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狗屎给蒙住了。从而引申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我母亲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妹妹。但母亲还是认准了,罪魁祸首就是李师建。
现在是我母亲最痛恨李师建的时候,但对他毫无办法。李师建正在享受阴谋的成果。而我们家,面对的是一件棘手的死人案。父亲终于在外公的陪同下去了公安局。外公早年当过兵,先是当国民党兵,是被抓去的;后来改邪归正,成了人民解放军,那时还在享受政府每月几块钱的补贴呢。当过兵的人胆子壮,外公说又不是你下的药,有什么好怕的,到那儿去说清楚就行了。父亲说,如果他们认为是我干的呢?外公说,还是去吧,话不说不明,你不去,人家更以为是你干的。再说你就这样带着家小躲躲闪闪,也不是个办法。当时我们还是寄宿在别人家里,都等着公安局早日揭掉我们家的封条。父亲咬咬牙,哼了一声,这个小婊子!就跟着外公走了。我们等着父亲回来,就像在等一个让我们继续生活的机会。夜里母亲在床上翻来覆去,甚至在半夜惊叫起来。我们借住的是二楼的一间木板屋子,我和母亲睡在床上,姐姐们睡在木板地上。她们睡得很沉,但我却不像其他的小孩一样嗜睡。我在半夜里常会睁着眼睛看天花板,静谧的、古怪的念头冒出来,夹杂着恐惧、无望的期待。我从小就被这种感觉折磨得敏感、易惊。我还会被母亲在夜里的怪叫惊醒,我知道那是她的梦呓,她的恐惧也传递到我身上。怪叫之后是出奇的安静,静得仿佛有鬼潜伏在身边。我一动也不动,脖子冒着冷汗,夜风吹过脖子,冷汗更冷了,冰凉得疼,像有一双手在扼着。
恐惧就这样折磨着母亲、我,也许还有姐姐们,她们在夜里缩成一团,睡在地板的角落里。一天,又一天,父亲和外公还是没有回来。他们是不是被抓了?母亲喃喃地说着,好像是在问我。我又怎么知道呢!也许在问她自己,或者问老天爷。反正与其这样呆呆地等着,不如蛮问几句,说不定凭空会有一声回答呢。在等待期间,母亲带着我偷偷回过一次家,大门可以进去,因为这栋老房子里还住着别人。但我家的厨房和卧室都被贴了封条,白底黑印的封条。从门缝里看进去,里面的东西破碎不堪,横七竖八地丢在地上。大厅中央横着两根长凳,是支棺材的。现在棺材被移走了,凳上还留着棺材上流下的黑漆,很呛人,对这种气味敏感的人会头痛欲裂。我们扫了一眼就走了。晚上我做梦了,梦见凳上放着棺材,但薄薄的长凳支撑不住,棺材摔了下来,姨夫的尸体就从棺材里掉出来了。后来我一直希望能早点回家,把那两条长凳搬开,扔到很远的地方去。
这些难熬的日子我还想起了小姨。我知道是她给我们带来了灾祸,她在我心中显得更神秘,甚至我觉得,只有她能够解救我们。她的白里透红的皮肤,冷漠的眼神,对姨夫不屑一顾的样子,她所做的一切,显得更酷了。为什么我会崇拜一个给我带来恐惧、折磨的人,是不是恐惧本身的力量?
父亲和外公一去不返的事实像乌云压着头顶。世界在我眼里显得宏大、高深莫测,公安局是世界的核心。而一个农村的人是多么渺小,不了解世界的人是多么渺小,我多么看不起父亲,看不起自己,看不起在农村里生活一辈子的人。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公安局的亲戚,但没有,除了等待,我们没有父亲的消息。终于我母亲找到了一个肯去打探消息的人,一个勇敢的叔叔。我们送他走的时候,像送走一个去火星上探险的人。哦,公安局,你是多么牛逼的、残酷的地方!
他很快载誉归来。他带来了消息。我外公和父亲正在被拘留,受审。他还带回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让我母亲去公安局录口供。母亲是这个案件中很重要的人物,那碗置姨夫于死地的面条是她做的。稍有文化的人再联系到最毒妇人心这个古训,母亲的嫌疑大得很呢。母亲跟着那个叔叔去了。我从二楼的窗口往下看,一股自由自在的孤独飞了上来。我的恐惧也飞了很远。如果父亲和母亲都被抓去,都不回来了,世界会怎么样?这种想象让我的心里更自由了。我不知道怎么了,母亲在身边我更恐惧?难道恐惧也是她传递给我的吗?
