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快速走到房间另一端，移动一张床上的枕头。蒙松在色情杂志被枕头遮住前瞥到一眼。
“对不起，”土耳其人说，“这里……这里不整齐。我们在这里吃饭吗？ 不。煮饭，不准，不准用厨房，房间不准用电炉。我们不能煮，不能烧咖啡。”
“你们付多少租金？ ”
“一个人三百五十克朗。”土耳其人说。
“一个月？ ”
“对。所有月都三百五十克朗。”
他点点头，抓着胸前像是马毛般的黑毛，从汗衫的低领口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赚很多钱，”他说，“一百七十克朗一星期。我开卡车。
以前我在餐厅，赚不多。“
“穆罕默德·布西有没有亲戚，你知道吗？ ”蒙松问，“爸妈，兄弟姊妹？ ”
土耳其人摇头。
“我不知道。我们好朋友，但是穆罕默德不多说。他很害怕。”
蒙松站在窗边，望着一群瑟缩的人在公车站等车。
他转过身。
“害怕？ ”
“不是害怕……你们怎么说？ 啊，对啦，害邱。”
“害羞，嗯。”蒙松说，“你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多久吗？ ”
土耳其人在两扇窗之间的沙发坐下，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上个月来，穆罕默德——已经住在这里了。”
蒙松的厚大衣下出了一身汗。空气中充满了八个房客发出的味道。
蒙松热切地希望能回到马尔默，回到自己整洁的公寓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根牙签，问道：
“卡尔松太太什么时候回来？ ”
土耳其人耸耸肩。
“我不知道。很快。”
蒙松把牙签塞进嘴里，坐在圆桌旁等待。
半小时之后，他把咬烂的牙签残骸丢进烟灰缸。卡尔松太太的房客回来了两个，但是女房东本人仍不见踪影。
回来的是两个西班牙人，他们的瑞典话极为有限，蒙松则一个西班牙字也不认识，因此很快就放弃问他们话了。他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两人叫雷蒙和胡安，在一家烧烤餐厅打杂。
土耳其人瘫在沙发上，翻阅一本德国杂志。两个西班牙人一面换衣服准备出去玩，一面热切地交谈；他们的计划似乎包括一个叫克莉斯汀的女孩儿，两人显然正在讨论她。
蒙松一直看表。他决定只待到五点半，一分钟也不多等。
五点二十八分的时候，卡尔松太太回来了。
她让蒙松坐在最好的沙发上，请他喝一杯波特酒，开始滔滔不绝地怨叹当房东的苦处。
“我告诉你呀，房东可不是好当的呀。我一个可怜的女人家，房子里全是男人呀，”她哀诉道，“而且都是外国人呀。但我是没钱的寡妇，能怎么办昵？ ”
蒙松粗略地心算了一下。这可怜穷困的寡妇每个月收的房租将近三千克朗。
“那个穆罕默德呀，”她抿起嘴唇。“他欠我一个月的房租，或许你可以想办法让我收到房租？ 他在银行可有存款？ ”
蒙松问她对穆罕默德的观感。她回道：
“以一个阿拉伯人来说，他真的算是不错的啦，你知道，通常这些人都又脏又不可靠。但是他人很好，又很安静，似乎很守规矩——不喝酒，我想他也没带女人回来。但是他还欠我一个月的房租。”
她似平对房客的私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点毫无疑问。雷蒙跟一个叫克莉斯汀的贱货有一腿，但她无法进一步告诉蒙松有关穆罕默德的事。
穆罕默德有个出嫁的姐姐住在巴黎，不时会写信来，但她看不懂，因为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卡尔松太太拿出一叠信件给蒙松。信封背后写着寄件人的姓名住址。
穆罕默德·布西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财产都已经收进一个帆布箱里了。蒙松把箱子也带走。
卡尔松太太再度提醒他穆罕默德房租未付，然后关上大门。
“我的天，真是个老巫婆。”蒙松喃喃自语，下楼回到街上去开车。
第十九章
星期一。下雪，刮风，酷寒。
“适合滑雪的好雪。”勒恩说。
他站在窗前，带着梦幻的神情望着纷飞大雪中隐约可见的街道和屋顶。
贡瓦尔·拉尔森充满疑心地怒视他一眼说：
“这是笑话吗？ ”
“不是，我只是在想小时候下雪的感觉。”
“真是太有建设性了。你不想做点儿比较有意义的事吗？ 比方说帮忙办案子？ ”
“当然好，”勒恩说，“但是——”
“但是什么？ ”
“我正要说这句话。但是做什么呢？ ”
“九个人被谋杀了，”贡瓦尔·拉尔森说，“你竟然站在这里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是警探，不是吗？ ”
“是的。”
“那么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去探呀。”
“去哪里？ ”
“我不知道。做点儿事就是了。”
“你自己在做什么？ ”
“你看不出来吗？ 我坐在这里阅读梅兰德和那些医生捏造出来的心理分析废话。”
“为什么？ ”
“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什么事都知道？ ”
公车血案发生已经一星期了，侦查没有任何进展，束手无策的现状让大家都坐立不安，连一般大众如洪流般提供的无用线索也已经慢慢干涸了。
