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不去问她？”珍妮指指门口的女巨人说，“你刚不是说不想再听了吗？”
“她又没有舌头回答我，我怎么问她？”盖普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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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写呀！”珍妮说，“爱伦·詹姆丝会员都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她们会把要说的话写给你看。你知道写字是怎么回事，不是吗？”
幸好这时海伦回来了。
盖普以后还会遇到爱伦·詹姆丝会员。虽然他对爱伦的遭遇深为同情，但对这批偏激的成年模仿者，只觉得厌恶。她们习惯一见面就递一张卡片给人。卡片上大致写着：
哈啰，我是马莎。我是个爱伦·詹姆丝会员。你知道爱伦·詹姆丝会员是什么吗？
要是你不知道，你会接到另一张卡片。
在盖普眼里，爱伦·詹姆丝会员就代表所有簇拥着他母亲，试图利用她推动她们的粗糙理念的女人。
“我告诉你这些女人是怎么回事，妈，”有次他对珍妮说，“她们可能本来就不善言辞；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做过半件值得说的事——所以割掉舌头也不是什么牺牲；事实上，这可能帮助她们避免各种尴尬。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你太缺乏同情心。”珍妮告诉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对于爱伦·詹姆丝。”盖普道。
“这些女人也受过其他苦，”珍妮说，“所以她们才会渴望更接近彼此。”
“而且让自己受更多苦吗，妈？”
“强暴是所有女人的问题。”珍妮道。盖普最讨厌他母亲搬出“所有人”这字眼。他觉得这是把民主推广到白痴的极端。
“它也是所有男人的问题，妈。如果下次发生强暴案，我就把我的老二割下，挂在脖子上到处走。你也觉得这种行为可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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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的是真诚的表态。”珍妮说。
“我们谈的是愚蠢的表态。”盖普说。
但他会永远记得第一个遇到的爱伦·詹姆丝会员——那个陪他母亲来他公寓的大块头；她离开时，写了一张纸条塞到他手里，像给小费一样。
“妈妈有个新保镖，”挥手告别时，盖普悄声对海伦说。然后他看保镖给的字条。
上面写着：
你妈值得两个你。
但他不能怨母亲；因为他跟海伦结婚的前五年，所有账单都是珍妮付的。
盖普开玩笑说，他为第一本长篇小说取名《拖延》，是因为它花了他那么长的时间写作，但他的进度一直很稳定、细腻。盖普不是个爱拖延的人。
这本小说号称“历史小说”。它的背景是从第二次大战期间（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直到苏联占领结束的维也纳。主角是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后，他必须保持低姿势，静候反击纳粹的最佳时机。但他等得太久。重点是，他最好在纳粹接收前就采取行动，但当时他对任何事都没把握，而且他太年轻，也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的寡母非常珍惜自己的生活；她一点不关心政治，只顾把亡夫留下的钱都藏起来。
