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中等、长腿性感的女子。这是他理想中的女人，但他花了二十年才找到她，之后还考虑了一年。
目前她的姿势透露出不耐烦，脚动来动去的。
“三十秒。”她喃喃道，“天杀的骗子。”
科尔贝里在黑暗中微笑。他知道很快自己就可以不必再想着斯滕斯特伦以及那辆红色的双层公车了。三天以来的第一次。
马丁·贝克没有花二十年找寻另一半。他十七年前遇见她，当场让她怀孕，就急急奉子成婚。他的确从容地反悔过了，而现在他犯错的纪念品正站在卧房门口，穿着起皱的睡衣，脸上印着枕头压出的红痕。
“你咳嗽擤鼻子把全家都吵醒了。”
“对不起。”
“你为什么半夜躺在那里抽烟？ ”她继续追问，“你的喉咙已经够糟了。”
他捻熄香烟，说道：
“抱歉把你吵醒了。”
“哦，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别又转成肺炎了。明天你最好待在家里。”
“我实在办不到。”
“胡说。如果你生病，就不该去上班，警察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此外你应该睡觉了，而不是躺在那里看那些旧报告。那件出租车谋杀案反正永远也破不了。现在已经一点半了，别管那堆废纸了，把灯关掉。晚安。”
“晚安。”马丁·贝克机械地对着关上的卧房门回答。
他皱着眉头，慢慢放下用订书机订起来的文件。把它们称之为一堆废纸是不对的，因为这是验尸报告，昨天晚上他正要回家时才拿到的。然而几个月前，他晚上的确常常躺着研究一件十二年前发生的出租车司机谋杀案。
他静静躺了一会儿，瞪着天花板。听到妻子轻微的鼾声从卧房传出来，他很快起身蹑手蹑脚地溜到走廊上。他把手放在电话上，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拿起话筒拨了科尔贝里家的号码。
“科尔贝里家。”葛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嗨，伦纳特在吗？ ”
“在。比你想象得还要近呢。”
“什么事？ ”科尔贝里喃喃道。
“我打搅你们了吗？ ”
“可以这么说。有何贵干？ ”
“你记得去年夏天那件公园谋杀案之后的情形吗？ ”
“记得，怎样？ ”
“那时我们没啥事情好做，哈马尔就说要我们去翻以前没破的旧案子。记得吗？ ”
“当然，我记得可清楚了。那又怎样？ ”
“我选了玻尧斯的出租车谋杀案，你则去找七年以前在厄斯特马失踪的家伙。”
“对。你打电话来就是要说这个吗？ ”
“不是。斯滕斯特伦挑了哪个案子？ 那时候他刚刚休假回来。”
“我完全不知道。我以为他告诉过你。”
“没有，他从来没跟我提过。”
“那他一定是告诉了哈马尔。”
“对，对，当然，你说得没错。那就这样了，抱歉吵醒你们。”
“去死吧。”
马丁·贝克听见话筒“砰”地摔下的声音。他仍将听筒举在耳边，呆了几秒，才挂了电话溜回沙发床上。
他重新躺下，关了灯。在黑暗中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第十八章
星期五上午出乎大家意料，案情竟然露出一线曙光。
马丁·贝克从电话里接到这个消息。其他人听见他说：
“什么！ 是这样吗？ 真的？ ”
屋内每个人都停下手边的事，只是瞪着他瞧。他放下话筒说道：
“弹道检查结果出来了。”
“怎样呢？ ”
“他们认为凶器查出来了。”
“哦。”科尔贝里焦躁地说。
“冲锋枪，”贡瓦尔·拉尔森说，“军方有好几千把，放在没人看管的军火库里。不如直接分送给小偷算了，省得每星期都要换新锁，麻烦死了。等我抽出半小时的空当儿，就到城里去买个半打。”
“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马丁·贝克说，举起刚才潦草记下内容的纸。“苏米M 三七式……”
“真的？ ”梅兰德问。
“那种木制枪托的老玩意儿。”贡瓦尔·拉尔森说，“我从四十年代之后就没见过了。”
“芬兰制还是授权在这里制造的？ ”科尔贝里问。
“芬兰制。”马丁·贝克说，“打电话来的人说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连子弹都是旧的。蒂卡柯斯基兵工厂制造。”
“M 三七，”科尔贝里说，“七十发子弹的弹匣。现在还有谁有这种东西？ ”
“没人。”贡瓦尔·拉尔森回答，“今天这玩意儿已经躺在港口水深一百英尺以下的地方。”
“或许吧，”马丁·贝克说，“但是四天以前谁有一把？ ”
“某个芬兰疯子。”贡瓦尔·拉尔森怒道，“派拘捕车出去，把城里所有的芬兰疯子通通抓起来。这可真是他妈的好差事。”
“我们要跟媒体说吗？ ”科尔贝里问。
“不要。”马丁·贝克说，“一点儿也不能说。”
他们陷入沉默。这是第一个线索。要花多久才能找到下一个？
房门猛然打开，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好奇地东张西望。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信封。
“你找谁？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年轻人说。
