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算我少见多怪。”
“见多识广，就不奇怪了。”
“早两天支部书记带我见了朱筱堂，本来要叫朱筱堂到支部来谈，后来想到朱家谈，顺便看看他家的动静，我们就去了。”
“母子俩都在吗？”
“都在。支书先向他们宣传了党的政策，说明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指出他最近散布攻击合作化的言论，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非法行为。如果再不改造，就要依法处理。他企图抵赖，不敢承认。我点了苏沛霖的名，要他交待最近和苏沛霖往来情况和谈话内容。朱筱堂一听我提苏沛霖三个字，他的脸唰的一下白了，面孔上像下了一层霜。他没法抵赖，只好吞吞吐吐承认，一再为自己辩解，说他十分拥护合作化。自己也想入社，就怕领导不批准，没敢提出来。因为不了解党的政策，可能说错一句两句话，请求对他进行教育帮助。支书训了他一顿，要他老老实实接受监督劳动，来往的人要及时报告监督小组：外出要请假，不准乱说乱动。他一一答应，保证改正错误，服从监督，决不乱说乱动。”
“这几天村里的情况怎样？”
“支书抓住朱筱堂这个黑根，灵的很，谈话第二天，村里谣言慢慢少了，背后嘀嘀咕咕的人也逐渐少了，有的中农开始向贫下中农和合作社靠拢了，口气也没过去那么坚决了，表示拥护合作化，只是说等一等就入社。今天村里更加平静，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互助组里那少数几个不愿入社的，开始有人报名，要求入社了！”
“想不到我离开村子没几天，形势变化的这么快！”
“现在形势很好，一天一个变化。”
“我现在就到镇党委会去汇报。”
“把水喝完。”阿贵指着小饭碗里的小半碗的开水说，“停歇再去。”
汤富海霍地站了起来，焦急地说：
“我现在已经落在形势后头了，再不去汇报，汇报的那些内容就没啥意义了。汇报完了，听听镇党委的指示，得赶快抓互助组联合入社的事，要趁热打铁！”汤富海对阿贵说，“朱筱堂和他娘，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会那样老实听话的。
你们监督小组要加强监督，提高警惕。”
“支书抓的比你还紧，和朱筱堂谈了话，又要我找苏沛霖谈了谈，向他提出警告：叫他认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别跟在朱筱堂的屁股后头转，如果再发现他活动，就要依法处理了。我们监督小组也开了会，分了工，进一步明确了各人的任务。朱筱堂这条毒蛇要是敢再伸出头来，一扁担不把他打死才怪哩！”
“我到镇党委去一趟，就回来。”汤富海下了台阶，走到天井里，回过头来，又对阿贵说：“不能麻痹大意，必须时刻注意朱筱堂的动静。”
阿贵站在大厅前面的石台阶上，望着汤富海坚强的背影慢慢远去，他大声答道：
“晓得了，保证误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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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徐义德轻轻把书房的门关上，走到写字台前面坐下，安静地喘了一口气，面对一叠印着公私合营沪江棉纺厂红仿宋字的信纸，皱着两道浓眉，在细心构思。他嘴里喃喃地念着“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反反复复念着这两句。上海滩上纺织业的前辈，聂云台的面影出现在他的眼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帝国主义忙着打仗，互相争夺，顾不上日用工业的发展，更顾不上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些发展，聂云台经营的纱厂也得到一些发展，并且创办了中华纺织厂，发展民族工业的梦想在他面前展开了美丽的远景。他精心规划，惨淡经营，买了地皮，建筑厂房，还向外国定购了纺织机器……没有多久，大战停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力量，卷土重来，占领了中国市场，挤垮了许多民族工业，大中华纺织厂不得不宣告破产了。聂云台美丽的远景只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他对自己说：
“那辰光工商界怎么会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又哪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哎，聂云台，多少个聂云台在上海滩上倒下去了……”
书房的门忽然半开了，大太太胖胖的脸蛋伸了进来，惊奇地低声问道：
“你和啥人在讲闲话？”
“我看我和谁讲闲话？”
大太太悄悄地把门打开，慢慢走了进来，向书房巡视了一下，寻找和他讲话的那个人，困惑地问：
“我在外边明明听见你和人讲话，怎么人没有了呢？”她在楼上念完了最后一遍经，想起他还没有睡，特地下楼来看看他，不料走到门口听见他和人讲话，心里忍不住生气了。她想一定是林宛芝这骚货在书房里，他要大家今天晚上不要打搅他，原来是和林宛芝在一道哩。她于是悄悄推开书房的门。
“那是我变戏法把人变走了。”
“你的花样经多的很，谁晓得哩。”