战争期间，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丽泉宫动物园当管理员。维也纳的饥荒变得严重时，深夜常有人入侵动物园，这是赃物市场食物的主要来源。这位管理员决定放剩下的动物自由——他当然对自己国家的拖延和默许纳粹德国暴行之举一无所知。但因为动物都很饥饿，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一把它们放出来，它们就把他吃了。“这是很自然的事，”盖普写道。而动物也被在维也纳街头搜寻食物——只比苏军早一步——的暴民轻易屠杀。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无政府主义者的母亲活过战争，而且一直生活在苏联占领区内（盖普让她住他和母亲住过的那栋位于许文德巷的公寓）；吝啬寡妇对外人的包容，终于因一再目睹苏联人的暴行——其中以强暴案最多——而耗尽。她看着这城市恢复过去的温和节制与洋洋自得，回想起自己在纳粹崛起时的冷漠表现，不禁深感懊悔。苏军终于离开；时间跳到一九五六年，维也纳重现旧貌。但这妇人哀悼她的儿子和毁坏的祖国；她每个周末都到部分重建，恢复展示的丽泉宫动物园，回忆战时她偷偷来这儿探望儿子的情形。匈牙利革命促使这位老太太采取最终行动。数万新难民涌入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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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唤醒这自满的城市——它一定不能再袖手旁观——这位母亲试着重做一遍她儿子做过的事：她放出丽泉宫动物园的动物。但所有的动物都吃得很好，心满意足；只有少数勉强被赶着走出笼子，出来游荡的动物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丽泉宫的步道与花园中；最后它们都回到笼子里，未受伤害。一头上了年纪的熊有严重腹泻。老太太的解放动作虽立意良善，却完全没有意义，也未能落实。她遭到逮捕，法医检查出她罹患癌症；她得了绝症。
最后，很反讽地，她积聚的钱总算有点用途。她死得很奢华——住在维也纳唯一私立的鲁道芬纳医院。死前的梦里，她幻想有若干动物逃离动物园：一对年轻的亚洲黑熊。她幻想它们存活下来，生养不息，后来成为多瑙河谷著名的新物种。
但这只是她的幻想。小说结束于丽泉宫动物园那头拉肚子的熊之死——在老妇人去世之后。“现代革命不过尔尔，”一位批评家写道，他称《拖延》为“反马克思主义小说”。
这本小说因历史研究翔实正确——盖普对这方面其实兴趣不大——而备受赞扬。它的独创性，还有这么年轻的作者第一部作品就能提出如此独特的观点，也颇受重视。盖普这本书也由吴尔夫出版，虽然他同意在书衣上不提这是女性主义斗士珍妮·费尔兹的儿子的第一本小说，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拿这件事做文章。
一位批评家写道：“真难以相信，珍妮·费尔兹如今已享盛名的儿子，真的长大成为一个他小时候宣称他想做的那种人了。”诸如此类涉及盖普与珍妮的关系的不相干插话，都让盖普气结，他希望他的书能就它本身的优缺点被人讨论，但吴尔夫给他解释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者比较感兴趣的是，盖普是何方神圣，而不在于他写了什么东西。
“年轻的盖普先生还在写熊，”一位自以为聪明的老兄责备道，他精力十足，特地从名不见经传的杂志上翻出葛利尔帕泽的短篇。“或许等他长大，会写一点跟人有关的故事。”
但整体而言，这是一部水平在一般之上的Chu女作——也得到更多注意。它当然不是多么畅销，也没有让盖普成为知名品牌；它不会使他成为他母亲那样的“家庭必需品”——盖普发明的词。但吴尔夫告诉他，这本来就不是那种书，他也不是那种作家——永远不会是。
“你指望怎么样？”吴尔夫写信给他说，“如果你要发财成名，就改走别的路线。如果你对文学认真，就不要啰唆。你写了一本严肃的书，它严肃地出版。如果你以为可以靠它生活，你谈的不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有记住：你才二十四岁。我想你还会写很多书。”
