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很聪明，希望她将来也学教育，当人民教师……我很……想你啊……健……”
她的语言有点乱，但是蕴藏在心底很久很久了，虽然是断断续续，但他完全懂得。他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可是他激动得竟不晓得说啥是好。她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好像这样可以不让她离开这个充满了希望和灿烂前途的祖国。他的眼眶有点润湿，视线也显得模糊了，怕哭声会给病人带来沉重的不幸的预感。他忍住泪水，低声说：
“你不要焦急，我想一切办法给你医治……”
房间里的电灯光这时也失去了光彩，显得有点黯淡，但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陈设摆得井井有条，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外不知道啥辰光落雨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增加了深夜的寂寞，一阵阵呜呜的海风拍打着窗户，房间里越发感到寒冷和阴森。他用深蓝色的花毛巾毯子给她盖上。她的两只手放在外边，眼光还在房间不断望来望去，最后落在房门上。他以为她在寻找啥，便问：
“要啥？”
她摇摇头。
“要喝点水吗？”
她摇摇手。他发现她的眼光望着房门，立刻意识到是找人，问：
“找余静？”
她“唔”了一声。他刚要站起来去叫余静，余静轻轻从外边走进来了，怕惊扰病人，附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
“救护车马上就到。”
“她在找你哩！”
余静屈着身子，冲着戚宝珍的面孔，轻轻地问：
“这会好些吗？表姐！”
表姐没有答她，只是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
当当……当当当……救护车的清脆的铃声划破了雨夜的沉寂，一声紧一声的从弄堂口外传来。余静陪杨健一同把戚宝珍送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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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沪江纱厂的饭堂今天变成了会场。
汤阿英和谭招弟来晚了一步，会场里已经挤得没有一点空隙，黑压压一片，到处是人。后来的人没地方坐，干脆贴墙靠门站着。谭招弟站在门口发愁，后悔来迟了，没有地方坐。汤阿英倒不愁，也不忙，她要谭招弟和她一同走进去看看。谭招弟跟着她挤进去，里面比外边宽绰一些，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汤阿英一眼看到秦妈妈和郭彩娣坐在那边，谭招弟和汤阿英挤进去坐下了。汤阿英的眼光对着临时高高搭起的主席台：在毛泽东主席大幅画像两旁，挂着两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钟珮文很吃力地找到的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给碧绿的叶子一衬，显得特别娇艳。主席台后面放了一排椅子，杨健坐在第三张椅子上，余静坐在杨健右边，眼光不时向台下四个角落扫来扫去，在看场子上的人是不是到齐了。她看了看表，和杨健低声讲了两句话。台前挂了两幅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上联写的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联是：巩固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上面一块横幅，也是红底白字，写着十四个大字：沪江纱厂“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台前左右两旁各放了三盏水银灯，工作人员在试验灯光距离，六盏水银灯同时打开，把主席台照得雪亮。台下的人的眼光都和汤阿英一样：注视着水银灯下的主席台，只有坐在右边第一排的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着头，不敢看主席台。
徐义德在铜匠间的说理斗争大会上伤透了心。他没料到秦妈妈和汤阿英提供那许多线索，检举了那样多重要的材料，更没想到他的攻守同盟瓦解得那么快。他根本没想到勇复基这样胆怯的人，居然也跟共产党走，并且挖了他的底牌，把黑账当场交给杨部长。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他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胆怯的人变得勇敢了，心腹的朋友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了。那么，天下还有啥事可以相信的吗？还有啥人可以依靠的吗？当时梅佐贤虽然还没有开口，但从勇复基身上看出梅佐贤最后一定会开口的，郭鹏当然是更加靠不住的人物。徐义德对一切人都怀疑了，连他家里的三位太太也是一样，林宛芝更加危险，不知道和余静谈了些啥。他心里想：那还有好话，一定是揭徐义德的底。他把过去认为最可靠的人都一一想了想，认为都不可靠了。唯一可靠的不是别人，是徐义德自己。他感到杨部长带着“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形成一种瓦解他的巨大力量。他感到陷在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里，自己十分孤单。他这才真正想起杨部长第一天到沪江纱厂对他说的那些话的意义和分量。他清清楚楚地看出只有坦白才可能挽回他将要失去的一切，再坚持抗拒下去，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会给他带来不幸和莫大的损失。上海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讲到做到。共产党既然讲坦白从宽，他相信决不是骗人的假话。如果能够不坦白，自然更划算；到了非坦白不可的辰光，那坦白比不坦白要划算。
