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来，怎么事先也不通报一声？”
老刘吓得退后一步，怯生生地说：
“是两位同志自己进来的……”
“当然是自己走进来的，这还用说！”
“是，是，……”老刘不敢往下说。
“以后要注意，”徐义德暗暗看了人民警察一眼，见他们站在客厅那里没动，好像知道他心中不满意，便进一步说，“我明天一早还要到政协开会哩。”
徐义德新选上长宁区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他想用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暗中压一压人民警察，让他们知道徐家是不好随便动手的。人民警察并没有给吓住，毫不在乎地说：
“这不能怪刘同志，是我们自己进来的。”
徐义德放下笑脸，故做镇静地问：
“有紧急的事体吗？”
他心里怀恨朱瑞芳。朱筱堂在乡下好好的，为啥要同意他到上海来呢？来了，又要守仁陪他出去白相，招摇过市，人家会不知道吗？徐义德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再加上一个“窝藏地主”，这个罪名可不小呀！朱筱堂一到上海，他心头就蒙上一层暗影：料想会出事的，却没料到来的这么快，又这么突然，简直叫他措手不及。要是早一点知道，可以把朱筱堂送走，有事出在路上，他就不负责任了。现在人就在他家里，徐义德和朱筱堂能脱掉干系吗？这真叫人束手无策。他接着想到，今天夜里给抓去也好，虽然沾上一点嫌疑，凭他在上海各方面的关系，可以把问题说清楚，好歹他是朱瑞芳的内侄，把事情推在她身上。他稍微定了定神，看人民警察怎么回答。
“当然有要紧的事体，否则也不会来打搅了。”
徐义德不等对方说完，立刻插上来表白：
“最近厂里很忙，我不常在家，不大了解家里的事，有啥亲友往来也不大清楚……”
朱瑞芳听到外边的动静，连忙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来了。她听到徐义德的话，知道他的用意，接上去说：
“是呀，义德这一阵子可忙坏了呀，早出晚归，连我们也很难和他照面。有啥事体，你对我说好了。”
“我们找徐守仁。”年青的人民警察说。
朱瑞芳听到儿子的名字，惊诧地大声问道：
“徐守仁？”
中年的人民警察肯定地点点头。
“找他做啥？”徐义德不解地问。
“他做的案子告发了。”
“案子？”
“偷窃案，”中年人民警察说，“还有别的问题。”“偷窃案？”徐义德还是不相信，说，“不会的，你别找错了人。也许是同名同姓？”
“一点也不错，待一会，你就晓得了。”
徐守仁枕边放着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临睡前，他贪婪地读着这本小说，简直入了迷，一边看着，一边想着明天是礼拜六，准备换一身最漂亮的西装，早点溜出去，找楼文龙玩他一个痛快。他看着《基度山恩仇记》慢慢入睡了。妈妈上楼把他从甜蜜的梦中叫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房间里的电灯亮了，妈妈脸色慌张，不安地站在他的床前。他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不解地问：
“我睡的正好，叫我做啥？”
“快起来！”
他惊慌地跳下床来，扣着白底红条府绸睡衣的扣子。朱瑞芳严厉地问他：
“你偷了别人的物事吗？”
朱瑞芳衷心地希望得到否定的回答，她好和人民警察办交涉。徐守仁没有吭声，但是羞涩地把头低了下去。不用再问，她心里完全明白了。她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
“没有出息的下流坯！”
