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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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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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了。”。
    甘茂进宫对秦昭王说:“公仲以为能够得到秦国的援助,所以才敢抵御楚国。现在雍氏被围攻,而秦军不肯去援救,这就势必要失去韩国。公仲因为得不到秦国的援救而忧郁不上朝,公叔就会趁机让韩国向南去跟楚国讲和。楚国和韩国结为一体,魏国就不敢不听从,这样一来楚国就可以用这三个国家的力量来图谋秦国。这样,它们共同进攻秦国的形势就形成了。我不知坐等别人来进攻有利,还是主动进攻别人有利?”秦昭王说:“不错。”秦军终于从崤山出兵去解救韩国。楚国很快从韩国撤军了。

  【评析】
    秦国本想在救助韩国前捞到土地等众多好处,但让张翠的巧妙说辞和毫不低三下气的姿态所迷惑,终于无条件的出兵援韩。张翠一改以前使者的急促、积极和低下的姿态,在秦国前面有些怠慢、有些架子,这反而引起了秦国的重视。最关键的,张翠又以要与楚国讲和来试探、胁迫秦国,这一招果然管用,秦国不想丢失昔日的盟友,更不想让盟友跟敌人联合。如此张翠由被动地位很快转化为主动地位,秦国只能以积极的援助行动来拉拢韩国了。
    现实人情世故,也大都如此。人性中的利益权衡、自私自利等否定性的东西太多,所以用求情、唤醒对方同情心的手段很难奏效,倒是采取否定的、威胁的、惩罚的方式以重大利益损失来胁迫,倒容易使应该帮你的人就范。化被动为主动,就象年轻人追求异性,一味地追人家,反而让人家轻视你,而不时摆摆高姿态、甚至造成其他异性追你的假象,就会使你追求的对象开始看重你、仰视你。人性复杂,要想成事,必然要懂得如何驾御人心。

         
                              齐令周最使郑

  【提要】

   中国人最讲人情和面子,有伤他人情面与和气的事一般都不好干,但由于公务和生意,我们不得不说一些有伤人情的话,只要我们掌握了方式方法,也不会妨耐多大事。

  【原文】

   齐令周最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与周君交也,令我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语曰:‘怒于室者色于市。’今公叔怨齐,无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请令公叔必重公。”
周最行至郑,公叔大怒。史舍入见曰:“周最故不欲来使,臣窃强之。周最不欲来,以为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为公也。”公叔曰:“请闻其说。”对曰:“齐大夫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请叱之者,疾视而徐叱之,犬不动;复叱之,犬遂无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来使,彼将礼陈其辞而缓其言,郑王必以齐王为不急,必不许也。今周最不来,他人必来。来使者无交于公,而欲德于韩扰,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则郑王必许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许韩扰。

  【译文】
     齐国派周最出使韩国,胁迫韩国任命韩扰为相国,罢免公叔。周最为此很苦恼,他说:“公叔和周君的关系很好,派我出使韩国,使韩国废掉公叔而立韩扰为相。俗话说:‘人在家里生气,一定会把怒容在大庭广众之下表露出来。'如果公叔怨恨齐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他一定会和周君绝交从而痛恨于我呀。”史舍劝道:“您就去吧,我会让公叔尊重您的。”
周最来到了韩国,公叔非常愤慨。史舍见公叔说:“周最本来不想出使韩国,是我私下里强迫他来的。周最不想来,是为了您好;我强迫他来,也是为了您好。”公叔说:“请您说说您的理由。”史舍回答道:“齐国一个大夫养了一条很凶猛的狗,不能呵斥,呵斥它就要咬人。有一位客人想试试,先小心地盯住它,轻轻地呵斥,狗没有动;又大声呵斥它,狗竟没有了咬人的意思。周最以前有幸能够侍奉您,这次不得已才出使韩国。他将按照礼节慢慢地陈述齐国的要求,韩王一定以为齐王并不急于这样做,一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如果周最不来,别人一定也会来出使的。来的人和您没什么交情,又想要讨好韩扰,出使肯定会很快,说话的口气一定很急切,那么韩王一定会答应他。”公叔说:“好。”于是就很敬重周最。韩王果然没有让韩扰取代公叔为相。

  【评析】
   对狗温柔舒缓,再凶猛的狗也不会咬人;对人温柔舒缓,人也就不会有强烈的改变。史舍用“狗事”喻人事,聪明之中带有幽默,让人叹服之后还可玩味。这种类比的说服方法,经常会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

         
         
                              公叔且杀几瑟

  【提要】

   最高权力不可分享,只能独占。谁能当太子,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如果君王的儿子众多,那实在是国家的灾难,他们为皇位定会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最后胜利的那个王子,必然是能充分利用先王势力、外国势力、其他王子势力进行角逐的谋略家。

  【原文】

   公叔且杀几瑟也,宋赫为谓公叔曰:“几瑟之能为乱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杀之,太子无患,必轻公。韩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阴事之。秦、楚若无韩,必阴事伯婴。伯婴亦几瑟也。公不如勿杀。伯婴恐,必保于公。韩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辅伯婴以为乱。秦、楚挟几瑟以塞伯婴,伯婴外无秦、楚之权,内无父兄之众,必不能为乱矣。此便于公。”

  【译文】
     公叔准备杀掉几瑟,宋赫替几瑟对公叔说:“几瑟能发动叛乱,是因为他在国内得到了大王(韩襄王)、公仲的支持,在国外得到了秦、楚两国的援助。现在如果您杀了他,公子咎(韩国太子)没有了后患,一定会轻视您。韩国的大臣们看到韩王年老,如果太子业已确定了,他们一定会在暗中讨好太子。秦、楚两国如果没能依靠几瑟得到韩国,肯定会暗中再去支持伯婴(韩襄王少子)争立太子。这样伯婴又和几瑟一样,是争夺国家大权的对手。您不如不杀几瑟。伯婴受到威胁,必定会请求得到您的保护。韩国的大臣们对几瑟返回韩国不能肯定,因此也就不敢帮助伯婴发动叛乱,秦、楚两国就会帮助几瑟来堵塞伯婴争权的道路。这样,伯婴既得不到秦、楚两国的外援,又得不到韩国大臣们的内应,肯定不能发动骚乱。这对您十分有利。”

