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的，撕不下来。“五反”的辰光，她不敢得罪他，徐义德的事，还希望他帮个忙哩。等徐义德一过关，她觉得不能和他再这样下去，也对不住徐义德，万一传开出去，对自己的名声不好。同时，平常徐义德的言语之间，流露出来，好像知道她和冯永祥有啥关系。她追问下去，徐义德又总是岔开。她不得不特别小心，千方百计地回避冯永祥。冯永祥呢，像是水银渗地，无孔不入，总找机会牢牢地盯住她。他今天接连给她打了三个电话，她怕他电话不断打来，不如见一次面，把事情谈谈清爽，免得他再纠缠下去。他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叫她难以回答。她看到桌子上空空的，便把话题岔开，招呼服务员过来，自己要了一杯可可，问冯永祥：
“你还是来杯咖啡？”
“你给我要好了。你要啥，我喝啥。”
她给他要了杯咖啡，问他：
“你现在还是每天喝咖啡吗？”
“当然喝，比过去喝得更多。”
“刺激性东西喝多了不好，以后还是少喝一点。”“那个好说，”他把话题很快拉回来，说，“为啥最近不让我到你那里去呢？”
“这个，”她一时还是答不上来，说，“很久不见了，谈点别的不好？”
“不，我要先谈这个。老实讲，今天约你出来，就是要谈这个。”
“现在家里和过去不同了，去了不方便。”
“难道说搬了家吗？去了有啥不方便？”
她愣了一下，望了望邻近座位，没人，就低声地说：
“真的，现在家里和过去不同了。大的二的都不大出去，义德也常在家里，厂里不大去，公司里也不大去了。你说，来了，方便吗？”
“那我可以叫义德出来。”
“他最近啥地方也不去，态度消沉的很，尽在家里种花玩古董。”
“昨天我不是叫他出来了，在新雅吃了饭，很晚才回去。今天又出来了，刚才一道在北火车站欢送马慕韩他们上北京去开会，听他说要上棉纺公司去，所以打电话叫你出来。不是吹牛的话，我冯永祥有的是办法。只要你不老躲着我。”
“谁躲你。”她发觉这两天徐义德老是出来的原因了，想不到冯永祥的办法这么多又这么厉害。她说，“义德倒好办，大的二的最难缠了，我感到最近她们两人老是注意我。”
“注意你？”他还不放松，但态度稍微缓和一些了，说，“你自己别疑神疑鬼就成了。”
“不，你不晓得，她们确实在注意我。我下楼，她们也下楼；我回房间，她们也回房间；我出来，她们老是盯着问到啥地方去，几点钟回来，等着开饭。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最近这样关心，你说怪不怪？”
“她们要关心，让她们关心好了。见怪不怪，就没事了。”
“不，得提防她们一点。有啥把柄抓在她们手里，我在徐家就站不住了。阿永，你听我的话，我们不要往来了。这样下去，也不像话。”她放小声音，说，“希望你原谅我的苦衷。”
他摇摇头，说：
“就算大的二的整天盯住你，难道你就六亲不认，断绝亲戚朋友的关系吗？我有事找徐义德也不行吗？”
他这几句话把她问得哑口无言。她没有办法，只好哀求道：
“不要逼我，好不好？”
“谁逼你……”
他的话开了个头，服务员捧着一杯咖啡和一杯可可走过来。他向服务员又要了一杯斧头牌白兰地，喝了一口，剩下来的全倒在浓郁的咖啡里，一边用小勺子搅着，一边接下去说：
“想看看你，这算是逼你吗？我不晓得别人心里怎么样，我每天都想看到你，只要有一天看不到你，那日子就没法过。
你说，我这样，咖啡怎么会不越喝越多？”
“这样不好的。”
“我晓得不好，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忘记不了你。我不了解你怎么样，恐怕早把我放在脑壳背后了。”
“你不要这样，替我想想么，也替你自己想想，我们这样下去好不好？”
她无意把真情流露出来，像是一盆冰冷的泉水向他头上浇下，叫他清醒过来。他有意退后一步，说：
“那我们从此不往来好了，”他用手对着卡座里的长方桌子从中间划开，说，“一刀两断，好啵？”
她心里想“五反”运动的力量真大，他也变了。原来，她认为冯永祥不会答应她的要求的，现在他答应得这么快又这样突然，真叫她忍不住高兴。很长时间来，她心头一个难解的疙瘩，终于很容易解开了，心里明朗而又爽快，见了大的二的不必防着了，和徐义德在一道也不必内疚了，更不必整天忧虑和冯永祥的事体怎么了结了。只是有一点，她担心冯永祥受了受不了这个打击。他自己提出来了，想来是不会受不了的。她喝了一口可可，不敢正面望着他，低着头，两只手在不断揉弄着雪白纱手绢，鼓励他：
“这样好。”
“好极了。”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表面上却很平静。等了一会，他又说，“你家我以后再也不去了。”
“为啥？”
“不为啥。”他态度非常镇静，毫不在乎地说。
“你也不和义德往来了吗？”
他见她老是低着头，就狠狠地逼她：
“当然。”
她想起徐义德再三再四告诉过她的话，许多事要靠冯永祥帮忙，别人请冯永祥也请不到，冯永祥来了千万不能得罪。冯永祥不和徐义德往来，那徐义德有许多事要找冯永祥帮忙怎么办呢？冯永祥忽然和徐义德断绝了往来，那不叫外边的人猜疑吗？别人一追，打破砂锅问到底，岂不要泄露出去吗？她希望他不再纠缠住她，但是和徐义德要保持往来。冯永祥狡猾地说：
“我要避避嫌疑，别叫你为难。”
