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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总经理说的对，我最近也感觉到了苗头不对。我们在厂里办事的人，大事体当然不清楚，上面的情形也不知道，就从我们小角落来看。和平常就两样。不说别的，就讲税务分局驻在我们厂里的驻厂员方宇同志吧，最近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好像税不要了似的。我们打电话到税务分局去，那边要么是没人接，要么是问你是哪一个——问的可仔细，像审问犯人似的。我就说，我是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找他有要紧的事体谈。那边总回答没有空没有空。为啥没有空呢？一点风声也不漏，再问，他们就把电话挂上。再说我们厂里的党支部书记余静同志和工会副主席赵得宝同志吧，他们也忙得很，常常出去开会。开啥会，到啥地方开会，谁也不吭气。开完会回来，神色很紧张，见了我们就远远离开，仿佛我们身上有啥龌龊物事会弄脏他们衣服似的，正面碰到也不大讲话。正如徐总经理估计一样，我也认为不是一个好兆头。”
徐总经理对坐在书桌边的潘信诚说：
“信老，你们厂里的情形怎么样？”
“我不大清楚，想来大体和‘沪江’差不多吧。”潘信诚稳重地把他厂里的详细情况避而不谈，因为他不完全了解今天来客当中的情况，如果走漏出去，传到政府首长的耳朵里，那是不利的。他说完了以后，看看四周的人，都是工商界的朋友，稍为放心一些。
“你的熟人多，接触的面广，总比我们要多晓得一些，”徐义德不放过潘信诚，他又追问一句，“信老，最近可曾听到新情况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阿永熟悉，他到处走动，是我们工商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啥消息总是他先晓得。有些我们不晓得的事体，他也晓得。得把他找来。阿永在啥地方？”
冯永祥听到潘信诚在问他，他把腿更弯曲下去，完全躲在徐义德的身后了。徐义德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说：
‘刚才在东客厅里看见过他，现在，可能还在那边。”
梅佐贤从里面沙发上站了起来，对徐义德说：
“总经理，你这边坐，我请永祥兄来。”
梅佐贤走过来，徐义德移动脚步，冯永祥见自己躲藏不住了，他跨上一步，站在徐义德的左前方，伸出手来挡住梅佐贤的去路，笑嘻嘻地说：
“不必去请，我冯永祥自己来了！”
宋其文说：
“阿永躲在啥地方的？我们怎么没有看见？真奇怪。”“不奇怪，”冯永祥走上一步，站在大伙当中说，“我刚才心血来潮，掐指一算，晓得信老有事要找我，我就来了。”
“我晓得，……”徐义德发觉冯永祥刚才从他身背后走出来的。
冯永祥生怕他的西洋镜被徐义德拆穿，连忙暗示徐义德：
“德公晓得就不必说了。”
马慕韩和朱延年走了进来。在他们身后出现的是柳惠光和韩云程。坐位不够，大家谦让，反而多出空位没人坐了。梅佐贤从东客厅里端进来三把红漆皮的椅子，大家才陆续坐下来。朱延年没有地方坐，他靠在马慕韩旁边，在沙发扶手上坐下。他不死那条募股的心，紧紧靠着马慕韩。梅佐贤端了张红漆皮椅子坐在门口。冯永祥的坐位紧对着壁炉。他装出没有听见刚才大家谈话的神情说：
“信老，你找我，有啥吩咐吗？”
“你再掐指算算看。”
“心血不来潮，掐指算不出。”
“可见得你还不够灵。”马慕韩说。
“要灵，还是让我们的德公算算，他是铁算盘。”冯永祥和徐义德开玩笑。
徐义德对潘信诚说：
“不要算啦，你说说就行了，信老。”
潘信诚把刚才大家所谈的内容扼要说了一下，旋即问冯永祥：
“你说，究竟是啥事体啊？”
“啥事体？”冯永祥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很奇怪，他反问潘信诚，“信老，陈毅市长在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讲的话，你记得吗？”
“没有多久的事，哪能会不记得哩。”
潘信诚想起史步云在这次人代会上代表棉纺业提出了上次谈的年终奖金那些问题，政府交给有关部门解决。
“陈毅市长在第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说，”冯永祥讲到这儿，整个书房里的客人都把面孔对着冯永祥，聚精会神地静听。书房里静悄悄地，可以听见外面客厅里乱哄哄的人声，和从楼上飘扬下来的美国爵士音乐。徐守仁正在楼上，紧靠着电唱机，一个人手舞足蹈地欣赏世纪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冯永祥俨然成为谈话的中心人物，他一本正经地小声地说，仿佛在保守机密似的。坐在远一点的人，像徐义德，他就听不大清楚。徐义德要求冯永祥讲高一点，大家都赞成。因为书房里的客人大多数都不是市的人民代表，没有听到陈市长的报告，显出特别关注的神情。冯永祥打扫了一下嗓子，说，“好，我讲高一点儿。”
梅佐贤从门口那边走过来，倒了一杯热茶送到冯永祥面前，巴结地说：
“冯先生，先喝杯茶，润润嗓子，再说。”
冯永祥受人奉承惯了，他并不在意梅佐贤的殷勤和恭维，点点头，算是表示他的谢意。他并没有喝，向大家说：“陈市长说：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我们必须大力地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同时发动严惩贪污与反对浪费的运动，并以这两个运动为本市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各机关必须厉行精简节约，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精简人员，清理物资，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一定要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严惩贪污和反对浪费。