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之间进行了7次的首脑会谈，两国领导人之间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这些为改善关系而作的努力，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尤其是活跃的经济交流使两国之间的交易额大有增加，同建交当时相比，增加了3。7倍，两国互相成为第四位以内的贸易伙伴国。如今，韩国各地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产品、农水产品。另一方面数千家韩国企业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
其实，韩国的部分人士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便一味地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的对象。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倒认为邻国取得发展的时候，在双方展开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也会给自己带来发展的良机。
教授们，同学们！
20世纪距今只剩下400多天了。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发生最大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在历经人类的诞生、农业革命、城市革命、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等五大革命之后，我们正在步入知识信息革命的时代。
信息通讯、交通网络日新月异，开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时代。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使得国界毫无意义。产业革命以来持续下来的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一个单位的经济，正在发生急剧转变，现在正朝向世界主义和以世界为单位的经济发展。
现在单靠一台电脑，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同时进行全方位的信息交流，从事经济活动。
在这种世界化趋势之中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和贫困，开发和环保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毒品和恐怖活动等各种问题，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所独有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于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之外，仅靠一国的力量，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我们所处的情况正是如此。
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展开竞争谋取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为共同利益齐心协力。尤其是美、日、中、俄等四大强国以及生活在朝韩对抗的东北亚地区的我们，都要在共同命运的认识下，共同创造进行善意的竞争和合作的历史。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去年在东南亚发生的外汇危机扩散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其结果，给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亚洲经济的高速成长趋势笼罩了一层乌云。
韩国所面临的这种经济危机是在推动以高速成长为主的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政经勾结、官方主导的金融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所造成的。如今，我们下定决心，要从根本上重建韩国经济，并为此果敢进行金融、企业、劳动、公共等四大部门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
明年下半年，韩国经济将取得改革的成果，转趋稳定，从后年即2000年会进入发展的阶段。这并非只是我们自己充满希望的主张，也是注视着韩国改革进程的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权威机构和人士们的一致的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韩国能够如此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许多国际组织和以中国为首的很多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不顾自身经济上的困难，承受住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制止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的连续下跌，实在可以说是劳苦功高。
中国政府为世界经济，尤其为亚洲经济的稳定作出了有勇气的决断，以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人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尊敬的教授们，学生们！
我相信扩大韩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必将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克服当前的经济困境，开辟繁荣的康庄大道，再度飞跃。
众所周知，韩中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有着强大的成长潜力。今后，如果以交易和投资为基础，扩大产业、信息通讯、能源、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必可获取更多的机遇，谋求共同发展。
中国的远景目标，就是要改变产业结构，朝向高附加价值、高新技术密集的领域发展，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建设，建立新的中国。我相信韩国在这一过程中比其他任何国家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认为中国是真正的友邦，热切希望以这次的访问为契机，能为两国经济奠定更加巩固的合作的基础。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为了准备迎接21世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韩中两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历史的教训，韩国国民和中国 人民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和平与稳定，就没有发展与繁荣。
六年前的韩中建交，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大有贡献。虽然有了这一进展，但是东北亚的局势仍然显得不稳定。
韩半岛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区域内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等的军事紧张气氛也没有完全消除，仍然存在着许多贸易摩擦等的冲突的因素。
尤其，最近朝鲜发射一枚火箭发射体，这一情况甚至有可能点燃区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尽管如此，东北亚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以维护和平为目标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地区。如果考虑到东北亚有必要消除区域矛盾冲突，为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努力，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在东北亚建立合作组织的必要性。
为了使21世纪成为东北亚共存共荣的一个世纪，现在我们要奠定合作的基础。这一地区必须要从核导弹等大量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中，得到安全的保证。我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扮演不辜负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期待的重要角色，
东北亚的和平稳定的核心在于韩半岛的和平。
为了韩半岛的和平与合作，韩国曾表示坚定的立场。我在就任总统时，发表了对朝鲜的三大原则：第一、决不容许朝鲜的武力挑衅行为；第二、不追求吸收朝鲜完成统一的模式；第三，南北双方要实现和解并进行合作。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国政府的这种立场与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巩固韩半岛的和平问题上，如果说中国的角色极为重要，也非言过其实。
中国同韩国和朝鲜都建有外交关系。正如两年前我在这里向中国方面所要求的，中国作为四方会谈的主体之一，为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通过四方会谈，在韩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我再次建议中国担当更加积极的角色并给予合作。
我们决不会侵略朝鲜或者加害于他们。因此朝鲜对韩国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为了中国的利益，韩半岛的和平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期待中国为此扮演积极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
最近，韩国企业同朝鲜政府达成协议，展开金刚山旅游和其他经济合作，我积极支持这些项目。而且一向鼓励文化、宗教、新闻等各界人士访问朝鲜。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同他们来往。我相信这一切能够促使韩半岛缓和，让我们走上和解、合作之路。希望各位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合作。
尊敬的北京大学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正如上面所说，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两国比其他国家进行了更加密切的交流，今后两国之间存在着通过合作取得共同繁荣的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这次的首脑会谈，我已经同江泽民主席达成了协议，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从以往的以经济合作为主的领域发展到所有部门，展开合作。