那天离开朱延年家，徐守仁带朱筱堂到南京路“大三元”粤菜馆吃了饭，徐守仁要朱筱堂先回去，他给楼文龙拉走了。他们两人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又一村小吃店，里面人声嘈杂，乱哄哄地嚷成一片。他们走得有点疲乏了，肚子也饿了，便走了进去，叫了两笼包子和两碗鸡粥，一边吃着，一边向左右张望。楼文龙发现有个青年扶着一辆簇新的飞马牌自行车走到饭店门口，把车子放在门外，匆匆进来，也叫东西吃。楼文龙暗暗碰了一下徐守仁的大腿，眼光向门外一望，徐守仁会意地点点头。楼文龙叫他先走一步，楼文龙自己付了钱，站在那个青年面前，挡住他的视线。楼文龙慢腾腾掏出一包香烟，抽了一根出来，拿着那个青年桌上的洋火，擦了一下，没有点着，又擦了一根，才点燃了一枝香烟，叼在嘴角上，用劲吸了一大口，然后在那个青年面前吐出一阵浓烟，悠然自得地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那边徐守仁已经迅速而又熟练地把飞马牌的自行车偷到了手，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骑在上面，转到僻静的黄河路上去了。
楼文龙跨出又一村，飞也似的向黄河路上跟过去。徐守仁骑到北京路上才跳下车来，等到楼文龙赶来，他们两人脸上浮着微笑，得意地扶着那辆车子边走边谈。他做楼文龙的助手，偷自行车和别的东西已不止一次了。有时楼文龙帮他巡风，他自己动手。这次两人商量好，车子先让楼文龙骑回家去藏起来，第二天在新城隍庙碰头。
楼文龙设法给自行车改了装，原来是黑漆的，现在变成深蓝色了。楼文龙要徐守仁推到寄售商行里卖了一百万元，当天晚上两人又碰在一块了……
徐守仁跟朱瑞芳下楼，走进客厅。青年人民警察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逮捕证，给徐守仁看，说：
“你被捕了！”
“真的偷人物事吗？”徐义德问徐守仁。
徐守仁低着头，没啧声。朱瑞芳暗暗点了点头。
“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了人证物证才逮捕他的。”中年的人民警察说。
“那好，我也相信人民政府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大家应该依法办事。我在区里和市里也常和首长们接近，只要有人证物证就好说话……”徐义德愤愤不平地说。
“徐总经理的话说的对，”中年人民警察感到徐义德想威胁他，他并不怕，暗示地说，“你经常和首长们接近，一定懂得政府的政策法令，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办事的，绝对不会错的……”
他还要说下去，青年人民警察有点不耐烦了，插上去，对徐守仁说：
“走吧！”
朱瑞芳把徐义德的一套灰卡叽布的人民装拿给他。他不喜欢穿人民装，不过进监狱穿啥衣服都一样。他勉强穿上，稍微嫌大一点。朱瑞芳又给他收拾牙刷，牙膏，漱口杯子和毛巾这些物事，放在一个口袋里。他拿了，跟着人民警察走去。徐义德送他们出去，老刘早就等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守候着。
他们刚走到大门口，朱瑞芳从后面匆匆赶来，怕徐守仁在监狱里受凉，又递给他一件圆领大红绒线衣，还塞给他一百万元人民币。
黑铁大门外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人民警察把徐守仁关进汽车，他们自己也跟着上去。徐义德和朱瑞芳望着汽车迅速消逝在远方。她的泪水簌簌地从腮巴子上滚落下来了。