“告诉你们别来打搅我，我今天晚上有事，你为啥又来了呢？”
“我想你今天晚上有事，一定忙得得晚，应该吃些点心，特地问你要吃点啥。怎么狗咬吕洞滨，不识好人心呢？”
“我不吃，做做好事，你去睡吧。”
“要是饿呢？”
“我不会饿，上楼去吧，别再扰乱了。”
“啥辰光扰乱你的？别把好心当做驴肝肺，阿弥陀佛。”她走了，轻轻把门带上，说，“你忙吧，别乱怪好人！”
徐义德从大太太的背影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时，他和两个好朋友一同到上海一家纱厂里当练习生，每个月领两块钱的工钱。其中一个就是裘学良。另外一个从小工做起，以后升做技工，当了老师傅。他一生做了三十年工，现在已经年老退休了，生活还是十分清苦，要不是解放后有劳保条例，说不定已经饿死在马路上了。裘学良一直跟着他，慢慢当上了沪江纱厂的厂长，是他创办沪江这份企业的得力助手，因为操劳过度，得了肺结核，一直在家里休养，靠厂长的工资维持着生活。他一直关心裘学良的生活，这次合营尤其替裘学良担心，幸亏余静掌握政策，保留了原薪。他自己呢？沪江纱厂的总经理，拥有不到十万的纱锭，还是几个纺织企业的大股东。企业合营了，他是私方代表，并且还是合营企业的总经理，现在又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同样是三个练习生，却有不同的遭遇，目前的处境又大不相同。这是为啥呢？过去，他总以为是凭自己的本事，依靠资金和智慧才在纺织业闯出一个局面来。刚解放的辰光，他一听别人讲“资本家”和“剥削”这些名词，感到非常刺耳。啥剥削不剥削，没有他的资金，怎么能够造厂房买机器？要是他不动脑筋，花心血，哪里有沪江纱厂？没有沪江纱厂，厂里工人靠啥生活？棉纱棉布从啥地方来？他创办了这爿厂，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渡过了多少难关，沪江才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怎么说是不劳而获呢？正是因为他多劳，而且自命又善于劳，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这次在北京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了中央首长的报告，特别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像从梦一般的境界里苏醒过来了。他如同一个失明多年的盲人，忽然获得了光明，重新睁开了双眼，这才看清周围的事物。同样是一个三十年前的小工，他为啥单靠两块钱一月的工钱会有这么许多的资产呢？另外一个好朋友没有这么许多资产，连裘学良也没有这么许多的资产啊！如果不是剥削而来，从啥地方来的呢？用资金买机器造厂房，没有工人的劳动，啥地方有资金？有了机器和厂房，没有工人劳动生产，原棉自己会变成纱吗？纱自己会变成布吗？没有棉纱，利润怎么来呢？好比剥笋，一层层剥到最后，他看清了是工人养活了他。他不是勤俭创业，而是剥削起家。如果他不剥削，他一定走上从小工到老师傅的道路，顶多也不过是另一个裘学良，而裘学良也是他剥削起家的助手啊！想到这里，他听到“资本家”和“剥削”这些名词也不那么刺耳了。
书房的门有人砰砰敲了两下，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以为又是大太太来打搅了，便怒不可遏地对门口叫道：
“你还没有上楼？要是睡不着觉，可以再念遍经，请你别吵，好啵？”
“爸爸，是我。”
“谁？”他没有听清楚门外的声音。
徐守仁怯生生地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白玉也似的瓷碟子，里面装了满满的蜜饯无花果，手有点儿颤抖，碟子一上一下地摇动着。他站在门口，不敢向里面迈步子，等了一会，望着他说：
“娘叫我送点无花果来。”
“做啥？”
“怕你夜里饿。”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饿了，自己不会吃？你今天功课做了没有？你现在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再不用功就晚了。”
徐守仁高中毕业，去年考进了复旦大学经济系，每学期考的成绩不是五分就是四分。他深深感到再不把书念好，真的晚了。除了学校规定的功课以外，他还努力看报纸，看杂志，看课外的书，好像要把过去荒废了几年的学业补偿过来。
听了爹的话，他受了委屈，辩解地说：
“早做好了，不信，我上楼拿来给你看。”
“做好就行了，我不看你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你为啥还不睡呢？”
“娘叫我送这个来的。”他的左手指着碟子。
“我叫你今天晚上别来打搅我，你忘了吗？”
“没有。”
“你为啥听娘的话，不听我的话呢？”
徐守仁没有回答，半晌，才说：
“这是蜜饯无花果，味道很好。”他轻轻走过去，放在写字台上。
“你喜欢吃无花果，你拿去吃好了。”
“你要是饿了呢？”
“我说不要就不要，你给我拿走，别再打搅我了。”
“娘……”
“娘又怎么样？听我的话，快滚！”
徐守仁只好把蜜饯无花果原封不动地拿去了。
