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的早晨》
又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小说从构思执笔，到写完改好第四部最后一行，经历了二十七个春秋。当然，这二十七年当中，因为客观原因，将近十年没有执笔。花的时间不能说少，现在总算完成了，我感到经过漫长征途到达终点的愉快。
现在，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四人帮”及其奴才们给亿万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特别是在文艺界，需要我们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我们要用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 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初稿，北京。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改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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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的政策而战
——揭露“四人帮”批《上海的早晨》和制造“桑伟川事件”的真相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黄浦江畔，风雨交加。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卢湾体育馆，一位名叫桑伟川的青年，被当众戴上了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位青年处之泰然，扬起两道浓黑的眉毛，冷冷一笑。
桑伟川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命运如何？震动上海、波及全国的“桑伟川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长期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所关心的。
如今，真相大白了。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仅仅因为写了一篇评论《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遭到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处七年徒刑。“桑伟川事件”是“四人帮”蓄意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阴谋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要从丁学雷的文章谈起。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作者的署名“丁学雷”，乃是“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笔名。这篇文章是“四人帮”授意起草，由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修改、定题，然后交给“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作为“炮弹”发出来的。随后，新华社转播了这篇文章，在一个月内，《人民日报》连发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章。“四人帮”之意不在评书，而在反党，借机攻击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勾结林彪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桑伟川读了这篇文章，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丁学雷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而周而复同志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
不平则鸣。过了三天，即七月十四日，桑伟川就着手写批驳丁学雷的文章丁。这个小伙子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于一九五六年进厂当实习生。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尤其爱好哲学和文艺。他勤于思考问题，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仔细了解上海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和党的政策，同小说对照起来加以思考、分析。两个星期功夫，初稿写出来了。桑伟川领导的青年哲学小组，对这篇稿子讨论过六次。大家围绕稿子的基本观点以及是否公开发表等问题，展开了自由而激烈的争论。桑伟川听取组内同志一些好的见解，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他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联系实际。对作品评论，不是谁说了算，要根据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看是否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繁荣文艺创作。