我忘了父母亲什么时候回来的。也许是过了十几天,也许是过了一个月。我寄居在一个邻居家里,已经准备做一个孤儿。是的,我已经有很充足的心理准备了。我也从没问过邻居我父母亲什么时候会回来,我想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呢。我自由自在,萦绕在我脑海中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复杂?我什么时候才能摸清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什么时候才能把公安局、婚姻、死人诸如此类的问题想清楚?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翱翔。父母回来的时候,除了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我还有一种淡淡的失望,好像我希望他们在公安局呆久一点。案子有没有了结我不知道,但父母亲回来后就没准备走了,这一点让我放心。我们回到被封了好久的家,锅碗瓢盆都碎了,能用的物什也都坏了。我们有一次重新布置这个家的机会,父亲一腔愤怒,我心里有一丝丝新奇。姐姐们拼命地洗粘在门上的封条,我把垫棺材的两条凳子扔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堆着很多死人的遗物。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在当时也能够预感到。父母亲没去坐牢是一个大幸,是外公周旋的结果。他有老战友在当很大的官。但是这一个悲剧的责任得有一个人来承担,即使判定姨夫是自杀,也要有人来处理后事,有人来承担导致他自杀的责任。鸟屿村的人又来了,是几个男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母亲必恭必敬,用刚买的新碗给他们盛上四颗鸡蛋煮蜜枣,黑白相间,是待客的最高仪式。几个人吃饱了,擦了擦嘴巴,休息了片刻,就开始理论了。为首的那个说,你们一定要把那个害人精叫出来,一定要说清楚,你们不能让人死不瞑目!母亲说,我们早就想把她叫出来了,叫到你们面前,这副破担子挑在我身上,我早就想还给她了。母亲确实去叫小姨了,她要把小姨叫到鸟屿人的面前,把所有的麻烦都转给她,让我家从此过上清净的日子。去了几次,每次都气咻咻地回来,看来小姨是死活不回来了。而鸟屿人的兴师问罪像粘在身上的狗屎,没完没了,甩不掉。
那天是母亲最后一次去叫小姨。母亲已经气急败坏了,她已经被没完没了的狗屎熏得实在受不了了,走的时候匆忙,憋着一肚子气。过了许久,有人来给父亲报信说,林贵月(母亲的名字)让驼子打了,你快点去看看吧!父亲拔腿就往外跑,像一头惊慌的笨驴。我跟在后面,不由自主地跑,像父亲的影子,但渐渐被父亲落下。我跑过整个街道,到驼子家,他家闹哄哄的,挤满了人。我找不到父亲,也找不到母亲,在看热闹的人群里乱转。人在哪里?被打的人在哪里?有人在问。在前厅呢,还躺在地上。我从人缝中挤到前厅,看见母亲躺在地上,双眼紧闭,不知是死过去还是晕过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着,竟不敢靠近她。我不敢让人知道我就是这个引人注目的妇女的儿子。我去找我的父亲。他们说我父亲去找驼子了,是驼子把我母亲打昏过去的。我跑向驼子的裁缝间,看到驼子正从里面跑出来,我没想到平日里跟个死人一样的驼子现在跑得如此迅速,像只澳大利亚袋鼠。我父亲在后面追,但被拥挤的帮助驼子的人给拦住了。驼子跑到我身边时,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揍他,但被躲开了。驼子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打了个激灵,然后驼子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母亲被人抬往县医院救治,我父亲也跟着去了。人群渐渐消散,谁也顾不上,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回到家里,我和姐姐们都没什么话说,每个人脸上都很沮丧。我问,我们到哪儿去吃饭?姐姐不言不语地去做饭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空空荡荡的(以往都是和母亲一起睡),一会儿想起驼子恶狠狠的眼光,一会儿想起小姨很臭的脸(每次我去裁缝间里叫她回来,她都是这种脸色)。虽然她的皮肤是白里透红,但表情依然很臭。在我梦中出现还是很臭。而且,这种臭让我很痛心,很失望,甚至嫉妒,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还听说小姨和驼子离开这个村庄,远走高飞了,这让我心里更不舒服。小姨的所作所为,像我心里的一块疙瘩。
母亲从医院回来,就被抬到驼子家里,继续治疗。这是李师建做的工作。他为了省去住院费,请了一个姓马的医生回来治疗。那个马医生对父亲说,像我母亲这样的病人要弄回家护理,要有安静的环境,医院里人来人往太闹了,还是回来继续治疗吧。我父亲就活生生地被说服了。在治疗的过程中,李师建不时地和马医生嘀嘀咕咕,商量着怎么早日把我母亲打发走。那个马医生白白胖胖,说话不紧不慢,绵里藏针,是我年幼时见到的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在李师建家受到贵宾的待遇,一日三餐就不用说了,每天给我母亲服几次药,把几次脉,悠闲地在院子里走动。傍晚时,还会带我姐姐到村口散步,讲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让我姐姐对他充满好感。我姐姐那时也有十六七岁了,发育得很好,连我都感觉到她陪着马医生散步是一种损失。我像一根尾巴跟在他们后面,我能感觉到马医生有不良企图,但我姐姐毫无知觉。我心里急,也希望他快点把母亲的病治好,然后滚蛋。