这个徐守仁走了，另一个徐守仁，穿着花衬衫和小裤管裤子，烫着飞机头，看起人来贼眉贼眼，两只大拇指勾在裤子的口袋里，肩膀不断一耸一耸的，在他面前出现了。想到另一个徐守仁，真叫徐义德日夜不安，时刻操心，担忧他能不能继承父业。看到他一脸横肉，竖眉瞪眼，不是动刀就是玩枪，就不敢往下想了。二十年前，棉纺业有一位百万富翁死了，留下了两个儿子，把家财挥霍得干干净净，弄得两手空空，靠借债过日子，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他怕徐守仁将来难免要走上这条悲惨的道路。幸亏提篮桥监狱和政府的管教，另一个徐守仁消逝了，现在的徐守仁是一个规规矩矩用功读书的大学生了。学校的教育强过他在家里管教十倍。他再不必为孩子担忧了，前途也有了保障，毕业以后，国家会统一分配适当的工作。他脸上露出安慰的笑容。
静悄悄中，砰的一声，书房的门给推开了，朱瑞芳怒冲冲地走到写字台前面，两只眼睛的光芒像是两道宝剑，寒光逼人，叫人见了不禁要打哆嗦。她盯着他看了一阵，大声吼道：
“你这是做啥？”
他看到她那股神气，不禁愣住了：无缘无故发这么大的火，为了啥呢？他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愤懑，冷静地问她：
“你这样做啥？”
“你自家晓得。”
“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一没叫你，二没碰你，我想我的事，同你有啥关系呢？”
“同我没关系，哼，关系大着哩！”
“请你说出来。”
“我问你：我好心好意叫孩子送物事给你吃，你为啥不要？”
“我不饿，当然不需要。”
“别人送物事给你，你就要了。”
“谁？”
“别装蒜。”
“那你搜好了，我这里啥也没有。”
“你以为我不晓得吗？”
“晓得啥？”他以为她要提江菊霞了。
“甜的不吃，你要吃素的不是？”
“她来是来过，问我要吃点啥，我说不要，她早上楼睡觉了。”
她的气平了一半，但脸上余怒未消，还是气愤愤的质问：
“那你为啥怪孩子呢？”
“我啥辰光怪孩子的？”
“你说他不准备功课，学校寄来的成绩单你没有看见吗？三个五分，其余都是四分，你还不满意吗？孩子每天都要念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一早爬起来就去上学校，不出去白相了，也不出去胡闹了。这一阵子用功用的脸快成一个长条了，你还要孩子怎么样？”
“问他一声功课准备了没有，也不能吗？”
“不能，孩子是我的，你应该相信孩子。他现在就怕人家看他不起。你问他做啥？”
“好，不问。请别打搅我。我的事还没有办完哩！”他指着写字台上的信纸说。
“无花果你不要也就算了，为啥要叫孩子快滚呢？”
“他站在那里吵得我不能做事。”
“谁无儿无女？儿子关心你，你又嫌吵。别人来了，你就不嫌吵了。”
“谁也没有来。”
“我晓得那个老鬼来了。你刚才承认了，怎么又想赖掉呢？”
“我打发她走了。”
“可是你儿子在楼上哭哩。”
“他爱哭就哭吧，同我没关系。”
“就是你引的。”
“我啥辰光叫他哭的？”
“你看不起他，叫他滚，哪个孩子能不哭呢？”“好，好好，怪我不好，明天再说行不行？别耽误我的事！”“孩子哭，你就不管，是你的事体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你说哪个重要，就是哪个重要。”
“不行，我要你说。”她一屁股坐在写字台前面的单人沙发里，双手交叉地在胸前一放，瞪着眼睛，说，“你不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
“哦，孩子重要，孩子重要，这该满意了吧？”
“啥满意不满意，当然是孩子重要。”她站了起来，亲昵地对他说，“办你的事吧，别说我来打搅你，我从来不打搅人的。我晓得你今天晚上有重要的事体，我可没打搅你啊！”
“对，你一点也没有打搅我。”
她悻悻地走了，一摇二摆，扭动着肥胖的臀部，胜利地跨出书房的门。
他站起来打了个哈欠，伸了一个舒适的懒腰。他对门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走过去把门关紧，好像要把一切的惊扰和烦恼都关在门外。他又坐下来，思潮像是一条清流，给朱瑞芳搅得浑浊不堪，啥也看不清楚了。他的心急剧地怦怦跳着，怎么也宁静不下来。他的眼光漫无目的地对书房各个角落巡视，最后在贴壁炉上首的三个玻璃书橱上面停了下来。玻璃橱里的那一部《四部丛刊》是解放前用金圆券抢购进来的。他不需要《四部丛刊》，也没有时间看《四部丛刊》。但眼看着金圆券一天一天贬值，不赶快买点物事，只好留着糊墙壁了。书房里摆一部《四部丛刊》显得典雅，而且有气派。他一看到《四部丛刊》就想起解放前惊心动魄的朝不保夕的紧张生活。那时美帝国主义倾销原棉，控制了中国的棉花市场。宋子文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本家凭着接收日本纱厂的财产，又紧紧控制了棉纺工业，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形形色色的压榨和搜刮，使得民族资本家的棉纺工业一线生机也没有，岌岌可危，加上金圆券的掠夺，早上起来不知晚上要出啥事体！上海要是不解放，更不知道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把棉纺工业摧残到哪步田地了。三座大山推翻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掠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展开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是光辉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