“和义德往来往来也没啥。”
“那现在为啥不可以往来呢？最近为啥不让我到你家去呢？”
她没有话说了。她想事体不能那么理想，两头顾不上，就顾一头吧。她抬起头来，怯生生地说：
“不往来也好。”
说完话，她避开他锐利的质问的眼光，又低下头去了。他看出她下了决心，真的要一刀两断了。他挺起胸脯，把披在额角上的一绺头发往后一甩，说：
“你别怕，好汉做事好汉当。有啥事体，我冯永祥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到你身上。”
“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我做了对徐义德不起的事，我找他说清楚，承认错误，上法院，坐监牢，我一个人去！”
她猛可地抬起头来，惊愕地圆睁着两只眼睛，注视着他，张开嘴只说了“你，你……”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她想不到他会这样威胁她，吓得她的心噗咚噗咚地跳动。半晌，她稍微平静了一点，才接着说下去：
“你，你无论如何不能，不能……”
“为啥不能？”他严峻的眼光直逼视她，说，“一切责任完全由我个人负担。”
“你一说出去，我，我就整个完哪。……”
她再也说不下去，急得眼眶润湿，用手绢捂着眼睛，几乎把半个脸蛋儿都遮住了。她噗咚一声，靠到卡座的角落上，失去了主宰，不知道该怎么样是好了。要不是在咖啡馆里，她真想哭个痛快。现在，她只好压抑着激动的感情，低低地哭泣着。
在她身后的柜台那儿，留声机正在放着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那生动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在空中飘荡。冯永祥用右手跟着节奏轻轻拍着自己的右腿，脑袋晃来晃去，欣赏这流畅轻快的曲子。他的眼睛不断地注视着她，等了好久，她还是嘤嘤地哭着。他小声小气地说：
“看你急的那个样子，我不找他说好了。你放心，我决不对任何人提起。”
她的哭声停了，可是手绢还蒙在脸上。他抓过她的左手，一边按抚着，一边说：
“有话好好说好了，哭啥。我总是为你着想的。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叫你有一丝一毫的损害。宛芝，你对我说。”
她不知道怎么说是好。他拿过她的手绢，拭去她眼眶上的泪痕，没等他拭完，她抢过手绢给自己揩了，坐正了，低声地说：
“你真的听我的话吗？”
“谁还骗你。”
“暂时不往来，行不行？”
他特别注意到“暂时”这两个字，知道她已经改变了主意。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哀求地说：
“希望这个时间不要太长。即使暂时见不到你，我每天一定到你们家墙外边走走，这该可以吧？”
她的心软了，说出了她的困难：
“会引起别人注意。”
“我找徐义德有啥关系？”
“你老是在义德出去的辰光来，久了，人家会不猜疑？我看，老王那个精灵鬼心里就有点数。”
“那我有办法。”他说到这儿，特地不说下去，观看一下她的态度。
“啥办法？”
“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也闷的慌，你不是给我说过，想学点京剧，我教你京剧好了。给你上课，人家该没闲言闲语了吧？”
她想这倒是个办法，但这么一来，冯永祥经常要上徐家来了，更和他断不了往来。她不想这么做。拒绝吗？她想起刚才他那几句有力的话，在她心中震荡，她无法不理他。她说：
“学京剧做啥？义德一定不赞成。”
“只要你同意，就行了，”他拍着胸脯说，“我保险，他一定赞成。那两个老东西肯学的话，我也教！”
她没有吭气。他知道她已经答应了，不再追问下去。
“春之声”已经奏完，换上了一张片子，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也是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那热烈、动人的旋律震动林宛芝和冯永祥的心弦。
她看看表：快六点了，说：
“该回去了。”
“好，我送你回去。”
“不，我一人回去。”她向卡座外边巡视了一下，幸好很清静，喝咖啡的人大半走了，吃晚饭的人还没来，马路上电车铃声不断传来，正是机关工作人员下班的辰光。她怕出门遇见熟人，说，“让我先走，你等会儿再走！”
“行。”他会意地说。
她跨出“家”咖啡馆，走了一段路，想起来时的决心，现在完全改变了，仿佛是一个掉下泥沼的人，越是想拔起来，却越陷越深。徐义德的影子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她仔细想想，这样下去不好，心一横，她掉回头，又走进了“家”咖啡馆，想恳求冯永祥原谅她，暂时连京剧也不要教，这样慢慢割断，以后好完全不往来。她走到刚才的卡座那里，冯永祥已经走了。她怅惘地站在那里，两腿好像无力迈动了。服务员过来，问她是不是丢了物事，她边看边说：
“是的，我的手提包丢在这里了。”
“不是在你手上吗？”对方指着她的手说。
她低下头来，看见抓在左手的咖啡色皮包，忍不住失声笑了：