事件的发展也如我预料,很快,马医生就宣布我母亲彻底康复了。父亲带着她回家。然后,驼子带着小姨回来了,他们很快就结婚了。挂在李师建嘴角的,是得意的微笑。作为小时候发生在我家的一桩案件,它的结局就是这么草草收场。大家都疲倦了,包括鸟屿的人,我家以及小姨和驼子,也筋疲力尽了,谁也不愿意再惹出一出新的事件来。姨夫的棺材被搁在马路边上,谁也不愿意花钱去埋葬他。多少年了,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那副放在马路边的棺材。每次我从那条马路经过,心里总是发毛。棺材里装的是个可怜的人,他获得了姨夫这个称号,然后就过完了一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事件。它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从小变得极其敏感而已。当然,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听我讲讲后来的事儿。后来,我小姨和驼子生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都长得眉清目秀。我们村通往电影院的路要经过驼子家,偶尔我去看电影时,会看见小姨的儿女,但我不相信那是驼子生的。因为他们太健康了,毫无驼背的倾向。有时也看见小姨,我们已经是仇家了,没有说话。后来,驼子死了,小姨也没有做裁缝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到城里,小孩在小学念书,她开着一家小吃店。这事也是李师建策划的,李师建在工商局工作,要办一个小吃店很容易。那时我在城里念高中,经过市场边会看到她和她的小吃店。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关心的欲望。
外公快死的时候,我去看他。我发现小姨也来了,还和我母亲说话,两个人淡淡地聊。后来她看见我,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没有回答她,只是点了一根烟猛抽。我心里其实挺想和她说几句话,但不知道怎么开始。我想问她的是,那两个小孩到底是驼子的,还是李师建的。但直到吃完午饭回家,我也没有开口问她。
李师江,1974年生,籍贯福建宁德。199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2000年辞职,已出版畅销小说《比爱情更假》《他们都挺棒的》。现居北京,自由职业者。
任性的方式(随笔)
小 雨
流泪在什么时候
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昨天。准确地说,是今天凌晨。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流泪。也许流泪只是一种抒发,好比闷了听听音乐,烦了抽一支烟,愁了喝一杯酒。或者,流泪是一种排泄,就像每天上洗手间一样,没有固定的时间,也用不着什么说得出来的理由。流泪原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次流泪不知是什么时候,印象中十分清晰地知道自己因为伤心而落泪,大概在小学的时候。晚上,一个人裹在漆黑的被子里,因为白天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伤了我的自尊,我泪流不止,又生怕睡在脚头的姐姐听见,只好让眼泪默默地流,直到鼻子严重受阻,才伸出头来用枕巾擦一把。我用的那块印着“上海”的粉红色晴纶枕巾经常是硬硬的,上面好几处地方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壳,摸起来手感不好。当着母亲的面,我是坚强的,甚至装出一丝傲慢,母亲看不出我的伤心。
父亲则是一个细腻的人,和孩子们说话,他都会想好了再说,点到为止地提醒。父亲在意我们的感受。反而,父亲是威严的,我从小就怕他。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流泪。那天是正月十五,历来是我们家之骄子的哥哥被一所名牌大学辞退不久,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全家人度过了一个沉痛的春节之后,父亲与少言寡语的哥哥关上门进行单独谈话。我贴在门后,从门缝里观察着里屋的动静,父亲说着说着抹了一把脸,我分明听到了父亲的抽泣声,那一刻我几近栽倒在地,顽强的意志促使我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捂着泪水涟涟的脸。那一刻,我唯愿自己有一种无穷的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赐予我亲爱的父亲,使他身心愉快,让他在亲朋面前重拾底气。事实上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四肢叉开,倒在床上,想着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一年,我十六岁不到。那一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震撼力。
我的男朋友极其强大,是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型的硬汉。可是,当我看到他撒开手脚痛哭流涕的时候,我束手无策,一下子蒙了。那是一个醉酒之后的夜晚,他歪歪斜斜地倒在床上,前言不搭后语地念叨某次刻骨铭心的别离,说着说着便呜呜大哭。这时的他完全是个无助的孩子,大颗大颗的眼泪足以令我心碎。我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想象着在遥远的大西北,一个背着深重感情负债的男子,挎着空瘪的行囊,踽踽踏上南行的列车。望着他痛苦的表情,我看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男人。我轻抚着他爬满泪水的脸,自己的眼泪也开始一行行溢出。哭吧,宝贝,让眼泪尽情地流吧!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是你的亲人,我愿意分担你所有的苦难。当我第二天问及他为什么流泪,他反问我他流泪吗?我将小镜子竖在他面前,他粗略地照了照肿得老高的眼皮,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每个人的心海之底都封存着最深最痛的情感片断。
分别总是令人难忘,尤其和一个情深义重的亲人分别的时候,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在北方的海滨城市,动身离开华容县之前,父亲拿着托人在岳阳买的火车票对我说,你代表全家送送你哥吧。在县城通往市里的公共大巴上,我和哥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一到火车站候车室,放下行李,哥就对我说,你回去吧。我没敢抬头看哥哥一眼,就乖乖地转身返回。当我走出候车室,这才回头朝哥哥那边张望,竟然正好和哥哥目送我的眼光对碰,我迅速地扭回头,滚滚热泪顺流而下。不知道从火车站到汽车站相距有多远,我顾及不了路人奇异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