朱筱堂雄赳赳站在卫生间里，许久许久听不到一点动静，心里不禁纳闷起来，但不敢放松警惕，生怕万一冲进来，他得拼命抵抗。他高举凳子，冲门准备着。等到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的神经才慢慢松弛下来，悄悄打开卫生间的门，轻轻走到窗口，只见姑父和姑母站在门外，向远方瞭望。他放心了，知道和自己没有关系，连忙把手里的那张凳子还回卫生间，躺到被窝里，蒙头大睡，准备明天一早起来，赶快回无锡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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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昨天夜里你睡得那么早？”老刘神秘地望老王笑了笑。
“出事了吗？”
“唔，”老刘想起了二太太的嘱咐，马上改口说，“徐公馆里会出事？你别担心。”
老王在市面上混了快二十年了，他的眼睛见过无数男女老少，只要眉毛眼睛一动，啥人的心思他都摸得很准。看老刘那神情，就断定他肚里有话不敢说。老王并不向他恳求，只是说：
“你现在用不着我老王了，把我当外人看待，有事怎么肯给我讲哩！”
老刘给老王一激，有点口吃了：
“我，我啥辰光拿你当外人看待？哪桩事体没有告诉你？
你想想看。你，你不能冤枉我呀。”
“昨天夜里的事。”
“你已经晓得了？”老刘心虚地说。
“多少晓得一点——徐公馆的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不管哪个人的事，谁也瞒不过我老王。”
“那是呀，徐公馆的事，有本账在你肚里哩。”
“可是你想瞒过我，也好，以后老爷他们骂到你头上，可别要我老王给你求情……”老王不等话讲完，有意甩了一下袖子，迈步走去，好像从此不再理他了。
老刘见他一走，心里发慌，连忙赶上来，把老王拉到房里，低低对他说：
“不是我不告诉你，昨天夜里，她亲自关照的。”他伸出两个手指来，说，“叫我别跟外人说，不准传出去。”
“你把我当外人看待？”
“我们是自家人，……”
“你告诉我，我也不会对旁人讲，你怕啥呀！”老王笑了笑。
“你真的不对人讲吗？”
“那还用问。”
老刘一五一十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了老王。老王的眉头慢慢皱起，听到后来，又渐渐舒展开来，露出一种快适的感觉。他恍然大悟地说：
“二太太今天神色不对！”
老刘伸过手去捂住他的嘴，警告地说：
“叫你不要讲，你怎么又讲了？”
“我没有讲啊……”
“老王！”
二太太在客厅里高声叫唤。老王走出门房，老刘紧紧跟上来，对他耳根子又加了一句：
“千万不能讲啊！你装做不晓得好了。”
老王一边点头一边向客厅走去。他走进去，见大家都坐在客厅里，慌忙走到二太太身边，弯着腰，嘻着嘴，低声地说：
“您早！”
“到啥地方去哪？”二太太望了他一眼。
“在客厅外边……”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二太太打断他的话，训斥道：“又和老刘瞎嚼蛆去了，整天不做事，唠唠叨叨地做啥？”
“没和老刘谈啥。上次您讲了我们，我再也没和老刘谈话了。他一个人在门房里，闷得慌，老喜欢聊聊天，我劝过他不止一次了，他最近也不和人聊天了。”老王怕二太太在客厅里听到他们谈啥，又补了两句，说，“他一人有时在门房里自言自语，不晓得讲些啥。”
“你在外边做啥？”
“我正在扫地，听见您叫唤，就进来了。”
“下边的人应该多做事，少闲言闲语的。”
“您说的一点不错。”老王懂得在二太太气头上，得找个机会溜走，一见客厅里没有茶，他笑着问，“我去沏点茶来。”
“早就该拿茶来了，——我们下楼好半天了。”
老王听了这句话，匆匆退了出去。
坐在二太太斜对面长沙发上的吴兰珍等老王走出客厅，她关心地说下去：
“守仁为啥给抓了去呢？”
大太太叹息地说：
“平常不好好念书，贪玩，和那些阿飞往来，给勾引坏了！”
吴兰珍恍然大悟地说：
“现在上海阿飞横行霸道，一定上了坏人的当，胡作非为，叫政府发觉了，警察才来抓他！”
朱瑞芳听了这位姨侄女的话，心里十分生气，因为刺到她心上的痛处。她绷着脸，说：
“守仁从来不和阿飞往来。你哪能想到那上头去了？幸好守仁不在，要是他听到了，可不依你哩！”
