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痕。万叔鹏不好意思地说：“房子太旧了，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这个简单清静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的住宅，万叔鹏是万里同志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
二
很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访过万里同志，那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万里个子很高，山东口音很重。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见到他时，89岁的万里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个子很高，乡音依旧。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1936年，20岁的万里，在山东曲阜这个圣人之乡，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战斗生涯。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1977年6月，第二次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万里离京，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开始主政安徽，由此也掀起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战役。
此刻的江淮大地，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万里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了解民生，倾听民意。腊月二十三，他来到淮北阜阳一个农村，看到农民临近年关，却在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万里震惊了。他难过地说：“我的老家东平离这不远，在我们那里，就是在旧社会，穷人过年也要吃顿饺子，你看《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激着万里，也引起了他长久的思考，昔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富饶之地，竟然凋敝至此，原因何在呀？
“民以食为天”，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深明的道理，然而，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当代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之后，开始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万里自觉地站在了潮头，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推动了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
万里政治生涯的“三大战役”，是他人生的华彩乐章，“三战三捷”既彰显了他的魄力，也成就了他的人格。
长子万伯翱说：父亲心中始终想着人民，他是一个有着坚定政治信念和理想的人，他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绝不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他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全家人都很钦佩他的政治操守。
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三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60 多年的共产党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开始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
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荣乐地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张，因而获得世界亚军的称号，一时成为中国和世界牌坛的佳话。
万里的另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打网球的历史是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开始的。。
万里说，打网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网球场上攻防千变万化，是培养人判断力和勇敢顽强的工作作风的最好场所。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时至今日，年近90的万里依然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
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打到90岁再说。
淡出政坛的万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过着平常的生活。
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是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万里到大连的一个小岛上参观，看到岛上那种艰苦的环境，看到守在小岛上的工作人员那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他主动向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万里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网球，喜欢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饭，共享天伦。
四
走进万里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边涛，原名边其馨，山东长清人，也是师范毕业。1937年边涛就参加了抗日部队。1940年，20岁的边涛和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结婚，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万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8点，中午12点，晚6点是规定的吃饭时间。
五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和著名的体操中心、登山协会在一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委员等职务，因而，我采访他时，他的办公室还在这座灰色的大楼里。
外界都说万伯翱有名声，人缘好。进门时，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老万。”话音刚落，年轻的保安和旁边一个不年轻的妇女异口同声：“四楼，最里的一间。”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时，先后就来了三位慕名求书的，其中两位来自河北，一位是体委机关的，万伯翱签名送书，很随和。可能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的结果，万伯翱显得黑、瘦，但很精神。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万伯翱对此体会尤深。
万伯翱从小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
如今，提起万伯翱，人们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记得他写过什么“文”。
国学大师陈寅恪诗说“自由公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因为，要写好文章，不仅要有爱，而且，更要有天下为公的责任心。万伯翱二者兼得，因而，文章自然不同凡响。
著名作家苏叔阳把万伯翱称为“阳光男孩”，说他：“坦荡、诚恳，没有架子。”
作家曹禺说：“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当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淳朴民风的类型。”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说：“万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费46000元都捐给了中华文学基金会，他达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高干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没有，这是很可贵的。这和万里教子有方有关系。”
贺龙元帅生前曾说：“万伯翱是干部子弟的榜样。”
如果让我来评价万伯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大方之人。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万叔鹏说，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我们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我们做什么。
六
女儿万叔鹏是个清晰而透明的人，讲话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有一次，我和妈妈说他不懂得随风而变，是“二杆子”，他生气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怎么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欢搞排场，凑热闹，有时固执得让人很尴尬。记得他还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次到外地视察工作，一下车，当地领导把他迎进了一家餐厅，准备宴请他。结果他当时就火了，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由一个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学校里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标语，她被限制自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七
勤俭持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治家理念。万里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带孩子，缝洗衣服。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惮、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孩子们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屋里挂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在中南海，万里家中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东西，一个是院子里的小菜园，另一个是院子里的三棵香椿树。
父亲被“四人帮”迫害关押了两三年，直到周总理主持了四届人大，小平同志在中央主持工作时，才将年富力强，渴望为人民工作的他，任命为铁道部长。那时真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6年春批邓时，老爷子第二次被打倒，老奶奶担惊受怕也去世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父母调到安徽工作，那里的住处没有了香椿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母又调回北京工作，中南海新院子里又神奇地出现了几棵香椿树（有两棵可能是妈妈请人专门移过来的），从此，每年春天全家又恢复吃香椿和腌制香椿芽咸菜的传统小高潮。
李德生履历
李德生，1916年生，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任师交通队员、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129师任连长、营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及二野旅长、师长。抗美援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1954年任12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次年任军长，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8年起历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
武略文韬传家风
一
一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回忆录》，洋洋31万字，详尽记录了将军辉煌的人生。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山村放牛娃，到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少将、上将；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到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李德生将军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充满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一口气读完这本大书，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大将军！也是一位宅心仁厚、德高望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德生与夫人曹云莲相濡以沫，忠贞不贰。他们共生育了六个子女，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今，子女们不仅继承了两位老人所追求的革命事业，从文从武，各有所成，而且，也把他们那种爱国爱党、敬业笃学、朴实敦厚的将门家风承继了下来。
李德生戎马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战斗，红军时期的“八庙垭战斗”，抗日战争时的“百团大战”和著名的“响堂铺战斗”，解放战争时期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刀劈三关战襄樊”，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以及解放后他组织创造的“郭兴福教学法”，对国防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预备役部队建设等，这些闪光的业绩，构成了他军事生涯的光辉历程……
“文革”期间，李德生坐镇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他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成功地制止了芜湖的武斗，稳定了安徽的局势，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同样，在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中，他协助周总理运筹帷幄，处变不惊，稳定了大局。这中间他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令人钦佩。
李德生说：“贯穿我60年斗争历史的基本信念，是共产主义思想。”
“当战士时，张国焘路线开除我党籍，我三过雪山草地，靠什么，靠理想；当党中央副主席，江青点名批判我，我没有被压服，靠的还是理想。”
二
李和平是李德生的长子，和李德生一样，他也是军人出身，打过仗，负过伤。
我们在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