“要叫梅兰德侦查员，”科尔贝里责备道，“他坐在那边。”
年轻人走过去把信封放在梅兰德桌上。他正要出去时科尔贝里加上一句：
“我没听见你敲门。”
年轻人停下脚步，手放在门把上，但没有应声。室内一片沉寂。然后科尔贝里像是跟小孩解释一样清楚而慢慢地说：
“在进入房间之前，你要先敲门，然后等人家告诉你进来，接着你才能打开门进来。明白了吗？ ”
“明白了。”年轻人咕哝道，眼睛盯着科尔贝里的脚。
“很好。”科尔贝里说，转身背对他。
年轻人溜出房间，将门轻轻地关上。
“谁啊？ ”贡瓦尔·拉尔森问。
科尔贝里耸耸肩。
“让我想起了斯滕斯特伦。”贡瓦尔… 拉尔森说。
梅兰德放下烟斗，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绿色封皮的打印报告。
这份文件约有半英寸厚。
“那是什么？ ”马丁·贝克问。
梅兰德翻阅了一下。
“心理学家的意见。”他回答，“我叫人装订起来。”
“啊哈，”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们想出了什么高明的理论？ 我们可怜的集体谋杀犯在青春期时曾因为没车钱被赶下公车，这个经验深深伤害了他脆弱的情感——”
马丁·贝克打断他。
“这并不好笑，贡瓦尔。”他厉声道。
科尔贝里惊讶地望了他一眼，转向梅兰德。
“弗雷德里克，这本小书里面说了什么？ ”
梅兰德清理了烟斗，把里面的灰烬倒在纸上，然后把纸包起来丢进字纸篓。
“瑞典没有先例，”他说，“除非我们回溯到卡尔亲王号蒸汽船上的诺伦德屠杀案。所以他们只能根据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调查来做研究。”
他朝烟斗吹吹气，确定烟管畅通，然后开始填装烟丝。
“美国心理学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并不缺乏研究资料。这份报告里提到波士顿的勒人狂斯派克，他在波士顿谋杀了八名护士；奥斯汀的怀特曼登上钟楼，狙杀了十六个人，还有许多人受伤；新泽西的昂罗冲到街上，在十二分钟之内打死了十三人；其他还有一两个个案你们可能听过。”
他翻阅报告。
“集体谋杀似乎是美国的专长。”贡瓦尔·拉尔森说。
“是的，”梅兰德同意，“报告分析出几个可能的理由。”
“美化暴力；”科尔贝里说，“社会以专业为重；邮购枪支行为；无情的越战。”
梅兰德吸着烟斗，让烟丝烧起来，一面点点头。
“以及其他的原因。”
“我从某处读到，每一千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二个是潜在的集体谋杀犯。”科尔贝里说，“但别问我他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市场调查，”贡瓦尔·拉尔森说道，“那是另一项美国人的专长。他们挨家挨户问人家能不能想象自己去杀很多人，一千人里头就有两个说：‘可以呀，那应该不赖。”
马丁·贝克擤着鼻涕，用红红的眼睛恼怒地望着贡瓦尔·拉尔森。
梅兰德靠向椅背，将双腿伸直。
“你的心理学家们觉得凶手是怎样的人？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翻到报告的某一页，直接朗诵：
“‘他可能不到三十岁，通常很害羞内敛，但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规矩勤奋。他可能喝酒，但更可能是禁酒主义者。他的身材应该不太高大，可能有某种面部缺陷，或是其他的身体畸形，让他和常人不太一样。他在团体中的角色无足轻重，成长的环境可能很拮据。通常情况下若不是父母离异，就是本身是个孤儿，童年缺乏关爱。在此之前，他很可能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罪行。”
他抬眼说道：
“这是针对美国的集体谋杀犯所做的审讯和心理分析的综合结论。”
“这种集体谋杀犯一定是重度的精神病，”贡瓦尔·拉尔森说，“在他冲出去干掉一群人之前，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
“‘精神病患者通常在某件事触发其异常特质之前，看起来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精神病意味着此人有某种或某些特质异常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挺正常的——比方说才能、工作能力等等。事实上，这些一时冲动且毫无动机就犯下集体谋杀案的人之中，大部分都是邻居和朋友眼中体贴和蔼、彬彬有礼的好人，绝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这些美国案例中，有几个犯人说他们知道自己有病，也一直试图压抑自己的毁灭倾向，但最后还是屈服了。集体谋杀犯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夸大狂或是病态的罪恶情结。凶手常会说，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出名，要看见自己的名字上报纸头条。而这种罪行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报复或自我肯定的欲望。凶手觉得遭人轻视、误解、虐待。几乎每一个案例中凶手都有严重的性问题。”’