陈毅市长认为：特别重要是在我们上海市进行严惩贪污与反对浪费，因为上海市增产节约的任务重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腐化的风气包围着我们。我们如果不彻底严禁贪污，打破包围，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便站不起来，便不能完成建设新上海的任务。陈毅市长号召：上海市各级政府人员及广大市民，在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时，立即与贪污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发动猛攻，非做到‘彻底消灭贪污罪行’绝不休止！”冯永祥一口气说到这里有点累了的样子，他端起刚才梅佐贤送过来的那杯热茶喝了两口，向大家扫了一眼。大家的面孔紧张、严肃。他接着说，“陈毅市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又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讲的话，谁敢不照办？”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话由冯永祥的嘴重复出来，冯永祥因此觉得自己的地位也蛮高，很神气地望了大家一眼。他的眼光最后停留在潘信诚面孔上，说：
“信老，你说，干部门哪能不紧张？”
“这个我了解，我在人代会上也听到陈市长这番话的。但是，为啥最近看不大见干部呢？问题在这个地方。”“哦，”冯永祥会意地说，“那是因为最近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陈市长特地在上海市邮政局设置信箱，接受各界人民和公教人员等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秘密检举和控告。三反运动这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你到啥地方去看到干部？这辰光，干部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别说沪江纱厂，税务分局派来的那位方宇驻厂员，就是再大的官，他首先得顾顾自己，至于啥税款呀，那倒是次要的。”
冯永祥的答复，徐义德仍然不满意。他问：
“三反运动么，市面上倒听到一些风声，有的《解放日报》也登了，我们想知道的是：究竟三反运动是哪能反法啊？
永祥兄。”
潘信诚、宋其文和柳惠光他们都同意徐义德意见，异口同声地说：
“对呀。”
朱延年加上一句，表示自己拥护姐夫徐义德所提的问题：
“徐总经理所谈的，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呀，问题报复杂。”冯永祥并不晓得中共上海市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三反运动的真实的具体情形，但自己是大家公认的工商界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件事体哪能不晓得呢？天下事冯永祥没有不晓得的。怎样把不晓得的事说成晓得，而且和真实的事实又不能相差太远，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冯永祥抬起头来望着斜对面的书橱和书橱上的那个康熙年间的白底蓝花的大磁盘。他感到书房里的水汀烧得太热，解开深咖啡色的英国条子哔叽的西装上衣的钮扣，整理了一下那条大红呢子的领带，想了想，吃力地说，“三反运动主要是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发生的事情不一样，采用的方法当然不能一律。共产党办事总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三反运动，各个机关不同。”
冯永祥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还是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梅佐贤见到徐总经理把两道眉毛皱到一起，显然是不满意冯永祥的解答，同时，又表现出不好意思再问冯永祥。他为了投合徐总经理的心意，代他问冯永祥：
“冯先生，你说一个机关哪能进行三反好不好？比方说市人民政府，或者是我们这个区人民政府哪能进行三反？”
徐总经理暗暗点头。他心里想梅佐贤究竟不愧为我们沪江纱厂的一名人才，问题提的明确具体，叫冯永祥躲闪不开。
马慕韩也希望知道一点“内幕消息”，他说：
“阿永，谈一个具体机关哪能进行三反运动，我想，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可是我不能说。这是有关国家机密问题。我讲出来，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乖乖龙的冬，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吃不消。我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头。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好，慕韩老兄。”他对马慕韩嗨嗨笑了两声，然后转过脸去朝梅佐贤瞪了一眼，觉得这家伙为啥这样不识相，在众人面前“将”了他一“军”，差一点叫冯永祥下不了台。幸亏冯永祥灵机一动，借口国家机密，挽回了难堪的局面。他怕大家再追问下去，连忙熬了车，把话题引到干部身上，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说的，三反运动就是整干部。
但是，这个话在外边不能随便讲……”
冯永祥最后把声音压得相当低，暗示这几句话也属于机密范围之内的。
徐义德说：
