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信告诉张科长，这批药是康健药厂配的。收到他的信以后，我们很严厉地批评了康健药厂一顿，解放以后，还这样做买卖，太不讲商业道德了，丢我们福佑的脸。幸亏张科长是熟人，对他不起，请他原谅。今后我们配货一定严格检查，谢谢他这次帮助我们发现了问题……”
通营业部会计部的门有人轻轻敲了两下。
朱延年说：“进来。”
门开了。童进走进来，劈头说道：
“经理，我刚才轧了一下账，又有一亿五千万的支票到期了，这两天要设法存进去才好。”
“最早的是几号到？”
“二十三号，一张八千万；二十五号，一张四千万，一张三千万。”
“那么还有两天了，”夏世富确实吃了一惊，他清楚经理这两天头寸很紧，这许多数目很难对付，他担心地说，“最晚的也只有四天哪。”
“是呀，”童进要求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书送上去没有多久，就被批准入团了，没有候补期。他最近在福佑做活好像责任加重了似的，常常想起自己是个青年团员应该和别人不同，要帮助大家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办事。他今天见了朱延年，态度也和往常不同，讲话比较强硬。他说，“经理，到期不付不行，现在开空头支票要办罪的啊。”
“我晓得。以后到期的支票，早一个礼拜告诉我，别叫我临时抱佛脚，措手不及。”朱延年对于童进的催促感到不耐烦。他皱起眉头，在想心思，过了半晌，说，“我们库存的氯化钾还有几桶？”
童进说：“这要问栈务部。”
“你打电话问一下叶积善。”
童进当时拿起电话问了栈务部叶积善，那边回说还有五桶。朱延年听到了这消息，他的皱着的眉头开朗了，告诉童进明天可以把一亿五千万的现款存进去。童进满意地走了，但是他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五桶氯化钾和一亿五千万有啥关系，为啥刚才经理愁眉不展，听到有五桶氯化钾就开朗了。这一亿五千万的款子明天又从啥地方来呢？他清楚最近外埠没有什么款子汇来，大的客户也没有消息，本埠欠福佑的款子数目很小，难道朱经理有点金术吗？不但童进怀疑，就连最知道经理底细的夏世富也莫测高深，不知道经理的葫芦里卖的啥药。等童进走出去，朱经理招手叫夏世富走到他面前，低低地对他说，他才渐渐明白了。
朱经理说：
“世富，你拿这五桶氯化钾到信通银行给我去办质押借款……”
夏世富愣了一下，不懂地问：
“氯化钾一磅八千块，一桶一百磅，只值八十万。五八得四，就是卖给信通银行也不过四百万，能派啥用场啊？经理。”
“咦，你这人真是傻瓜，你还算是我的外勤部长哩。”
“哪能？”
“改装一下，做s．t．①去押，”朱经理很有把握地说，“s．t．一磅四十万，一桶四千万，五桶值两亿，押他一亿五千万还不行吗？”
①s．t．：即消治龙。
“要是查出来，银行里一定不肯抵押这许多款子的。”
朱经理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一阵，夏世富恍然大悟，笑着说：
“那行。”
“款子到手，马上存到聚兴钱庄去。”
“好的。”
童进急忙忙地一头冲进来。刚才朱经理训斥了他一通，要他早一个礼拜通知他要到期的支票，他回去马上翻了一下，赶紧跑来报告：
“经理，下一个月十号有一张支票到期……”
“多少？”朱经理望着童进。
童进说：“数目也不小：五千万。”
“那没啥，”说到这儿，朱经理想起昨天夜里马丽琳和他商议结婚的问题，大家相见恨晚，都希望早一点办喜事。她要求在国际饭店大请一次客，按照文明结婚的仪式进行；他一算，请个四五百号客人并不困难，场面大一点也不费事，困难的是这笔开销可不小，最近银根紧，轧头寸不容易，要马丽琳拿出来，一则不好意思开口，二则会露了马脚；原来福佑药房朱经理是个空心大佬倌，那一定败事的。他说最近很忙，并且主要的是因上海解放了，新社会了，不时兴过去那一套繁文缛节。顶好是先结婚，然后发一个通知给亲友，过些日子，找一个大家空闲的礼拜六晚上，借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举行联欢晚会，和双方的亲戚朋友见见面，这样又大方又时髦。马丽琳给他几句话说动了心，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同意朱延年提出来的月内结婚。他想到马丽琳亮晶晶的钻石，想到她家里的华丽的陈设，想到她奢华的生活，因此，想到她一定还有许多财富……到下月十号，区区五千万，朱延年当然不放在心上了。他说，“到那辰光，我把办法，就是再多一点也没啥了不起。”
童进又陷入莫名其妙的境地了。他永远不了解朱经理。朱经理有时是挥金如土的富翁，有时是一文莫名的穷汉，时而快乐时而痛苦，叫人莫测高深，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困惑地说：
“那很好，我不过是事先报告经理一声。”
“世富，你到库房里把五桶氯化钾取去，快给我办好。”
“晓得了。”
夏世富会意地答应了一声，就走出去了。朱经理对童进说：
“明天你开张支票，到聚兴钱庄取一亿五来，存到信通去，正好付到期的支票。”
童进提醒朱经理：
“那边没有存款。”
“今天有笔款子汇到聚兴，恰巧是一亿五。”
童进笑着说：
“那太好了。”
叮叮叮……
经理桌子上的电话发出清脆的响声。朱延年不满地对黑乌乌的电话瞪了一眼：