我们拥有这一共同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相信韩中两国通过扩大合作，能对两国人民保证更美好的未来，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也能以主动的态度共同面对21世纪世界化时代。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我热切希望韩中两国的青年通过两国间全面的伙伴关系的桥梁，一起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
我认为我国的青年和各位都富有潜力，请各位携手向前！贵国政府的领导和我一定会为各位搭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我爱我国青年，同样也关爱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中国青年，我将积极支持你们！
我希望各位作为开辟新时代的先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所说，建设一个“确保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中国”。最后，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和贵国无限发展，繁荣昌盛！
谢谢各位！
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性
桑德拉？戴？奥康纳
中国和少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约2/3的州还保留着死刑。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实施死刑都受到废除死刑的其他国家的批评。
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DayO'Connor）；1930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1952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律师、亚利桑那州助理司法部长、州参议院议员和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法官等职务。1981年7月被前总统里根提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9月正式加入由九名大法官组成的美国最高法院，是该法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法官，享有终身任期。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很荣幸能在这所著名的大学演讲。这里有聪明的学生，优秀的教员，你们的声望不只在中国，也传播到美国。感谢大家有耐心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为了听我的演讲，我希望你们不虚此行。同时，感谢你们让我用英语演讲，我真希望再回到学校补一下中文。
非常感谢刚才朱院长对我的介绍。他没有告诉你们的是：事实上，我是第一位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供职的女牛仔。我在墨西哥亚里桑那州一个偏远的牧场长大的。从亚里桑那州的牧场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实是一段很漫长的路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到现在。正如你们的院长所说，下个月，也就是十月，我将参加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建成50周年的庆祝会。我与首席大法官将共同出席。
今天，我想与大家谈谈关于辩护的法治的部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来说是很重要的。法治是秩序下的自由存在的基础。孟德斯鸠（1745年）曾经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让触犯法律的人承担责任是保障法治的核心。但是在让其承担责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法治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匈牙利宪法法院认为：法治下的政府，不能通过破坏法治产生。这个原则普遍见诸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因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为被告的个人完全处于政府随意裁断之下，所以这个原则用于限制国家专门的强制力。
在保护社会的同时，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同的社会会寻求不同的方法来保证他们的刑事司法体制保证法治。例如，中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就试图加大对刑事被告人的法律保护，来加强法治。让辩护律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限制检察官和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转换法官的角色――使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从一个调查者转变为一个更加中立的仲裁者。在加强对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保护时，必须加强保护作为被告人的个体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
今天，我想讨论刑事司法中我认为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法治所必需的一些原则。当然，在一个国家起作用的，不一定在另一个国家也管用。但是，我们希望有机会互相学习我们之间的异同。我认为任何遵循法治的刑事司法体制都需要在限制政府任意的权力的同时，保留足够的弹性，以保证在特殊案件中的公正裁判。不给法院留下足够自由裁量的空间，刑事司法体制就无法有效运行。寻找一种方法使裁判透明并且合法，对于任何法治下的法律体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换句话说，法治要求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但不是通过牺牲对于个人的公平。法治不仅是法律规范。不幸的是，为了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死板的适用法律，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让我来举个例子，是我在美国的经历。这源于1987年采用联邦审判指导方针。在指针被采用前，联邦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判决刑事被告人时。这造成对于情况基本相同的被告人的判决有差异。为了避免很大的差异和裁量的任意，并且为了保证判决的一致性；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判决改革法案。根据此法案成立由法官组成的判决委员会。他们负责起草联邦刑事判决的指针。判决指针的结果是缩小了法官判决的自由度。然而国会同时指出：不能以牺牲对个人的公正为代价，保证判决的一致性。结果，如果案件情况特殊的话，法官们就可以此为根据偏离判决指针。判决指针在总体上限制任意裁量的同时，试图维持法庭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个别案件中判决结果的正确。通过以上措施，指针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公正的价值，减少武断。但是判决指针却不能算做成功。评论者认为指针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过度。一些有自己想法的法官经常对这种判决的要求限制表示不满。我们对于判决指针的经验表明：在起草和实施法律时，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条文，大众的理解和各种价值的平衡。当然，法治要求固定经常适用的原则，可预测性和一致性是法治的价值所在，但是他们不能排除所有的法庭判决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条原则，我想提的是程序上的保障不仅写入法律条文中，还必须在现实的刑事司法中保障。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准确的指出，公正的法律并不保证法律公正。在美国，我们相信，法官和法院有昨儿保证受之苦的犯罪嫌疑人确实是根据宪法上写的程序正义作出的审判。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审判―18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亚伦？伯尔的审判。亚伦？伯尔曾任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当政时的副总统。在他卸任之后，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有人声称：他和其他30个人在密西西比河岸组成武装反对美国联邦。并且，托马斯？杰弗逊表示亚伦？伯尔确实犯有叛国罪。闻此消息，公众一片哗然，引起众人对亚伦？伯尔的公愤。约翰？马歇尔虽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却因命运安排审理了此案。因为那时，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事务不忙时，也在低级的法院审理案件。所以，马歇尔做了此案的法官。但是，由于公愤太甚，使得很难找到一个中立的陪审团。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刑事案件在美国仍然采用陪审团制。寻找一个公正中立的陪审团确实是个巨大的工程。足足花了两个星期才找齐陪审团的12位合适人选。在我们国家，政府有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且排除合理怀疑，并且说服陪审团相信。我们的宪法要求，对于叛国罪，必须提供至少两名证人，证明他们关于叛国的行为。伯尔的辩护律师要求排除所有的证据，除非政府根据宪法的要求提供两名证人。大家对辩护律师提出排除证据的要求意见分歧很大。最后，马歇尔裁定，根据宪法的要求，应当排除证据。亚伦？伯尔没有被发现有罪。最终，亚伦？伯尔这个案子成为法院有权维护宪法要求的程序正义的先例。我们宪法的架构就试图通过法律保障自由。宪法中将个人的权利至于政府权力之上，司法独立，不受政府干预。无论我们国家的政府政治意图如何、公众的感情如何强烈、社会舆论如何认为亚伦？伯尔有罪，约翰？马歇尔在本案中开创性的坚持了宪法精神。马歇尔为法官们树立了榜样，在面对公众舆论时，如何将宪法中的崇高理想付诸实践。
即使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