“我这个人真糊涂。”
她旋即悻悻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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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叶月芳送了一杯茶放在余静面前，看了看手表，六点欠五分。她微微一笑，圆圆的脸上，两边腮巴露出两个笑涡，低声地说：
“五分钟之内一定散会。”
“你哪能晓得？”
她乌黑的眼睛机灵地一动，仿佛透过墙壁，穿过花园，可以看到中共长宁区委会议室一样，很有把握地说：
“杨部长掌握会议很守时，准时开会，准时散会。他解决问题简单扼要，利利索索，从来不拖泥带水的，讲话也不重复。他做报告，我给他做记录，誊清就是一篇出色的文章，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他到我们厂里开会也是这样。”
“对啦，你比我了解杨部长。”
“我？”余静忽然沉下了脸，她以为叶月芳想到别的方面去了，严肃地说道，“你说错了，秘书最了解首长。”
“你们是亲戚啊！”
“总不如你，”余静嘴角上露出了笑意，说，“你们天天在一块儿工作。”
“了解杨部长不大容易。他负责许多工作，办公室以外，他还忙区政协的工作，区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工作，还参加社会活动，有些我就不大了解。”
“当然，了解一个人不容易的，像杨部长这样的人，更不容易……”
“为啥？”杨健匆匆从外边走了进来，手里拿着笔记本子和几件公文，脸上露出处理完一桩事体的愉快神情，笑着说，“难道我是三头六臂？”
余静看表，恰巧六点，岔开话题，对叶月芳说：
“你估计的真准。”
“不是我估计的准，是杨部长准。”叶月芳叙述她们刚才谈话的内容，说，“余静同志等你好久了。”
“对不起，刚散会。”
“没啥。”余静关怀地问，“宝珍最近好一些吗？”
“昨天到医院去看她，好倒是好一些，不过，医生说，这个病不容易治。”
“心脏病确实不容易治。过两天我也想去看看她。”“你厂里已经够忙了，不要再为这些事操心了。”杨健说，“余妈妈身体好吗？”
“最近闹肚子，消化不良，身子发软。”
“找医生看看呀。上了年纪的人和机器一样，老了，要经常修理，注意保养。”
“到医院看了，吃了一点中药，老没好，厂里事体忙，家里的事体就顾不上了。过两天，我打算再陪她到医院去一趟。”
“那好。最近厂里怎么样？”
余静扼要地把厂里的情形说了一遍，然后说：
“徐义德很消极，满嘴是困难，啥加工呀，原料呀，资金呀；韩云程和徐义德他们不搭界，坚决要辞职；工人当中少数人有过左情绪，像谭招弟她们；这三块哪能也捏不拢来。厂里的生产计划到现在也没订，连请徐义德两次，他躲在家里，不肯到厂里来。工人的生产热情很高，有力无处使。”
“问题不小啊？”
“可不是！所以，找你求救兵来了。”
“求救兵？我不是解放军，哪儿来的兵？”
“不要开玩笑了，快给我出个点子吧。”
“区委的指示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她想了想，说，“‘五反’结束以后，要巩固胜利，及时地把‘五反’的热情转到以生产为中心的建设工作上去，组织群众，团结资本家，搞好生产。”
“这就是你要的救兵。”
“做起来可不容易。资本家倒好办，只要尊重他三权，给他一点利润，解决他一些困难，他一定会积极起来的。资本家哪个不要钞票？有了钞票，他一定积极。”
“你这个分析完全对。市委在这方面早就有了安排，”他打开手里那个黑漆布的笔记本，对她说，“工商业目前的呆滞现象是暂时的，上海已经成立了加工订货委员会，大力开展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的工作，加上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大部分厂商的困难解决了。到六月底止，政府通过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方式，照顾了九十九个行业，有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三户。大厂带动小厂，行业带动行业，私营工业产品产量一般都有增加，以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棉纱增加百分之三十二；棉布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面粉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电解铜增加百分之二百十六，市场交易活跃了。五月里召开那个物资交流大会，成交金额一七·四三一亿，上海代表购进工业产品六·四四八亿，私营厂商占百分之五十四；销出工业品五·五四四亿，私营厂商占百分之四十六。市场上商品成交量也大大增加了。”
杨健一边看笔记本一边说，余静掏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