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箱里有二十五万颗叫做“瑞塔林那”的毒品。在黑市上价值一百百瑞典克朗。
贡瓦尔·拉尔森在星期日凌晨三点回到波莫拉的公寓。他是单身汉，自己一个人住。按照惯例，他在浴缸里泡了二十分钟，然后换睡衣上床。他拿起睡前读物，一本里克特一费区的小说，但才看了一分钟他就把书放下，拿起电话。
他的电话是一体成型的白色机型。他把机身翻过来，拨了马丁·贝克的号码。
贡瓦尔·拉尔森给自己规定，在家里不想工作的事；记忆中，他也不曾在睡觉前打过公事电话。
铃才响两声，马丁·贝克就接起来了。
“嗨，你听说阿萨尔松的事了吗？ ”
“听说了。”
“我刚才有个念头。”
“什么？ ”
“我们可能都搞错了。斯滕斯特伦一定是在跟踪约斯塔·阿萨尔松。凶手一石二鸟，干掉阿萨尔松和跟踪他的人。”
“对，”马丁·贝克同意，“你说的可能有道理。”
贡瓦尔·拉尔森错了。
即便如此，他却让侦查步入正轨。
第二十四章
连续三天晚上，乌尔夫·努丁都在城里晃来晃去，试图接触斯德哥尔摩的黑社会，进出金发马林告诉他约兰松常去的啤酒吧、咖啡屋、餐厅和舞厅。
有时他开车。星期五晚上他坐在车里，盯着眼前的玛丽广场，不过除了两个坐在另一辆车子里瞪着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出奇之处。他不认识那两个人，但猜想大概是本区的巡逻便衣或缉毒小组。
这些明察暗访并未进一步发掘出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新情报。然而白天他则设法补充金发马林提供的资料。他去找了户政事务所、教区登录册、海员中介所和这人的前妻——她住在玻尧斯，说快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前夫了，几乎已经忘了他的存在。
星期六上午，他带着少得可怜的发现向马丁·贝克做报告，然后坐下来写了封长而哀怨、充满渴望的信给松兹瓦尔的妻子。
他不时内疚地瞥勒恩和科尔贝里一眼，他们俩都振奋地敲着打字机。
马丁·贝克进来时他的信还没写完。
“哪个白痴叫你到城里去的？ ”他焦躁地说。
努丁很快把一份报告盖在信上面。他才刚写道：“马丁·贝克一天比一天更古怪、易怒……”
科尔贝里抽出打字机上的纸。
“是你。”
“什么？ 是我？ ”
“对，是你。上星期三金发马林来过之后。”
马丁·贝克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科尔贝里。
“怪了，我完全不记得。叫一个几乎找不到路去斯蒂勒广场的北方人办这种事，真是蠢透了。”
努丁露出被冒犯的样子，但也只得承认马丁·贝克说得对。
“勒恩，”马丁·贝克说，“你最好快点儿找出约兰松都在哪里出没，跟谁在一起干什么。试着找到那个叫做比约克的家伙或曾经跟他一起住过的人。”
“没问题。”勒恩说。
他忙着列出什未林最后遗言的可能内容。他在顶端写着：“Dinner record（晚餐记录） ”，底下则是最新的版本：“Didr‘t reckon（ 不认为） ”。
每个人都比先前更忙于自己特殊的执着了。
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马丁·贝克在星期一上午六点三十分起床。他觉得有点反胃，而且在厨房里跟女儿一起喝可可并未让情况好转。其他家人毫无声息。他的妻子早上一向睡得很死，儿子显然像她，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但英格丽六点半就起床，七点四十五分出门，一成不变。英雅曾说可以拿她对时。
英雅喜欢说些陈腔滥调，把她每天日常生活中说的话搜集起来，可以凑成一本书卖给刚出道的记者。那像是某种摘要。
当然啦，书名就叫《如果你会说话，就能写作》） ，马丁·贝克这样想。
“爸，你在想什么？ ”英格丽问。
“没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道。
“自从今年春天以后，我就没见你笑过了。”
马丁·贝克本来正看着桌布上的一长串圣诞巧克力饼，这时抬眼望望女儿，试图微笑。英格丽是好孩子，但他实在没什么可以笑的。她离开餐桌去收拾书包。等他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和橡胶套鞋时，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等他了。马丁替她拿着黎巴嫩制的皮书包。书包已经很旧了，上面满是艳俗的FNL 商标。
这也是他们的习惯。九年前英格丽第一天上学时他就替她拿书包，到现在仍旧如此。当时他还牵着她的手。小小的手温暖潮湿，因为兴奋和期待微微发颤。他从何时开始不牵她的手了？ 马丁记不得了。
“反正圣诞夜你会笑的。”她说。
“真的吗？ ”
“对，你收到我的圣诞礼物以后。”她皱起眉头说，“非笑不可，不笑不行。”
“对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
“一匹马。”
“你要把马养在哪里？ ”
“我不知道，但还是想要。”
“你知道一匹马要多少钱吗？ ”
“很不幸，我知道。”
他们分道扬镳。
在国王岛街等着他的是贡瓦尔·拉尔森，和一项甚至称不上是猜谜游戏的侦查行动——哈马尔两天前这么说过。
“蒂勒·阿萨尔松有不在场证明吗？ ”贡瓦尔·拉尔森问。
“蒂勒·阿萨尔松的不在场证明是犯罪史上最滴水不漏的范例。”马丁·贝克回道，“案发当时他正在索德拉来的城市饭店，对二十五个人发表晚餐后的演说。”
