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的敌人的“右翼”来。丁学雷之流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二点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所做的分析。丁学雷把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条件和不同的阶级关系所做的分析，硬糅合在一起，简直是不伦不类，做为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根据，当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更恶劣的是离开了历史条件，把这些分析综合起来强加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章里，妄图一棍子打死这部小说和作者，恶劣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可谓卑劣之至。
丁学雷不单是理论上荒谬，他所举的例子也可笑到惊人的程度。举的例子是马慕韩。丁学雷是这样写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得很，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
按照丁学雷的说法，作者真的“美化资产阶级”，罪该万死，难逃法网了。且不论小说里明明描写马慕韩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好，学习《共同纲领》也好，都是为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共产党和政府进行合法斗争，至于组织星二聚餐会，他经营的工厂五毒俱全，违法所得数百亿等等，更是他具有两面性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来看丁学雷是怎么分析的：
马慕韩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是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的，还是这个“红色小开”。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
“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时代走，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
前一个丁学雷批评周而复不写马慕韩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举的例子，却说明马慕韩的的确确有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打前一个丁学雷的耳光，清脆响亮，十分有趣。
如果小说只写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一面”和“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不写它的两面性，既违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也失去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倒真的应该受到批评的。这次修改再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时候，写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地方，如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等等，仍然保留不动。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
在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这条罪状里，同样用的“无中生有”法和“有中变无”法。他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丁学雷主要举了汤阿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是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的徐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上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猖狂进攻？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正如上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丁学雷之流就是带主观性研究问题，“随心所欲地”看问题。
丁学雷大肆笔伐小说中描写工人汤阿英阶级觉悟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的过程，编制了几顶帽子给她和工人戴上，什么“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随心所欲地把小说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汤阿英不是什么“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身上不是没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不能停止。”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一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断学习”，三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有缺点，还有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丁学雷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人阶级”！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后，取走了沪江纱厂的账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斗争。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么？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靠”：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失败”了吗？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定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不了右的实质。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工厂”。
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钦定”，作者当时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人帮”便“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写了一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我把它作为附录，印在后面。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