他从铜匠间慢慢回到家里，认为一切都完了。林宛芝见他神色不对，问他是啥原故。他隐瞒了铜匠间说理斗争大会那一幕，只是说头有点痛，心里不舒适。她劝他早点上床休息，睡一个好觉就会好的。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说：
“唔，很容易，睡个好觉就好了。”
她听他的口气不对，连忙低下头问他：
“要不要请医生来？”
“医生治不好我这个病。”他摇摇头。
“那是啥病？”她歪着头问他。
他认为今天晚上是他一生最丢脸的一次，不愿意让她知道，也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徐义德在一切人面前都是一个有魄力有手腕办事无往不胜的能手，只有今天晚上败给他平素最看不起的工人手里。他料想不到连细纱间接头工汤阿英这个黄毛丫头也公然指着他的鼻子斗，逼得他步步退却，问得他哑口无言，未免太叫人难堪了。他不好意思把这些事告诉她。他要保持自己的威望和尊严。他咽下这口气。他怕她打破沙锅问到底，谎撒的不圆，就要露出马脚，改口道：
“我这个病不需要医生治，睡一觉就好了。”
“那快点睡吧。”
她离他远远的，不敢碰他，怕他睡不着。他躺在那里，紧闭着眼睛，却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一个数字在他脑筋里晃来晃去，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沪江纱厂整个资财当中除去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还有多少呢？虽然凭良心讲，他坦白这个违法所得的数字并非虚报，可是为了这个违法所得也开销了不少啊，得到以后，自己也花去不少啊。现在哪里有这许多现款赔偿政府呢？想到这里，他又后悔刚才不该那样坦白，少坦白一点不是一样吗？接着又问自己：少坦白一点行吗？不行。坦白了，沪江纱厂再也不是徐义德的了，要变成政府的了，徐义德落得两手空空的啦。他感到极度的空虚。他甚至于考虑到睡在自己身旁的林宛芝和这幢心爱的花园洋房，会不会也因此丧失呢？他想一定会。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呀，不是个小数目，到啥地方去拆这些头寸？别说现在“五反”，就在平常，也困难啊。数字不够，那还不要卖心爱的花园洋房吗？三个太太住到啥地方去呢？林宛芝仍然会跟着自己吗？这一连串的问题，他得不到肯定的解答。
她在他身旁睡熟了。她鼻孔里呼出一股股热气直向他脸上扑来。他干脆睁开眼睛，对着床头碧绿色的头灯发痴，喃喃地问自己：
“这些还是我的吗？”
然后他失望地深深地叹一口气。
窗外传来一声声鸡叫，不知道是附近哪家的鸡打鸣了。徐义德微微感到一些倦意，知道夜已深沉。他熄去床头柜上的灯，上眼皮慢慢耷拉下来。
林宛芝早上七点半钟醒来，见他睡得呼呼打鼾，便轻轻起床，对着他的脸仔细地望了望，低低地说：
“睡得真好，多睡一会吧，昨天晚上一定是累了。”
徐义德一起床，又想起昨天铜匠间的大会，他紧紧皱着眉头。考虑今天要不要到厂里去。第一个念头决定不去，在家里痛痛快快地躺他一天；旋即想起这样不对，坦白交代了不进厂，那杨部长他们也许会说徐义德消极对抗了。去吧，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的头寸呢？如果立刻要缴款，啥地方来的这一笔款子呢？不去，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就不要了吗？他们不知道徐义德住的地方？余静自己不是来过的吗？徐义德不露面不行的。进了厂，说明徐义德积极，说明徐义德仍然是过去那个有魄力有胆量的徐义德，即使有啥事体，在厂里也好应付，丢脸也只是丢在厂里，家里人不知道，社会上的人也不知道。他下决心按时到厂里上班。
他坐了三轮车在厂门口下来，走进去迎面恰巧碰见杨部长从“五反”办公室走出来。他想：难道家里有内线打电话告诉杨部长，杨部长有意在路上等他吗？他设法躲开，可是只有那么一条路，往啥地方躲？他硬着头皮走上去，有意把头低下，装做没有看见杨部长的样子。杨健却偏偏向他打招呼：
“你早。”
“你早，”徐义德抬起头来应了一声，但接下去不知道说啥是好，只是嗨嗨地笑了两声。
杨健向他点点头，他也机械地点点头，没有言语。
“你上班真准时……”
“不，您来的比我更早。”徐义德的态度稍为镇静了一点。他站在路上想快点走去，怕杨部长提到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块钱。可是杨部长站在对面不走，他也不得不站在那里了。
“不，我住在这里的。”
徐义德发现自己说话太紧张，竟忘记杨部长是住在厂里的，连忙安闲地改口道：
“对，我倒忘了。”他向杨部长上下打量一番，试探杨部长是不是在等他谈钱的事，说：“你这么早到啥地方去？”
“趁着没开车，到车间里和工人们谈谈。”
“哦。”徐义德放心了。
杨健要抢时间到车间去了解一下徐义德坦白交代以后的工人情绪，便和徐义德招招手：
“等一歇见。”
“好，等一歇见。”
徐义德坐在办公室在思索杨部长讲“等一歇见”的意思。他分析一定是和工人谈过话便来和他谈四十二亿五千四百二十二万的问题，哪能答复呢？全部缴还现款？用沪江纱厂抵押？不足之数呢？卖房子？借债？他心里有点乱，啥事体也没情绪做，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等候杨部长到来。这天杨部长没来。他弄得莫名其妙。第二天杨部长也还没来。下午，余静来了。他以为杨部长派余静来和他谈钱的事。他生怕余静谈到钱，主动地问她：