“又是谁的电话，吵死人哪。”
他以为又是柳惠光来追还没有付清的尾数，想不去接，电话铃声却一个劲地叮叮叮地响着。
“真讨厌，”他板起面孔，拿起呼筒，恶声恶气地问，“谁呀？”从听筒里传来娇滴滴的女人的声音：
“是福佑大药房吗？我找朱经理——朱延年经理听电话……”
朱延年的面孔上漾开了微笑，很亲密地说道：
“我就是。丽琳……亲爱的，好。……你还要啥吗？……
新鲜菠萝蜜，我带来。……对，一定准时到……”
他放下电话听筒，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准备出去，刚走出经理室的门，正和童进撞个满怀，见他形色仓皇，忙问道：
“啥事体？这么紧张。”
“经理，”童进的话没有说下去，用嘴向着经理室一指。
朱延年会意地退回经理室，小声问他：
“究竟是什么事？”
“刘蕙蕙找你……”
“她又来哪，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像是狗皮膏药一样，死粘住不放。我和她早就没有关系了，找我做啥？”
刘蕙蕙和朱延年离婚以后，心里十分后悔，觉得他们是患难夫妻，和朱延年离开，怪不好意思的，心里老是惦念着他。但朱延年复业的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她越发后悔了。她当时想到的是自己，没料到朱延年这样没有心肝肺，原来活动得能够复业了，有意把老婆甩掉，好另外换一个，使她孤孤单单地过寂寞贫穷的生活。她的四千元奖金没有了，丈夫离开了，啥歌也唱不出来了。她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说，可是向谁倾吐？她到处了解朱延年的行踪，知道他没有结婚，在她心里于是点燃了希望。她想好好和他谈一次，用过去对他的恩情来弥补这次感情上的裂痕，恢复旧好。可是老找不到朱延年。今天，她看到弄堂口停了一辆小奥斯汀汽车，便鼓足勇气找上门来了，正好遇到童进，他同情地把她安顿在x光部里，匆匆忙忙来告诉朱经理。
童进见经理的脸色不好，怒气冲冲，好像有点怪他似的。
他心里很不舒服，说话也就不很客气：
“没事大概不会来找你的。”
“她在啥地方？”
“她坐在夏亚宾那边。”
“她就在楼上？”
“唔。”
“朱延年有点措手不及，用右手老是抓头皮，在想心思。
等了一歇，他说：
“你告诉她我不在。”
“她看到弄堂口的小汽车。”童进不愿意跟朱延年一道撒谎。
“就说我没有坐车子出去的。”
“她要等你呢？”
“等？……”朱延年又在抓头皮，眼睛注视着经理室的门，生怕她一头闯进来，无可奈何地说，“那么，叫她不要等，告诉她，明天早上我到她家去好了。”
“经理，明天早上你不是有约会吗？”
“那么，改在下午吧。”
“你整个下午也没空。”
“这，这没有关系，今天先把她送走再说。”
“那明天？”童进不放心地追问，“明天你还是见她一面，和她谈谈。”
“明天？明天，”朱延年见童进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便敷衍他两句，“明天下午我一定去找她。”
童进去告诉刘蕙蕙，她以为事体有了苗头，朱延年肯去找她，可见还没忘记了旧情。她走了。
过了一会，朱延年才走下楼去，跳上汽车，到润身池去。他准备在润身池先理发洗澡，然后睡一大觉，这样，他可以精神百倍地准时到马丽琳的家里去。
二十五日，朱延年和马丽琳结婚了。朱延年搬到马丽琳家里来住。从此马丽琳家里的一切都变成朱延年的了。朱延年成为马丽琳家里唯一的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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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在长宁路旁有两幢老式的英国洋房，进门那条柏油路两边种着半人高的冬青，像是翠绿的栏杆似的，直伸到尽头。从冬青上面朝两旁望去，是大片的草地，已经枯黄了。两边草地的尽头，靠墙是一排高大的楠树，虽然在严寒的冬季里，枝叶仍旧很茂盛。
一进门右手那幢比较大一点的洋房是上海市长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址。在柏油路尽头左边的那幢洋房，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进门左手那间客厅，现在是区委的会客室。会客室里的陈设十分简朴：壁炉上端挂着一幅复制的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像旁钉着两幅五星红旗。面对古老壁炉的是两张弹簧已经松了的破沙发，紫红布的沙发套子已经破了，特别是扶手那里破的厉害，露出黄嫩嫩的草。近窗那边放了三张柚木的靠背椅子和一张小圆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竹壳的大热水瓶，上面写着七个红字：中共长宁区委会。它前面扣着七八个玻璃杯子。从玻璃窗向外看去是美丽而又幽静的花园，下午绚烂的阳光照耀在墙边那一排高大的楠树梢上。
余静一走进这间会客室，看见里面有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在沙发上坐着，眼光对着给煤烟熏得漆黑的壁炉出神，显得很不耐烦，看出来他在会客室里一定等了很久。她的脚步声引起那个工人的注意，他以为有人来叫他了，自然而然地站了起来，一看见是余静，立刻走上去，握着她的手：