  【评析】
   维持局面要懂得把握均势,使各利益主体互相牵制,而自己能从中渔利。“均势”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它强调国际上对各国家利益权力的分配大体平衡,维持一种既定的秩序与格局。比起相互争战、相互消灭的战争状态而言,维持一种互相和平对抗、竞争的均衡格局,是一种明智之举。之所以明智,是因为由自己来主导和操纵的这种均势中,自己可以花费很少的成本就能谋得巨大的利益。在当今市场环境下的商界人士,也要具有这种大局眼光,在市场各利益团体的均势中牟取自己的利润。

         
         
                              史疾为韩使楚

  【提要】

   战国时以公孙龙(著名的“白马非马”论的提出者)为代表的名家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名不正,言不顺”。正名实际上也是正“实”的过程。名与实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名实相符,才能使名成其为名;名实不符,那么这个名就需要更改。正名实际上就是以本源的原则法理,来矫正被扭曲了的现实和时弊的过程。所以正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原文】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译文】
    史疾为韩国出使楚国,楚王问他:“您在研究什么学问?”史疾说:“我在研究列御寇的学问。”楚王问:“列御寇主张什么?”史疾说:“主张正名。”楚王问:“这也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史疾说:“当然可以。”楚王又问:“楚国盗贼很多,用它可以防范盗贼吗?”回答说:“当然可以。”楚王接着问:“怎么用正名来防盗?”
    这时,有只喜鹊飞来停在屋顶上,史疾问楚王:“请问你们楚国人把这种鸟叫什么?”楚王说:“叫喜鹊。”史疾又问:“叫它乌鸦行吗?”回答说:“不行。”史疾就说:“现在大王的国家设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等官职,任命官吏时,一定要求他们廉洁奉公,能胜任其职。现在盗贼公然横行却不能加以禁止,就因为各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这就叫做:‘乌鸦不成其为乌鸦,喜鹊不成其为喜鹊啊!’”

  【评析】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公司中,名与实,概念与实质,职位与工作,一定要相称;否则名实不符,内政管理就会出现混乱。“在其位要谋其政”,公司中的各个领导要胜任自己工作,董事长当谋划公司董事的利益和发展大方向,总经理当开展经营、拓展业务,各部门经理应各司其职分管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社会上不少公司内部管理污七八糟,董事长天天去联系公关活动、从事政务工作,总经理高高在上不懂业务,各部门经理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名不正的公司迟早要完蛋。在一个国家中,这种以本源的原则法理,来矫正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正名工作也非常必要。作为人大代表就应该代表人民呼吁权利和正义,否则不成其为人大代表;作为政协委员就应该代表社会上的利益团体与执政者进行协商对话,否则也不成其为政协委员,作为各级法官,也应不循私情、私利,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准绳来裁判司法。国家的各级公务员,也要以实际的言行对得起“人民公仆”的名。如果作到名正,那么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更加清明、民主和进步。

         
         
                              韩傀相韩

  【提要】

   《战国策》中的侠客也是战国时代的一大特色,与他们相比,今人显得何等的委琐和势利。游侠与谋士们并不冲突,他们同是社会的中间阶层,都不是饱食终日的普通人,他们都是为社会政治理想而奔忙、都以卑微的身份干下惊天动地大事业的改变社会的人物,游侠与谋士、说客一起构成了战国时代靓丽的人格风景。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的我们,当从他们身上学习气节和胆识。

  【原文】

   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
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
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
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
   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
  ”

  【译文】
    韩傀作韩国的国相,严遂也受到韩哀侯的器重,因此两人相互忌恨。严遂敢于公正地发表议论,曾直言不讳地指责韩傀的过失。韩傀因此在韩廷上怒斥严遂,严遂气得拔剑直刺韩傀,幸而有人阻止才得以排解。此后,严遂担心韩傀报复,就逃出韩国,游历国外,四处寻找可以向韩傀报仇的人。严遂来到齐国,有人对他说:“轵地深井里的聂政,是个勇敢的侠士,因为躲避仇人才混迹在屠户中间。”严遂就和聂政暗中交往,以深情厚谊相待。
聂政问严遂:“您想让我干什么呢?”严遂说:“我为您效劳的时间还不长,我们的交情还这样薄,怎么敢对您有所求呢?”于是,严遂就备办了酒席向聂政母亲敬酒,又拿出百镒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大为震惊,越发奇怪他何以厚礼相待,就坚决辞谢严遂的赠金,但严遂坚决要送。聂政就推辞说:“我家有老母,生活贫寒,只得离乡背井,做个杀狗的屠夫,现在我能够早晚买些甜美香软的食物来奉养母亲,母亲的供养已经齐备了,就不敢再接受您的赏赐。”严遂避开周围的人,告诉聂政:“我有仇要报,曾游访过很多诸侯国。我来到齐国,听说您很讲义气,所以特地送上百金,只是想作为老夫人粗茶淡饭的费用罢了,同时也让您感到高兴,哪里敢有什么请求呢?”聂政说:“我所以降低志向,辱没身份,隐居于市井之中,只是为了奉养老母。只要老母还活着,我的生命就不敢轻易托付给别人。”严遂坚持让聂政收下赠金,聂政始终不肯接受。然而严遂还是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开。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聂政守孝期满,脱去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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