吴尔夫是个值得尊敬的聪明人，但盖普对此不很确定——他也不满足。他赚了一点钱，海伦也开始领薪水，他不需要珍妮的钱了；但既然她给得爽快，盖普觉得拿一点也没关系。他自认起码要给自己讨一个奖品：他要海伦再生一个孩子。丹肯已经四岁，够大到会喜欢有个弟弟或妹妹了。海伦欣然同意，她知道盖普会让她轻松做妈妈。如果他愿意在下一本书的章节中间换尿片，就由他去吧！
但盖普再生育的动机不仅是想要第二个小孩而已。他自知是个特别容易紧张、警觉性高的父亲，他觉得如果多一个小孩分散他过度的焦虑，可以为丹肯减少一部分来自父亲内心恐惧的压力。
“我很快乐，”海伦告诉他，“如果你还想要小孩，我们就做一个。我只希望你放轻松，希望你更快乐一点。你已经写了一本好书，现在你再写另一本。那不是你一直想做的吗？”
但他对《拖延》的书评啧有烦言，书的销售量更让他唉声叹气。他抱怨自己的母亲，痛骂她那班“马屁精朋友”。海伦终于看不过眼说：“你要求太多了。太多出格的赞美，或是爱——反正是超出你应得的。你要全世界都说：‘我爱你的作品，我爱你。’要这么多太贪婪，会让人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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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都是你说的呀！”他提醒她，“‘我爱你的作品，我爱你。’每个字都是你说的。”
“可是世上只有一个我呀！”她也提醒他。
确实，世上只有一个她，而且他非常爱她。他总说她是“我这辈子最聪明的选择”。他承认自己做过很多不聪明的选择；但他们结婚的头五年，他只背叛过她一次——而且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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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海伦任教的学校里找来的保姆，海伦大一英文班上的大一女生；她对丹肯很好，但海伦说这女孩不是个出色的学生。她名叫辛迪；她读过盖普的《拖延》，对他佩服有加。每次他开车送她回家，她对他的书总有问不完的问题：你怎么会想到那件事？你怎么会那么写？她是个小东西，吱吱喳喳地引人注意，喜欢撒娇——像史迪林的鸽子一样不设防、忠实而愚蠢。海伦叫她“小母鸡”，但盖普着了迷；他不叫她绰号。波西家族让他对绰号有种挥之不去的厌恶。他也喜欢辛迪的问题。
辛迪打算休学，因为她觉得女子学院不适合她；她说她需要跟成年人一起生活，接触男人，虽然校方准许她搬出校园——大一下学期开始，就可以在校外租公寓——她还是觉得这所学校“限制”太多，她要一个“更真实的环境”。她想象盖普笔下的维也纳就是“更真实的环境”，尽管盖普努力向她解释那纯属虚构。盖普觉得小母鸡不知天高地厚，跟香蕉一样柔软，容易揉捏。可是他发觉自己要她，他觉得她轻易可到手——就像康特纳大道上的妓女，就等他开口。他唯一要付的代价就是撒谎。
海伦念了一篇知名新闻杂志上的书评给他听；书评说《拖延》是“一本复杂、动人的小说，有尖锐的历史回音……剧情环绕着青春的憧憬与痛苦”。
“他妈的什么‘青春的憧憬与痛苦’。”盖普说。这时刻正好有一种青春憧憬在困扰他。
说到“剧情”部分：跟海伦结婚的头五年，盖普只经验过一次真实人生戏剧，而它跟他的关系也不大。
盖普见到那女孩时，正在市立公园里的小径上跑步，他正前方有个赤裸的十岁女孩在奔跑。当她发觉快要被他超过，就倒在地上蒙住自己的脸，然后试图遮掩自己的下腹部，接着是还不存在的胸部。天很冷，已是深秋，盖普看见孩子大腿上有血迹，还有她恐惧、肿胀的眼睛。她对着他不断尖叫、尖叫。
“你出了什么事？”他问，虽然他已经知道了。他四下张望，可是周遭没有人。她把受伤的膝盖紧抱在胸前，继续尖叫。盖普说：“我不会伤害你，我要帮助你。”但孩子哭喊得更大声。我的天，当然啰！盖普想到：那侵犯儿童的可怕罪犯说不定也对她说过相同的话，就在不久前。“他往哪儿去了？”盖普问她。然后他换了语调，试图说服她相信他跟她是一国的。“我要为你杀死他。”他告诉她。她静静地瞪着他，她的头摇了又摇，她的手指把自己手臂上绷紧的皮肤捏了又捏。盖普说：“拜托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衣服在哪儿吗？”除了身上浸满汗水的Ｔ恤，他没有衣服可以给她穿。他穿着慢跑短裤、慢跑鞋。他把Ｔ恤脱下，立刻觉得冷；女孩大声哭嚎，极其大声，而且把脸蒙起来。“不，别怕，是要给你穿的，”盖普告诉她。他让Ｔ恤掉落在她身上，但她立刻挣扎摆脱，并把它踢开；然后她把嘴张得很大，开始咬自己的拳头。