桑伟川把稿子寄到《文汇报》。这篇题为《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阐明了与丁学雷的原则分歧。桑伟川认为，小说“如实地反映当时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并描述怎么以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改造资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站在保护工人阶级的立场歌颂了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
桑伟川的文章很快地落到张春桥的手里。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一看，如获至宝，随即“批示”：桑文可以考虑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语，发给一批积极分子讨论一下，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立即下令了解桑伟川的“情况”，要《文汇报》加紧做好“批桑”的准备工作。《文汇报》赶紧拟订了一个“深入批判”《上海的早晨》的“发稿计划”。张春桥看了两遍，又密密麻麻写了一段黑批示。他承认：“这一仗不大好打”，“难在要使中间派也觉得我们对”。他所指的中间派，就是人民群众。他心怀鬼胎，阴险毒辣，下令“把桑伟川的文章打印出来，多找一些人看一看，甚至可以考虑，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在上报以前演习演习看”。那个余党也学着主子的腔调一旁吆喝，批道：“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找对立双方的座谈会，把有些论点‘放’出来。”
为了这次“演习”，《文汇报》着实忙了一阵。准备工作如此“充分”，连“桑伟川一方”的动态都探得一清二楚。会前，《文汇报》派人找桑伟川“摸底”，然后密报张春桥。
在张春桥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演习”开始了。
十月十三日，桑伟川衣着整洁，兴致勃勃地来《文汇报》赴会。“对立双方”摆开了阵容，一方人数众多，如临大敌；而另一方只有桑伟川一人。“讨论”一开始，桑伟川就开门见山地说：“对这部小说，我是带着问题去看的。对丁学雷的文章，我也是带着问题去看的，觉得很难说服自己。就拿怎样写资本家的本质这个问题来说，丁学雷的文章说马慕韩露出了马脚：既然是有马脚露出，那么作者也就不能算掩盖资本家的本质了……”他理直气壮地讲了一通。奇怪的是，对方保持沉默，几乎没有打断他的发言。原来，按照张春桥一伙的布置，先要“让桑伟川充分把观点放出来”，然后再抓住他的“辫子”，对他进行围攻。而桑伟川真理在手，无所畏惧，在团团包围之中，单枪匹马地和对方辩论了三个多小时。他用事实和道理，把飞来的帽子、棍子打得落花流水。
十一月二十日，《文汇报》按照张春桥的旨意，发表了桑伟川的文章和信，并加了一个由张春桥和那个余党修改定稿的“编者按”，诬蔑桑伟川同志的文章是“新长出来的毒草”，煽动“一切革命同志”都来投入“这场批判与反批判的斗争”。当天，《文汇报》派人了解桑伟川的“反映”。桑伟川严正指出：“你们的‘编者按’说，我的文章是新长出来的毒草，这应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单靠下个结论。”他说：“问题越辩越清楚。为了便于争论，你们可以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一发批判文章，群众看了都吓得不敢讲话。”
桑伟川哪里知道，“四人帮”就是要用法西斯大棒，封住人民的嘴，不让群众讲话，以便任他们愚弄、宰割；而他自己，正是“四人帮”及其鹰犬拚命要猎取来“杀一儆百”的对象呵！
以《文汇报》的“编者按”为信号，张春桥一伙对桑伟川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文的和武的两路夹攻，帽子和棍子双管齐下。
《文汇报》上，一片刀光剑影。短短两个月内，《文汇报》以《彻底批臭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整整十一个版面的文章、评论、报道、来信、座谈纪要等等。
《文汇报》的“编者按”发表以后，过了三天，桑伟川就遭到批斗，从此连续不断，逐步升级。过了二十天，即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亲自出马，在上海召开的大学文科座谈会上叫嚣，桑伟川“是右倾翻案思潮的产物”，要把他“放到社会上批”，并指令一些单位去揪斗桑伟川。主子一声令下，马天水、陈阿大等立即行动，霎时间，上海掀起了一个跨行业的“批桑”运动。
辱骂和殴打，封不住桑伟川的嘴。一有机会，他就张开嘴巴，为坚持真理而抗争。请听听他的声音吧！
他对《文汇报》的人说：“你们的‘编者按’是错误的，希望你们公开认错！”
十二月六日，桑伟川在批斗会上大声疾呼：“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拿我当敌人看待，对吗？要好好区别两类矛盾。我是人民的一员，我的观点应允许保留。”别人喊口号：“彻底批臭《上海的早晨》！”桑伟川却高呼：“《上海的早晨》是香花！”这天晚上，宣布他“留厂审查”，又拉去批斗。他遭到拳打脚踢，眼镜也被打坏了。
十二月八日，《文汇报》派人“摸”桑伟川的情况。桑伟川说：“昨天我在隔离室里，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想了一下。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批判会开来开去这些内容，还是我讲得多，他们讲得少，断章取义，讲不过我。”说着，他打开本子，“我理了四条：一、批判会应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使人心服口服；二、不准人身攻击，不要将对方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三、暂时不能口服心服，应允许我保留观点，不要乱上纲；四、要对我批判，只要不动手，我还是愿意听的。”他的要求合情合理，他的态度恳切感人。可是，当时他不知道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一伙干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勾当，他们敢这样办吗？
每天，从批斗会回到“牛棚”，桑伟川已精疲力尽。但是，他不休息，他还要写。不是写检查交代材料，而是写揭发批判文章。不仅写，而且投给《文汇报》、《红旗》。