但消费社会和其烦恼的民众仍有其他事情可想。虽然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广告却已经漫天飞舞，歇斯底里的购物潮像黑死病一样，迅速无情地在装饰着彩饰的购物大街上蔓延。
这种传染病横扫千军，无人可幸免。它侵入家家户户，毒害、破坏所有人，事，物。孩子们因为疲累而哭叫，一家之主则直到下一次度假前都负债累累。这庞然合法的骗局让所有人都成为牺牲者，医院里心肌梗塞、精神崩溃和溃疡发作的病患同时暴增。
市中心的警察局常有盛大家庭节庆的先驱者造访，这些圣诞老人醉得不省人事，得让人从公寓门口或公共厕所里拖出来．两个筋疲力尽的警员在玛丽广场帮一位烂醉的圣诞老人坐上出租车时，不慎让他掉进了沟里。
接下来便引起一阵骚动，两名警员惨遭惊叫的儿童和怒骂的酒鬼围攻。其中一位巡逻警员在眼睛被冰块打中后动了肝火，拿起警棍随手一挥，打到一个好奇的退休公民。这下子可难看了，痛恨警方的民众可有材料大肆炒作了。
“每个社会阶层对警方都有潜在的恨意。”梅兰德说，“只需一点儿冲动就可使这种恨意现形。”
“哦，”科尔贝里毫无兴趣地应声，“原因是什么呢？ ”
“原因是警察是一种必要之恶。”梅兰德说，“每个人，就连职业罪犯都知道，他们可能突然陷入只有警方能帮上忙的情况之中。当夜贼半夜醒来，听见地下室有怪声音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当然是打电话叫警察。但只要这种情况不出现，大部分人在警方干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安的时候，都会有恐怖或轻蔑的反应。”
“如果我们非得觉得自己是必要之恶的话，那就玩儿完了。”
科尔贝里丧气地说。
“当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实，”梅兰德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继续说，“那就是，做警察的人需要顶尖的智慧和出众的心理、生理及道德品质；然而实际上，这个职业完全无法吸引拥有以上条件的人。”
“你真恐怖。”科尔贝里说。
这个论点马丁·贝克以前就听过许多次，他并不觉得有趣。
“你不能到别处去进行你的社会学讨论吗？ ”他不悦地说，“我正想事情呢。”
“想什么？ ”科尔贝里说。
电话响了。
“喂，我是贝克。”
“我是耶尔默。情况如何？ ”
“我们私下说——糟糕得很。”
“那个没有脸的人，你们找出那人的身份了吗？ ”
马丁·贝克认识耶尔默很多年了，对他非常有信心。不只马丁如此，许多人都认为耶尔默算得上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鉴识技术人员，如果你知道怎么应付他的话。
“还没，”马丁·贝克说，“似乎没人想念他。挨家挨户调查的人也都没收获。”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下去。“你不是要说，你有新发现了吧？ ”
一定要拍耶尔默的马屁，这是众人皆知的事。
“对啦，”他志得意满地说，“我们又彻底检查了他一遍，试图建立比较详细的图像，能让人想象出他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为我们设法找出了某个特点。”
我能不能说“你不是说真的吧”，马丁·贝克思忖。
“你不是说真的吧？ ”他说。
“是真的。”耶尔默愉快地说，“结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
现在他该说什么？ “太棒了”？ “了不起”？ 还是就简单地说“很好”？ 或是“厉害”？ 得在英雅喝咖啡嚼舌根的时候多练习才行。
“太好了”他说。
“谢谢啦。”耶尔默热切地回应。
“别客气。我猜你大概不能告诉我——”
“哦，当然可以，所以我才打电话来。我们先检查他的牙齿。
这可不容易，牙齿情况很糟。但我们找到的补牙填充物做得很随便，我不认为是瑞典牙医做的。关于这点可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后就是他的衣服。他的西装，我们追查到是斯德哥尔摩的好莱坞服饰连锁店里卖出的。你可能也知道，总共有三家。一家在代沙路，一家在古特街，还有一家在圣艾利克广场。”
“很好。”马丁·贝克简洁地说。
他无法再继续扮演伪君子了。
“对，”耶尔默酸酸地说，“我也这么觉得。此外，西装很脏，一定从来没送去干洗过，我认为绝对已经穿了很久没换。”
“多久？ ”
“我猜大概一年。”
“还有其他的吗？ ”
对方停顿了一下。耶尔默把最好的留在最后。这只是修辞上的停顿。
“有，”最后他说，“在西装外套的内袋里，我们发现大麻的碎屑，右边的裤袋里则发现了磨碎的厌食剂药丸颗粒。验尸时的测试分析，证实这个人有毒瘾。”
新的停顿。马丁·贝克一言不发。
“此外，他有淋病，很严重。”
马丁·贝克做完笔记，道了谢，挂上电话。
“黑社会的臭味。”科尔贝里说。
他一直站在椅子后面偷听。
“是的，”马丁·贝克说，“但他的指纹不在我们的档案里面。”
“或许他是外国人。”
“很有可能，”马丁·贝克同意。“但我们要拿这些消息怎么办呢？ 这又不能透露给媒体。”
“是不行，”梅兰德说，“但我们可以让线民和认识的毒贩口耳相传，在不同的警方辖区，通过毒品缉查组和社工人员去问。”