“这个，”吴兰珍心里好笑，觉得这位二太太真是睁着眼睛讲瞎话，徐守仁整天和那些阿飞厮混，徐公馆里上上下下哪个不知道？她一见到守仁那股流里流气的样子，就想呕，只好对他敬而远之。守仁却像一只苍蝇似的老是盯着她，打它不散，轰它不飞。为了这，她最近很少回来，星期六宁可一个人蹲在宿舍里看看书，或者和女同学出去看看电影。她一想到明年要毕业了，更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贪婪地在图书馆里一本又一本的啃书，恨不能一口气把图书馆里那些书吞个干净。一进了试验室，她就舍不得出来，不但一定要把试验做完，私下还希望通过试验，自己也能发明一个公式啥的。学校简直成了她的第二个温暖的家庭。可是大太太常想念她，不用到礼拜六，礼拜四五就叫老王打电话催她回来了。她不好拒绝姨妈的盛情，今天没课，昨天下午便回来了。一到徐公馆，她在姨妈的卧房里时间多，不大愿意出来和守仁白相，但是看在朱瑞芳和姨父的面上，又不好对守仁过于冷淡。她自己划了一个界限：在徐公馆里谈谈玩玩是可以的，有姨妈她们一道和守仁出去也是可以的，就是不单独和守仁一道出去。守仁最近约她几次，她都借故推却了。守仁在她眼里，就是一个阿飞。她在朱瑞芳面前说话，留有余地，只说他和那些坏人在一道，没想到，连这一点朱瑞芳也不承认。徐守仁被捕了，朱瑞芳一定很伤心，不便在这个当口和朱瑞芳争论。
她改口说，“我不过这么讲讲。”
朱瑞芳见她改了口，面孔的表情也松弛了，缓和地说：
“对我讲讲倒也没啥。”
“我想人民警察来抓他，一定有事，人民政府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
“这个么，也很难说。”朱瑞芳紧紧皱起眉头，不好意思把徐守仁的丑事说出来，撒谎说，“天下冤枉的事可多哩！”
“这孩子，受了冤枉？”大太太信以为真。她自己没有子女，对二太太和三太太虽然不大满意，但是喜欢守仁，不管是谁生的，总是徐家一条根呀！她焦急地对徐义德说，“义德，你在外边熟人多，你的办法也多，快点想想办法呀！”
徐义德坐在双人沙发上，从他面前的矮脚小圆桌上抽了一支香烟，点燃了，衔在嘴上，深深吸了一口。他觉得徐守仁不争气，在他脸上抹黑，使他无脸见人，生气地说：
“这畜生，谁晓得他搞的啥鬼名堂，关两天也好，落得家里清静……”
“你不能这么说啊，义德，好歹是自己肚皮里掉下来的。
我们徐家就是这一条命根子，先设法弄出来再说。”
“让这孩子吃两天苦头，他就听父母的话了。”
大太太见他生气，怕守仁在里边吃苦，同情守仁。她怪义德心肠太硬了，不能眼睁睁望着不想办法。吴兰珍对自己再亲热，大了，总要嫁出去的。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再也不会回来的。守仁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总是徐家的人，自己老了，也有个依靠。她比谁都焦急。她于是望着林宛芝，希望她出来说两句话，想法把守仁弄回来。她对林宛芝说道：
“你看，是不是想法把守仁弄出来？”
昨天夜里，朱瑞芳交代了老刘，不让他把风声走漏出去。她和徐义德商量，由她到公安局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徐义德到人民政府活动活动，把徐守仁弄出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事体办哪。徐义德回到林宛芝的卧房，原原本本告诉了林宛芝。现在只有大太太和吴兰珍不知道徐守仁被捕的原因。林宛芝等了半晌，故作不知地皱着眉头，忧虑地说：
“人民政府既要抓他，一时怕不容易弄出来。”
大太太不死心，进一步对徐义德说：
“不能想想办法吗？”
徐义德紧紧闭着嘴，大太太又说：
“到公安局去打听打听，问问究竟是啥原因，不能让这孩子受冤枉啊！”
老王送茶进来。听大太太说的话，心里忍不住要发笑，但竭力忍住，把茶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