十二月十五日，桑伟川在《〈文汇报〉形“左”实右倾向必须纠正》一文中写道：“我写了一篇文章，触犯了哪家的皇法？对作为群众一员的我专政，试问你们是什么阶级？”
十二月三十日，桑伟川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瞎叫嚷一通，把不同意见的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自己一面孔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凡是不同意他者都是‘牛鬼蛇神’，‘新毒草炮制者’。他们玩尽马列主义理论名词愚弄群众。从极‘左’到极右，软硬兼施，为着吞吃人的灵魂。”
在“牛棚”里，倔强的桑伟川，时而奋笔疾书，时而踱步沉思。就这样，他怀着“为真理而斗争的”激情，送走了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夜晚，迎来了七十年代的第一个黎明。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四人帮”精心策划下，《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丁学雷的文章，题目是《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这篇黑文，是反动文痞姚文元亲自下令，要《人民日报》到上海“组稿”，由“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炮制出笼的。姚文元把原来题目中的“路线斗争”改为“阶级斗争”，露出一副刽子手的凶相。在这篇文章里，丁学雷贼喊捉贼地说：“桑伟川的专业不是文艺工作而是煤气技术。然而，他却很懂得利用文艺评论的武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接着，丁学雷赤裸裸地叫嚷，类似桑伟川这样的“反动思想”，“决不是一棍子、两棍子打得死的”，要“不断地打，狠狠地打，打它几十年、几百年，直到确实打死为止”。这篇黑文发表后，对桑伟川的迫害越来越疯狂了。
桑伟川看了这篇文章，怒火中烧，难以抑制。他对《文汇报》派来的人说：“丁学雷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要写文章批判丁学雷。上次客气一点，用‘商榷’二字，这次直截了当地就是批判！你们《文汇报》敢不敢发？”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改变观点的话，就是叛徒。我是死也不会改变的！”
张春桥一伙没有料到，桑伟川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竟然如此“顽固不化”。他们对桑伟川咬牙切齿：不能把他打死，也要把他拖死。在“四人帮”指挥下，各行各业，甚至连郊区，都搭起了“批桑”班子。批斗会越来越频繁，最多的一天“游斗”了七次；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大的一次是拉线广播大会，强令六十万人参加。据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游斗”桑伟川共达二百九十多次。难以想象，桑伟川忍受了多大的痛苦，他年老的母亲又流了多少眼泪！一天早晨，桑伟川的母亲看见儿子病在床上，再也不能去“游斗”了，于是打电话要求让他在家里休息半天。谁知不一会，一批打手冲到桑家，用拳头猛打桑伟川的头，把他从床上拖走，把桑母推倒在地……
铁打的汉子桑伟川，始终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反革命淫威。批斗会上，他从不低头。即使狠命用力按下去，他也要把头抬起来，按一次，抬一次，再按，再抬。实践教育了他，使他抛弃了一切幻想，更加坚定地昂起了头。越是不准他讲话，他越讲，同时用笔战斗。
桑伟川为什么而战？
“四人帮”诬蔑他“反革命”、“搞复辟”等等，他不屑一顾，并引以为光荣。有的庸人却说他是“为个人名利”。对此，他很难过。一九七○年春天，他在给童年好友的信中说：“想与你倾诉一下不白之冤，似乎我写那篇文章真是为了我个人的名利。不，有哪一点对我有好处？除了我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为党的政策而战有利于自己外，对个人主义是根本没有好处的。”
“为党的政策而战”——桑伟川概括得多好呵！在反迫害的斗争中，他揭露的，他保卫的，他宣传的，无不关系到党的政策——“党的生命”。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坚决要求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保卫毛主席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歌颂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伟大胜利。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大声疾呼，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货色，否定一切的反动思潮，拿棍子打人的法西斯行径，“必须暴露之，彻底批判之”，“这里毫无妥协的余地”！
他痛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人民日报》里“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引用列宁的语录，揭露“四人帮”扮演着“牧师”与“刽子手”的两面角色，怒吼道：“你们牧师不要当了，不要再给我说教了，我的观点至死不变。你们还是当刽子手吧！你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判我死刑，我就雄赳赳上刑场！”
桑伟川为什么战斗得这样英勇？
打开法院《桑伟川案件》的卷宗，单是读着他一九七○年给朋友的几封书信，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叫道：“桑伟川呵，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请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