“你怎么来了？”
他是严志发，庆祥纱厂的工人，袁国强的好朋友。余静见了他，顿时想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了快三年的丈夫。
袁国强是个共产党员，在庆祥纱厂清花间做工，因为领导罢工，给抓进警察局，拘留在南市看守所里。在法庭上，他啥也没有承认，只是破口大骂国民党反动政府。国民党特务要他承认是共产党，他说不是；要他骂共产党，他坚决不肯。他被拉到老虎凳上，一直加到六块砖头，痛昏了过去，给冷水浇醒了过来，特务依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丝一毫的东西。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逼近上海郊区，特务头子警察局局长毛森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袁国强给带出了看守所的二门。他慢慢走到槐树下面，猛然瞅到前面的土坑，黑乌乌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给推下土坑，露出半个头在地上。一只黑皮鞋向他肩上一踢，站在地面上的特务说：
“你承认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你出去。”
“我不要出去。”
“那也好，你就死在这里。”
“一个人倒下了，千百万人会跟上来的，不怕死的革命工人你们杀不完的！”
“我们要把这些工人斩尽杀绝！”那个特务狞笑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不怕死的革命工人你们永远也不能斩尽杀绝的。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袁国强昂头望着夜色茫茫的天空，仿佛听到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前进的步伐，他豪迈地发出格格的爽朗的笑声。
一个警察把一铲铲土填到袁国强的土坑里。在上海最黑暗的时刻，在黎明将要来到黄浦江边的重要时刻，袁国强停止了呼吸，脸上却浮着胜利的微笑。
上海解放了。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都释放回家了。余静走遍上海每一个监狱，没有找到袁国强。约莫过了半个月，公安局的人从南市看守所里的一个老年的看守嘴里，知道槐树下面活埋了不少革命烈士。余静从一堆尸体中认出了袁国强。袁国强和其他被害的烈士都埋在龙华公墓里。袁国强顽强不屈的性格在余静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她从严志发身上，仿佛看到袁国强的影子。
她刚才到区委会来眉宇间兴奋的神情旋即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深沉的哀伤。她抑制着自己的伤感，强为欢颜地回道：
“来找杨部长。”
“你也找他？他真忙，我等了快半个钟头了，还没轮上。”
“哦……”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咦，”严志发惊诧地问她，“你叹气做啥？”
“我想起了国强，”她把手心里的手帕拭了拭有点儿润湿了的眼角，坐到严志发旁边那张柚木靠背椅子上，说，“他没有看到解放……”
“是哇，……”袁国强的坚强的影子在他眼前闪动，他的声音也低沉了。
“要不给反动派害死，看到解放后的新社会，一定很兴奋……”
“这自然啦。”
“快三年哪，……”说了这一句，她眼眶里的眼泪再也噙不住了，簌簌地落下。
怅惘若失的情绪笼罩在严志发的心上，他怀念着和袁国强的战斗的友谊。时间过得飞快，上海好像是刚解放，袁国强也仿佛刚去世没两天，袁国强亲切的有力的声音还不时在他的耳际萦绕。他忍住心中激动的感情，怕谈下去会引起她更大的悲伤，安慰她道：
“过去的事算啦……”
“他的影子常常在我面前出现，夜里也经常梦到他，看见了你，我好像又看见了他……”
她揩去两腮上的泪水，眼睛有点发红了。她低下头，望着右手心里的白手帕发愣。
他没有再答话。
会客室里静悄悄的，可以听见花园里那排高大的楠树枝上麻雀的啁啾声。
他的眼光注视着会客室的门，没有人声，没有人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岔开话题，问余静：
“你们统战委员建立起来没有？”
余静慢慢抬起头来，用手帕揩了揩鼻子，说：
“还没有，这个工作我们没搞过，支部里对这个问题有些思想情况，我今天汇报汇报厂里的情况以外，还要请示杨部长这个问题。你们那里呢？”
“我们那里也有思想问题，他们要我当统战委员，我不想做。”
“组织决定你做，你不做，行吗？”她逐渐平静下来。
“做啥工作也不做这工作，要我到朝鲜去抗美援朝也可以，痛痛快快和美帝国主义拚一阵，牺牲了也愿意，就是不愿意做啥统战工作。我主张根本不要统战委员。党里我只听说过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没听说有统战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