“这两天你们很忙吗？”
“不。”
“车间里的生产好吗？”
“好。”她出神地望他一眼。
“喝茶吧。”他送过一杯茶给她。
余静看出他神情不定，不等他再这样问下去，直截了当地说：
“告诉你一桩事体……”
余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生怕她提到那个问题上去，眼睛睁得大大的，定了定神，勉强镇静下来，和蔼地问：“啥事体？”他还没等她说出来，就想把话题岔开去，说：
“是原物料问题吗？”
“不是的……”
“一定是钱！”他心里说：“这可糟了。”
余静说下去：
“我们打算明天开个‘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你在铜匠间坦白交代的那些问题，你准备一下，明天在大会上向全厂群众坦白交代……”
“就是这桩事体吗？”
“是的。”
“那没问题，”他庆幸余静没有提到钱，再坦白交代一下并不困难。他高兴地说：“我准备一下好了。”
当时徐义德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回家一想，他又觉得问题极其复杂。余静讲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全厂群众参加，规模当然比铜匠间大的多。他记起那天晚上铜匠间的局面，确是生平头一遭。这次大会是全厂性质的，各个车间里的人都来，听见徐义德有这么大的五毒罪行，会轻轻放过徐义德吗？余静讲开的是“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自己五毒行为少讲一点，行吗？参加铜匠间会议的人会不提出质问吗？一点不能少讲。全讲出来，工人能让自己下台吗？自己检讨深刻一些，提出保证以后不再犯五毒了，这样可以取得工人的原谅吗？有可能。他一个人蹲在书房里，关起门来，写坦白交代的稿子。他在寻找妙法：既要坦白交代自己五毒的罪行，又要不引起工人的愤怒，还要深刻检讨，严格保证不再重犯，以博得大家的谅解和同情。这篇稿子写了两句就扯掉，重新又写，没写两句，还不满意，又换了一张纸。扯了十多张纸以后，一直写到快深夜三点钟，才算初步定稿了。
他回到林宛芝房间里，她正发出甜蜜的轻轻的呼吸声，睡得正酣。他拉开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推开窗户，天上繁星已经稀疏了。上海的夏夜非常寂静，叫卖五香茶叶蛋的沙哑的声音早已听不见了，远方传来赶早市的车轮的转动声。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特别清凉。
东方泛出鱼肚色，天空的星星更少了。他身上感到有点寒冷，便懒散地推上窗户，忘记拉上鹅黄色的丝绒窗帷，慵倦地躺到床上去了。
早晨的刺眼的阳光射在林宛芝的脸上。她起来了，发现自己和徐义德都是穿着衣服睡了一宿，料想他睡的时候准是很晚了，给他轻轻盖上了英国制的粉红色的薄薄的毯子，自己坐在梳妆台面前悄悄地梳头，不敢有一丝声音惊扰他。
徐义德起来，穿上昨天夜里准备好的灰咔叽布的人民装。他吃了早饭，到三位太太的房间里去转了一转，向她们告别。
林宛芝送他到二门那里，站在台阶上，说：
“早点回来。”
徐义德很早就坐在会场右面第一排，他期待这个大会早点开始，好早知道会议的情况；但又希望这个大会迟点开始，仿佛预感到有啥不祥的前途，不愿意那不祥的前途马上就在眼前出现。他的心情很矛盾，低着头，外表虽然很安详，心里可老是在噗咚噗咚地跳动。
余静在主席台上非常镇静。她不止一次主持过大会，但总没有今天这样的持重和老练，坐在杨健旁边，显得一切的事情极其有把握。她注视着台下的职工们，个个兴高采烈，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团结得好像一个人似的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在等待大会开始。只有徐义德坐在右边第一排，失去往日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低着头，不声不响。徐义德今天的神态和职工的高昂的情绪，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对照说明历史起了伟大的变化：向来高高压在工人头上的资产阶级低下了头，而过去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真正地站了起来，掌握了全厂的大权，领导大家对他斗争。徐义德像是罪犯一样坐在被告席上，在等待判决。余静看到沪江纱厂的新生，她眯着眼睛微笑，心花怒放，眼睛老是从第一排右边一直望到后面。
司仪钟珮文用高亢的唱歌的嗓子宣布大会开始，赵得宝走到主席台上那张铺着红布的小桌子面前，看到右边第一排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头坐在那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感到在今天这样庄严的大会上讲话十分重要。他自从进厂以来开这样的会是头一回。他生怕遗漏了一个字，也怕台下的人听不清楚，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的，声音非常清晰嘹亮，说明“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在杨部长正确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厂职工同志们要加强团结，总结这次经验，巩固胜利，进一步在生产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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