要你，没有洋房，没有汽车，没有厂，我养活你。我会踏缝纫机，我踏缝纫机养活你。我要是有三心二意，我一定不得好死。”
大太太听林宛芝这一番话，感到有点失望，看上去这骚货要死缠着徐义德不放哩，说得多好听，踏缝纫机养活义德，真不要脸！
朱瑞芳没言语，不愉快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纠缠在她的心头上。从无锡传来不幸的消息：朱暮堂判了死刑，伏法了。朱筱堂想到上海来一趟，她和徐义德商量，他坚决反对。没有办法，她只好托人告诉朱筱堂，现在正碰上“五反”，过一阵子再说。从徐义德刚才的口气里可以听出来沪江前途是很黯淡的。徐守仁呢，虽说是徐义德的心头肉，又是独生子，但不给她争气，不断闹事，在街坊邻居的舆论中的声名很不好，书既没读好，办厂的能力更谈不上，前途很渺茫。她一时忽然感到自己无依无靠了，忧郁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听林宛芝说完，便向林宛芝轻蔑地撇一撇嘴，冷笑了一声，说：
“我是不会说漂亮话的，我也不是说漂亮话的人。我要义德，保住人要紧。古人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哪能，一定要保住人。只要保住人，别的我啥也不要。”她想徐义德的家私，当然是徐守仁的，别说什么洋房汽车，徐义德名下的一切财产，将来都是徐守仁的。她不把大太太放在心里，因为不是她的对手。上了年纪的人，说不定啥辰光眼一闭脚一伸，就全完了。最讨厌的是林宛芝，长的年青漂亮，从来又不生病，今天还表示要养活义德哩，鬼才相信。义德没出事，就和冯永祥那家伙眉来眼去，这样水性杨花的人，不变心才怪哩！她多少知道一点她和冯永祥来来往往的事情，有意不点破，也不声张，让他们混下去，等到把柄抓到手里，林宛芝就别想再在徐公馆里住了。
“啥人讲漂亮话？不要出口伤人！”林宛芝忍不住质问朱瑞芳。
“自己没说，何必多心？”朱瑞芳坐在徐义德旁边，连看也不看她一眼。
“那你说啥人？”林宛芝追问她。
“屋子里也不是你一个人……”
朱瑞芳没有说下去，林宛芝从梳妆台镜子里看到她的手暗暗碰了一下大太太的左胳臂。林宛芝轻蔑地睨视她一眼说：
“有话自己说好了，不用搬兵。屋子里不是我一个，可是也没有第三个呀！”
大太太开口了：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两个欺负我一个，我不怕。你们不信，拿缝纫机来，我踏给你们看。”
朱瑞芳根本不理她这一套，冷言冷语地说：
“别人的事，我不晓得，我也管不着。义德，不管哪能，我不会变心的，我和守仁永远跟着你！”
林宛芝唰的一下脸红了，她一肚子气真想吐个痛痛快快，可是一时又急切得说不出话来。她总感到在大太太和二太太面前抬不起头来。她的眼光盯着徐义德，好像质问他：你是哑巴吗？让她们欺负我，为啥不开口呢？
“有话好好商量。现在是啥辰光？你们这样，家庭不和，叫我哪能放心的下？”
徐义德这么一说，朱瑞芳不好再刺林宛芝，她装出一副可怜相，说：
“只要人家不给我脸色看，我总是让别人的。你放心好了，义德，为了你，我啥都可以牺牲。”
“义德说得对，”大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家不和受人欺，这不是有意和义德为难？……”
徐义德察觉林宛芝的眼光又望着他了，知道她肚里有话，他连忙打断大太太的话：“大家少说一句，好不好？”
大家真的不说话了。许久，也没一个人吭声。徐守仁急了，问：“爸爸，为啥不说话呀？”
徐义德对三个老婆的态度都很满意。他怕把事情说得太严重，反而会使她们遇到事情不知道哪能应付。见她们三个人都不言语了，给儿子一催，他靠到沙发上去，嘴里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轻松地打破了沉默：
“你们有这样的打算，很好，很好。沪江要出事，这是肯定的。不过，还要看我们的布置。事在人为，就是这个意思。可能事体不大，即使出了大事体，”他望着香烟上三个“５”字凝思，马上联想到香港新厂、瑞士银行的存款、徐义信……想起留了这个退步真是诸葛孔明的妙计，必要的辰光往香港一溜，走进新厂，徐义德又是徐总经理了。不怕你共产党有天大的本领，对香港的徐总经理又有啥办法？他嘴角上露出了笑纹，暗暗得意地说：“也不至于到那样狼狈的地步，太太，不会和你一道讨饭的。”
他转过脸去对林宛芝说：
“也不需要你踏缝纫机来养活我。倒是瑞芳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我徐义德在，别说你们三四个人，就是三四千人我也养的活。开爿厂，哪里不需要三四千人。”
徐守仁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父亲面前，天真地说：
“那么，没有事体了，爸爸。”
她们听徐义德这么说，也宽了心，抬起头来，眼光都集中在徐义德脸上。徐义德看见沙发旁边那个白铜制的一个年青的侍者，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大红制服，下面是笔挺的白裤子，两只手捧着一个圆圆的烟灰缸向着徐义德。徐义德把烟灰向烟灰缸里掸掉，想了想，说：
“也不是那么简单，这次运动政府很有经验，工作也很深入细致，听说到大厂去检查的‘五反’工作队都是大干部带着，不像小干部容易马虎过去。他们啥地方都要检查，连资方的家庭也要派人去调查。厂里的事，有我去布置，也可能不出大事。家里吗，我完全靠你们了。”
朱瑞芳懂得徐义德的意思，她接上去说：
“你是讲，要是家里应付的好，就不会出大事不是？”
徐义德点点头。
“那不要紧，家里的事交给我们好了。”朱瑞芳拍一拍自己的胸脯，很有把握地说，“让他们派人来调查好了，一问三不知，看他们有啥办法！”
“是呀，”大太太说，“我们就说我们啥也不晓得。他们来一百个人也不怕。”
林宛芝心里稍为平静了一点，说：
“我也是这个主意。”
朱瑞芳指着守仁说：
“政府派人来，你不准瞎讲！”
“我真的啥也不晓得，”徐守仁退回去，靠着床边坐着，说，“我说啥？”
“只要大家讲话一致，应付起来就容易了。当然，还要做点准备，……”
大太太不懂地瞧着徐义德：
“哪能准备？”
“值钱的东西不能留在家里，最好都藏到亲戚朋友家里去。万一沪江纱厂出了事，公家要我私人赔偿，可能会来抄家的。”
徐义德讲话没有留心手上的香烟已经快完了，烧烫了他的肥嫩的食指和中指，他生气地把烟蒂往那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