“干部是要整，太官僚主义了。”他立即想起花纱布公司的干部和区里的干部，一个一个熟悉的面影从他眼前闪过。他又愤愤不平地说：
“一提起干部就叫人生气。别的方面我不了解，我也很少和他们打交道；花纱布公司和区税务分局的干部我可是清楚的，他们那个神气十足的官僚架子实在叫人吃不消，谈业务谈税法，老实讲，没有我们清楚；可是啥事体都得照他们的意见办，不然就给颜色看。我们有钱办厂，也不欠他该他的，凭啥要受这份气？诸位说，是不是？”
“是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说得声音最高的是梅佐贤。
“幸亏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来一个三反运动，整整这些干部，再不整，干部的官僚架子更不得了，恐怕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去了。”
“干部么，不可一概而论。”潘信诚伸出手来，指着徐义德，以他丰富的历世经验分析地说，“据我看，干部有三类：上级、中级、下级。一般的是上级好，中级差，下级糟。你刚才说的，是属于下级的干部，自然很糟糕。上级，那是无话可说。他们埋头苦干，艰苦朴素；办事认真，丝毫不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你和他们在一道，感觉不到他是个大首长。我五十多年来，见过不少市面，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大人物，从没有见过像中共这样的首长，他们可一点官僚架子也没有。”
“信老分析的也有道理，但是中、下级干部不能一概而论。”马慕韩想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解放军睡在南京路两旁马路上的情景，叫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根本没有听见过军队的纪律这样严明，入城以后，怕惊动老百姓，连门也不敲一下，就睡在马路上过夜，那些长官和士兵一样的睡在水门汀上。这样的好部队，老百姓哪能不喜爱？他不同意潘信诚对干部那种分类法，提出了异议，“拿解放军来说，进城睡在南京路上，没有惊动一家老百姓，这不能说‘糟’吧？”
“那是部队，那些干部真是好，无话可说。”潘信诚也同意这一点，“我不晓得见过多少部队，北洋军阀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英国美国的也好，可是从来没有像解放车这样好的部队，那么守纪律，讲道理，叫人见了一点儿也不怕，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部队。”
潘信诚并没有正面回答马慕韩的不同意见，马慕韩听出来他的意思：一般干部吗，还是他的意思：中级差，下级糟。马慕韩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在外滩中国银行的楼上。那是上海解放没多久，陈毅市长召集工商界的人士举行座谈会，他心中有一种新鲜的异样的感觉：干部不论大小，一律穿着布衣服，有的穿黄色卡其布的军装，有的穿灰布的人民装。猛一下见到，叫你分不出哪一个是高级干部，哪一个是下级干部。上海解放快三年了，他们还是穿着朴素的布衣，生活也很节省，见了人和和气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最初觉得他们在农村待惯了，进城以后，一定会变，现在快三年了，可是还没有变。原来以为他们是所谓“土包子”，对于军事和农村工作有一套办法，城市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就不一定能行，上海许多公共事业和一些大型工厂，军管会接管以后，派去的那些军事代表和厂长这些人，摸索一个时期之后，居然也熟悉了。这样一来，他对干部看法有些改变：他们不单是生活朴素，态度和蔼，平等待人，而且还有本事。国家大事交在这样的人手里，那是大有希望的，会给中国人出一口气。他对潘信诚说：
“我虽然年纪轻，接触到政府的干部也不多，但不论上级也好，中级也好，下级也好，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强，经验丰富，尤其是生活朴素，不爱钱财，确实叫人佩服。他们那个完完全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真是天下第一！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不大同意慕韩兄的说法。”徐义德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梅佐贤还代他送了两百万块钱给驻厂员方宇，怎么能说是干部不爱钱财呢？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生活朴素是真的，不爱钱财，我看不见得。钱，谁不爱？如果照信老的分类法来说，也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心里爱嘴上也爱；一种是心里爱嘴上不爱；第三种是心里不爱嘴上也不爱。现在的干部多数是第二种，如果你送上钱去，保证不让第二个人晓得，你看他要不要？我徐义德担保：他一定要。”
马慕韩摇摇头：
“德公，你这个说法，要考虑。”
“我有亲身的经验。”徐义德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看了梅佐贤一眼。
梅佐贤懂得他指的是方宇。梅佐贤说：
“我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
“就是有亲身的经验，也不能以局部代替全部，更不能以个人的经验下结论。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要从历史发展看问题，要比较的看问题……”
马慕韩在上海解放后就不断买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