“嗯，”马丁·贝克喃喃道，“那就这么办吧。”
没啥用处，他思忖。但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 过去几天以来，警方已经两次大规模扫荡了所谓的黑社会，成效正如他们所预期，少得可怜。除了最惨淡、最落魄的家伙外，大家早就知道警方要进行扫荡。警方抓到的人——大约一百五十个——大部分都需要立即接受治疗，必须转送到不同的机构去。
内部调查到目前为止也毫无所获，负责和社会人渣接触的警探们都说，他们相信线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每件事似乎都能证实这一点：没有人能通过掩护这个凶手而获得好处。
“除了他自己之外。”贡瓦尔·拉尔森说。他喜欢发表不必要的评论。
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继续追查手上的情报，试图追踪凶器，继续审讯每一个和受害者扯得上关系的人。这些侦讯现在已经由支援的人力来接手进行——马尔默的蒙松和一个从松兹瓦尔来的努丁侦查员；贡纳尔·阿尔贝里无法抽身。其实无所谓，每个人都确信这些侦讯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时间慢慢过去，没有任何进展，一天又一天，然后变成一个星期接着又一个星期。又是星期一了，日期是十二月四号，圣徒巴布洛的纪念日。天气很冷，还刮着风，圣诞节的购物潮越来越疯狂。支援人力的情绪陷入低潮，开始想家了。蒙松想念瑞典南部温和的天气，努丁则怀念北方冬天清冽明亮的寒意。
两人都不习惯大都市，在斯德哥尔摩都觉得难受极了。许多事情都让他们神经紧张，主要原因是这里的日常生活、拥挤的群众和淡薄的人情。而身为警察，随处可见的粗暴行为和小奸小恶也让他们不悦。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能忍受这个城市。”努丁说。
他身材壮硕，头顶光秃但是眉毛浓密，棕眼眯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出生，”科尔贝里说，“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样的。”
“我刚搭了地铁，”努丁说，“光是从赤杨溪到齐家广场，我就看见至少十五个要是在松兹瓦尔会被警方立刻逮捕的家伙。”
“我们人手不足。”马丁·贝克说。
“是的，我知道。但是——”
“但是什么？ ”
“你们没想过吗？ 住在这里大家都很害怕，那些普通的守法市民。如果你想问路，或是借火什么的，他们都会转身逃走。大家都吓得要命，没有安全感。”
“谁不是呢。”科尔贝里说。
“我不是。”努丁回道，“至少通常不会。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也会变成这样了。你们现在有什么事让我做吗？ ”
“有一个有点儿怪的情报。”梅兰德说。
“关于什么的？ ”
“公车上那个身份不详的无名尸。苍鹭石区有个女人打电话来，说她家隔壁的修车厂老是有很多外国人。”
“嗯哼。所以呢？ ”
“那里通常很吵闹，虽然她不是这么说的——她说‘嘈杂’。
其中最嘈杂的是一个矮小、黑皮肤、大概三十五岁的家伙。他的衣着跟报纸上描述的有点像，而且这位女士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
“有成千上万的人穿那样的衣服。”努丁怀疑地说。
“没错，”梅兰德同意道，“的确有，这个情报百分之九十九是没用的，实在太过笼统，几乎没有可以追查的线索，而且这位女士似乎也不怎么确定。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可做……”
他没把话说完，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这位女士的姓名住址，把纸扯下来。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同时把纸递给努丁。
“拿去吧。”他说。
“我看不懂。”努丁喃喃道。
梅兰德的笔迹像是鬼画符，几乎无法辨识，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科尔贝里接过那张纸。
“象形文字，”他说，“要不然就是希伯来文。《死海古卷》八成是弗雷德里克写的，虽然他没那种幽默感。我可是他的首席翻译呢。”
他重新誊写了姓名和住址，说道：
“这是正常文字的写法。”
“行了，”努丁说，“我可以跑一趟。有车吗？ ”
“有，但是交通那么拥挤，路况那么糟糕，你最好还是搭地铁。坐十三线或南向二十三线，在阿赛斯丘下车。”
“再见。”努丁说着走出去。
“他今天心情似乎不怎么好。”科尔贝里说。
“你能怪他吗？ ”马丁·贝克回答，擤着鼻涕。
“不能，”科尔贝里叹口气。“为何不让他们回家算了？ ”
“因为我们管不着，”马丁·贝克说，“他们是来这里参与本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侦缉行动。”
“要是能……”
科尔贝里止住自己，觉得说下去也是没用——要是能知道他们在侦缉什么人，该到哪儿去侦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