“嗯。”贡瓦尔·拉尔森阴沉地咕哝着。
“此外，容我大胆说一句，若以为约斯塔·阿萨尔松竟然看不出自己亲弟弟的大衣下藏着冲锋枪上了公车，这未免太不合逻辑了。”
“对，大衣，”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底下藏得了M 三七，那这件大衣一定很宽松。前提是，如果枪不是放在箱子里的话。”
“这你倒说得对。”马丁·贝克说。
“我偶尔也有对的时候。”
“算你走运，”马丁·贝克反驳道，“要是前天晚上你搞错了，那我们现在可就惨了。”他用香烟指着贡瓦尔·拉尔森说：“你总有一天要出纰漏的，贡瓦尔。”
“我可不这么觉得。”
贡瓦尔·拉尔森大步走出房间。他在门口遇上科尔贝里，后者很快让到一边，瞥了他宽阔的背部一眼说：
“这个会走路的攻城肉槌是怎么啦？ 不痛快？ ”
马丁·贝克点头。科尔贝里走到窗边看出去。
“老天爷。”他咆哮道。
“奥萨还住在你们家吗？ ”
“对，”科尔贝里回答，“别说‘你是不是在养后宫啊？ ’因为拉尔森先生刚才已经问过了。”
马丁·贝克打了个喷嚏。
“老天保佑你。”科尔贝里说，“我差点就要把他扔到窗外了。”
大概也只有科尔贝里能办得到吧，马丁·贝克想。他大声说：
“谢谢。”
“你谢我干吗？ ”
“因为你说‘老天保佑你’。”
“哦。这年头敝国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谢谢’了。有个摄影记者把老婆打得浑身又青又紫，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赶到雪地里，就只因为他说‘老天保佑你’的时候，老婆没回说‘谢谢’。这还是发生在除夕夜的事呢。当然这男的喝醉了。”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疑惑地说，“我怀疑能否再从材她身上问出什么。当然，我是说奥萨。”
“不必费力了。我们知道斯滕斯特伦在查什么案子了。”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目瞪口呆。
“是吗？ ”
“正是。特雷莎谋杀案。清楚明白得很。”
“特雷莎谋杀案？ ”
“对。你没发觉吗？ ”
“没有，”科尔贝里说，“我还把过去十年的每一件案子都想过了。你为何不早说？ ”马丁·贝克望着他，沉思地咬着圆珠笔。他们俩都在想着同一件事，科尔贝里说了出来。
“光靠心灵感应是没办法沟通的。”
“的确，”马丁·贝克说道，“此外，特雷莎案是十六年前的事了，你完全没参与。从头到尾都是斯德哥尔摩市警局处理的。
我想当时的人员现在还在这里的，只有埃克一个了。“
“但是你已经把所有的报告都看过了？ ”
“没有，只是扫了一下，总共有好几千页昵。所有的卷宗都在瓦斯贝加，要不要去看一下？ ”
“好啊，我的记忆需要复习。”
在车里，马丁·贝克说：
“或许你记得的部分，足够让我们了解斯滕斯特伦为什么选特雷莎案。”
科尔贝里点点头，说：
“是的，因为这是对他而言最困难的案子。”
“正是。不可能的案子里最不可能的一件。他要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后他就把自己送去喂枪子儿了。”科尔贝里说，“老天，真是笨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他们也就没有继续交谈。在历经诸多艰险延宕之后，他们终于到达瓦斯贝加，把车停在南边警察局外面的雪泥中。然后科尔贝里说：
“现在特雷莎案能破了吗？ ”
“想都别想。”马丁·贝克回答。
第二十五章
科尔贝里懊恼地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胡乱翻着眼前堆着的卷宗。
“要花一个星期才看得完。”他说。
“至少一星期。你知道案件的实际情况吗？ ”
“不知道，连大概轮廓都不知。”
“应该留有一份概要。要不然我可以大概说给你听。”
科尔贝里点点头。马丁·贝克挑了一两页说：
“案情很清楚，非常简单，所以才这么困难。”
“说吧。”科尔贝里道。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早上，也就是说超过十六年以前，一个男人在找他家养的猫时，在国王岛上斯塔德哈根运动场附近的矮树丛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尸体赤裸地趴着，双手放在身侧。验尸显示她遭人勒毙，死亡大概五天了。尸体保存得很好，显然曾经放在冷冻库或类似的地方。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性谋杀，但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太久，验尸的法医无法找到任何死者曾经遭到性侵害的确切痕迹。”
“总而言之就是性谋杀案。”科尔贝里说。
“是的。另一方面，犯罪现场的鉴识结果显示，尸体躺在那里的时间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这点稍后由证人证实了——前一天晚上证人曾经过树丛旁边，要是有尸体的话不可能没看见。
此外，纤维和织物分析发现，她是被裹在一条灰色毯子里搬运的，因此犯罪第一现场并不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尸体只是被丢到树丛里而已，也几乎没有用落叶残枝加以掩盖。大概就是这样了……不对，我差一点儿忘了，还有两件事：她在死前数小时都没有吃过东西；凶手也没有留下脚印或任何蛛丝马迹。“