“她还没大到可以辨出性征，”盖普写道，“只有｜乳头周围稍微隆起，有些许女孩的意味。她无毛的外荫部没有明显的性征，一双手也还是看不出性别的小孩手。或许她的嘴巴有点性感——她的嘴唇浮肿——但那不是她自己造成的。”
盖普开始哭泣。天空是灰色的，他们周围全是枯叶，当盖普放声大哭，女孩捡起Ｔ恤披在身上。他们就处于这种古怪的对应姿势——孩子蹲在盖普的Ｔ恤底下，瑟缩在他脚边，盖普在她上方号啕大哭——两人一组的公园骑警骑到小径上，看见这名一望即知的侵害儿童罪犯和他的受害者。盖普写道，一员骑警策马冲到盖普与女孩中间，将他们分开，“差点踏伤了女孩”。另一员骑警一记警棍敲到盖普的锁骨上；他写道，他半边身体都麻痹了——但另一边没事。他用“另一边”把骑警拖下马来。“不是我，你这混蛋！”盖普大吼道，“我刚发现她，就在这儿——一分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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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趴在枯叶上，手稳稳地握紧出鞘的枪。另一名骑警还在作势欲跃的马上，朝女孩喊道：“是不是他？”孩子似乎很怕马。她看看马，又看看盖普。恐怕她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都还弄不清楚，盖普想道——更不要说谁干的了。但女孩猛烈地摇头。“他往哪个方向跑了？”马上的警察问。但女孩仍然望着盖普。她拉拉自己的下巴，摸摸面颊——她试图用手势表达。显然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还是她没有舌头，盖普忽然想起爱伦·詹姆丝会员。
“有胡子，”坐在树叶上的警察说；他已经站了起来，但枪还没有回鞘。“她要告诉我们那人有胡子。”当时盖普也留着胡子。
“那人有胡子？”盖普道，“像我一样吗？”他摸着自己沾满汗珠的黑色络腮胡问女孩。但她摇摇头，用手指比着自己红肿的上唇。
“八字胡！”盖普喊道，女孩点点头。
她指向盖普的来路，但盖普不记得在公园入口附近看见任何人。警察伏在马上，穿过翻飞的树叶疾奔而去。另一名警察只顾安抚他的马，却没再骑上去。“替她遮遮身体，要不然帮她把衣服找回来。”盖普对他说。他开始沿着小径跑去追第一个警察；他知道站在地面上可以看到一些骑在马上看不到的东西。同时，盖普对自己的跑技有股愚蠢的自信，他以为即使跑不赢马，耐力也至少比马持久。
“喂，你最好在这儿等着！”警察在他身后喊道。盖普大步奔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跟着马在地上留下的蹄痕。还没跑到半英里路，就看见一个弯着腰的人影，躲在一棵距小径约二十五码的树后。盖普对他大声吼叫，那是个蓄白色八字胡的老先生，他回头时露出又惊又窘的表情，让盖普确信找到了侵害小孩的罪犯。他以雷霆万钧之势飞跃过藤蔓与矮小的灌木，扑向那人，后者正在撒尿，手忙脚乱地在整理裤子，的确是一副做了不该做的事被当场逮着的模样。
“我只不过……”那人要待分辩，盖普已扑上前，硬邦邦的短胡子直戳到那人脸上，开始像猎犬似的到处嗅闻。
“如果是你这狗杂种，我可以闻得出来！”盖普道。那人想躲开这半身赤裸的野汉，但两只手腕都被盖普牢牢扣住，盖普硬把他的手拉到鼻子下面。他再嗅一遍，那人好像怕盖普咬他，不断喊叫。“不许动！”盖普道，“是你干的吗？孩子的衣服呢？”
“求求你，”那人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过是内急。”他还没来得及拉上长裤拉链，盖普狐疑地瞄着他下裆。
“性茭的气味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