梅兰德念完后大家一片沉默。马丁·贝克瞪着窗外。他面色苍白，眼窝凹陷，比平常驼背得更厉害了。
科尔贝里坐在贡瓦尔… 拉尔森的桌上，把他的回形针串成一长条。贡瓦尔·拉尔森恼怒地把回形针盒拉到自己面前。科尔贝里打破沉默。
“那个怀特曼从奥斯汀的大学钟楼上开枪打死了好多人。”
他说，“昨天我看了一本讲他的书，一个奥斯汀的心理学教授认为，怀特曼的性障碍在于他想跟自己的母亲发生关系，所以他就用刀子代替阴茎，捅进母亲身体里。我的记忆没有弗雷德里克好，但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爬上高耸的钟楼——这是明显的阳具象征——将死亡的精子像爱情的箭矢一样，洒在大地之母身上。”
蒙松走进房间，嘴角仍叼着时刻不离的牙签。
“你在胡扯什么啊？ ”
“或许公车是某种性象征，”贡瓦尔·拉尔森沉思道，“只不过是横着的。”
蒙松目瞪口呆。
马丁·贝克起身走向梅兰德，拿起绿皮报告。
“这借我找个安静地方看看，”他说，“在一个没有人发表俏皮意见的地方。”
他朝门口走去，却被蒙松拦下。后者取出口中的牙签说：
“现在我要干什么？ ”
“我不知道。问科尔贝里吧。”马丁·贝克简洁地说，走出了房间。
“你可以去找那个阿拉伯人的女房东问话。”科尔贝里说。
他在纸上写下姓名地址，递给蒙松。
“马丁是怎么了？ ”贡瓦尔·拉尔森问，“他干吗这么敏感啊？ ”
科尔贝里耸耸肩。
“我想他有他的理由吧。”科尔贝里说。
蒙松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开了半小时车，才到达北站街。他把车停在四十七路公车的终点站对面，这时候才刚过四点，但天已经黑了。
公寓里有两个叫做卡尔松的房客，但蒙松毫无困难地找出了正确的对象。
一扇门上有八张用大头钉钉住的人名卡。两张是印制的，剩下的则是不同笔迹的手写字体，全部都是外国名字。其中并没有穆罕默德·布西。
蒙松按了门铃，一个穿着起皱的长裤和白色汗衫的黝黑男子打开了门。
“我能跟卡尔松太太说话吗？ ”蒙松说。
那人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双臂一摊。
“卡尔松太太没在。”他以很蹩脚的瑞典话回答，“就快回来了。”
“那我在这里等。”蒙松说着走进门廊。
他解开大衣扣子，望着微笑的男人。
“你认识住在这里的穆罕默德·布西吗？ ”
男人脸上的微笑不见了。
“是，”他说，“该死，太可怕了，真恐怖。他，我朋友，穆罕默德。”
“你也是阿拉伯人吗？ ”蒙松问。
“不，土耳其。你也外国人？ ”
“不是，”蒙松回答，“瑞典人。”
“哦，我觉得你有一点口音。”土耳其人说。
蒙松的确有明显的斯科讷省口音，怪不得土耳其人以为他是外国人。
“我是警察，”蒙松说，严肃地望着这男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四处看看。有其他人在吗？ ”
“没有。只有我。生病了。”
蒙松查看四周。门廊窄而黑，摆着餐椅、小桌子和金属伞架。桌上有几份报纸和数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件。除了前门之外，走道上总共有五扇门。两扇比较小的门八成是厕所和衣橱。
有一个是双扇门，蒙松走过去打开一半。
“卡尔松太太的私人房间，”穿着汗衫的人紧张地说，“进去，不行。”
蒙松瞥了房内一眼，里面摆满了家具，显然既是卧房也是客厅。
旁边的门通往厨房，厨房很大而且现代化。
“厨房进去不行。”土耳其人在他身后说。
“这里有几个房间？ ”蒙松问。
“卡尔松太太的房间、厨房和我们房间，”男子说，“厕所和衣橱。”
蒙松皱眉。
“也就是两室一厨。”他对自己说。
“你看我们的房间。”土耳其人说，替他把门打开。
房间大约有二十三英尺长，十六英尺宽，两扇面街的窗挂着褪色的薄窗帘；不同款式的床沿墙摆放，两扇窗之间放着一张小沙发，背靠着墙。
蒙松数了数，有六张床。其中三张一团凌乱。房间里到处乱丢着鞋子、衣服、书本和报纸。中央有一张白漆圆桌，周围放着五张不相配的椅子。剩下的家具就是一个高大肮脏的五斗柜，靠着窗旁的墙壁摆放。
房间还有另外两扇门。其中一扇前面摆了一张床，这显然是通往卡尔松太太的房间，而且一定是锁着的。另一扇门里面则是小衣橱，塞满了衣服和行李箱。
“你们六个人都睡在这里吗？ ”蒙松问。
“不是，八个。”土耳其人回道。
他走向门前的那张床，半拉出一张有脚轮的矮床，然后指向另一张床。
“两个这样的，”他说，“穆罕默德睡那边。”
“其他七个是什么人？ ”蒙松问，“跟你一样是土耳其人吗？ ”
“不是，我们三个土耳其人，两个——一个阿拉伯人，两个西班牙人，一个芬兰人，还有一个新的，他希腊人。”
“你们也在这里吃饭吗？ ”
土耳其人快速走到房间另一端，移动一张床上的枕头。蒙松在色情杂志被枕头遮住前瞥到一眼。
“对不起，”土耳其人说，“这里……这里不整齐。我们在这里吃饭吗？ 不。煮饭，不准，不准用厨房，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