马丁·贝克翻过几页，浏览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
“当天死者就被人指认出是特雷莎·卡马朗，二十六岁，在葡萄牙出生。她于一九四五年来到瑞典，同年嫁给恩里克·卡马朗，也是葡萄牙人。他比特雷莎大两岁，曾经是商船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但后来上了岸，找到无线电技师的工作。特雷莎·卡马朗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里斯本，根据葡萄牙警方的资料，她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好人家，中上阶层。她是来瑞典念书的，但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来迟了一些。她没念出什么名堂来，遇见恩里克·卡马朗就嫁了。他们没有孩子，家境富裕，住在索尔街。”
“谁去指认批的？”
“警方，准确说是风化小组。她生前最后两年在风化小组可是大大有名。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号——当时刚好有确切的日期——她完全改变了生活方式。特雷莎离家出走——这里写着——开始在黑社会混。简而言之，特雷莎·卡马朗成了妓女。
她是个花痴，在那两年间跟几百个男人上过床。“
“这我记得。”科尔贝里说。
“现在是最精彩的部分。三天之内警方就找到了三个证人，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他们看见一辆车停在国王岛街通往弃置尸体小径的入口旁边。三个证人都是男人。其中两人开车经过，另外一人步行。开车的两个证人同时还看见有个男人站在车旁，身边地上有个大小跟尸体差不多的东西，用似乎是灰色的毯子裹着。第三个证人在几分钟后经过，只看见车子。他们对这个男人的描述很模糊。当时下着雨，那个人站在阴影里，只能确定是个男人，而且很高。进一步追问证人‘很高’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大概是五英尺九英寸到六英尺一英寸之间，也就是本国百分之九十男性的身高。但是……”
“嗯，但是什么？ ”
“但是关于那辆车，三个证人的说法是一致的。每个人都说那是法国车，雷诺的CV一4 ，一九四七年问世，每年都原封不动重新推出。”
“雷诺cV一4 ，”科尔贝里说，“这是保时捷被法国人以战犯身份监禁时所设计的车子。他们把他关在工厂的门房小屋里，他就坐在那里画设计图，我想后来他就被释放了。法国人用那辆车赚了好几百万。”
“你对各种不同题材的广泛知识真是令人吃惊，”马丁·贝克讽刺地说，“你能告诉我，特雷莎案和斯滕斯特伦四星期前在公车上被集体谋杀犯打死有什么关联吗？ ”
“等一下，”科尔贝里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
“斯德哥尔摩市警察进行了本国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谋杀案调查。真的非常庞大，你可以想象。几百个认识特雷莎‘卡马朗或是曾经和她接触过的人都接受了审讯，但无法确定最后见到她活着的人是谁。她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一个星期就完全消失了踪迹。她在新桥路一家旅馆和一个男人共度了一夜，第二天十二点三十分在山姆街一家葡萄酒餐厅外面跟他分手。就是这样。
之后每一辆雷诺CV一4 都被找到了。首先是在斯德哥尔摩，因为证人说车牌是A 开头的。接着警方调查了全国每一辆这种型号的车，因为车牌有可能是伪造的。这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警方确定，全国没有一辆这种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九号十一点三十分停在史德哈根。“
“嗯，这样一来……”科尔贝里说。
“正是。这样一来，整个侦查行动便完全停顿，办完了，结束了。唯一没做好的是特雷莎·卡马朗被谋杀了，没人知道是谁干的。特雷莎案最后的垂死挣扎是在一九五二年，当时丹麦、挪威和芬兰的警方都通知我们那辆该死的车不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与此同时，瑞典海关也证实这辆车不可能来自海外任何国家。你大概还记得，当时汽车没那么多，想把车弄过边境麻烦得要命，官样文章一大堆。”
“我记得。那些证人——”
“同坐一车的两个人是下班经过。其中一人是修车厂的工头，另一个是修车技工。第三个证人对车子也很了解。他的职业是……你猜。”
“雷诺车厂的经理？ ”
“错了，警官，是交通问题的专家。他叫卡尔勃，现在已经去世了，但就连这点我们也没有放过——当时就已经有证人心理学了——这三人都接受了一连串的测试，要他们单独辨认幻灯片上不同厂牌汽车的剪影。三人都辨认得出所有当时的车型，那个工头甚至知道罕见的车种，像是希斯巴诺一苏伊莎和派格索。他们画一辆不存在的车都骗不过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