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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浑身乏力地瘫倒在床上。过了好久，我拿起电话，嗡嗡的声音像一枚锋利的刀片划破此时的寂静。我合上话筒又操起来，不知要给谁打电话。我信手按下一串数字，拨通了刘年的号码。
“艾镜离开了我们。”我的声音是那么小，似乎只有自己听得见。我拿话筒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干吗呀，这么晚，说什么呀？”刘年不耐烦地说，他压根就睡得正香，意识不到我话里的玄机。
“艾镜离开了我们。”我大声地说，希望他能从睡眠中清醒过来。可没有，电话里仍是一片沉寂。
电话断了，可我耳边传来的那缓慢的均匀的气息声似乎证明话筒在对方嘴边。“刘年，你在听吗？”我有点歇斯底里，“我不相信这一切！”
接着我就听到电话“嘟嘟嘟…嘟”的急促喘息声。
我在天蒙蒙亮时醒过来，想起昨晚就是和刘年通过一个没有结果的电话后昏昏沉沉地倒到床上睡着的。我完完全全不是自己了，衣服也没脱，被子打开一半，另一半还折叠着。
“只要我们只是生活在感觉印象的世界中，那我们就仅仅接触到事物的表面。”我模模糊糊地念着无缘无故地涌现出来的句子，又睡着了。
刘年的电话是我准备下楼的时候打过来的。他说：“你发什么神经呀。”我没有说话。他接着说：“太累了，昨晚从外地回来，累死了。”
我听见自己的语气，冷若冰霜地，“我要到艾镜那里去了。”
“你不是说艾镜离开我们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呀？”刘年还打着哈欠，没完全睡醒的样子。
“是的，艾镜离开我们了……艾小羽，那她……一个人……”我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艾镜，又是艾小羽，说话怪怪的。哎哎，喂喂，怎么搞的，听不清。”一阵杂音搅乱，我听到刘年又深深地打了个哈欠，“你没事吧。你跟我说。好好，我手机在响，肯定是我那位来电话了。你别挂。”
刘年语气温雅、谦和的声音像电影中的旁白一样地传过来，只有与女孩子他才会这个口吻。他一定一手拿着手机，坐着或者站着，而话筒搁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的话一字一音那么细微，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但我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仿佛是空洞洞的声音钻到耳朵里。
我的耳朵出现了听的幻觉。
突然间，他真实的声音才传过来。“艾镜是不是死了？”
死了，我耳膜里一震，眼泪就那么不知不觉地一涌而出。
电话里沉默良久，我吐词混乱地说：“刘年……嗯……车祸……艾小羽……”我又说不下去了。
我喃喃自语。“艾小羽，你还记得吗？我得去看看她了，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也许她还在画她的世界，你没见过她的世界，我也说不上来。……她还不知道呢。那个世界……本来，过几天我们要一起离开的，可能我们又得留下来了。留在这个不断伤害她的城市里继续生活。”
电话里嗡嗡一片，像春天的油菜花地飞翔着无数的蜜蜂，金色的蜜蜂，眼花缭乱。
11
大汗淋漓的我终于停下脚步，仰面躺在了灯光球场的水泥地上，心脏“突突，突突”地急剧跳动，仿佛挣扎着从胸腔中飞迸出来。不远处闲散地走着的一对老夫妇好奇地走过来，那么多人看到了我，但都自顾自地赶着路，老头在老太太的怂恿下步子迈得细碎且疾速。老头中途停下来，回头望了几眼，除了老太太再没别的什么人过来，他可能希望我能轻松地站起来，他不想管闲事，在大家的众口相传中，管闲事的人多半没好果子吃。
老头是在善良的老太太的鼓励下走来的。
老头在走近我的过程就显得犹犹豫豫。
当老头弯下腰看着满头大汗、头发被风吹乱的我，这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这个脑子里晃荡着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的年轻人，他听得到我那不平静的呼吸——
我看得见我的呼吸，那一缕缕气体像薄烟一样袅袅腾空。艾小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站在球场的东侧门的，她双眼盯着躺在地上的我，她微微地笑，像是笑我小孩子样调皮地躺着，而我看到的一个旋转着站立在世界上的艾小羽。向日葵不知道向何方旋转，我微睁眼睛就能看见太阳，一朵云将要遮蔽它。向日葵应该向着太阳，从东升到西落，从出生到死亡。我轻轻地唤了声“小羽”，期盼着她走近我身边，我要紧握她的手。我要抹干她的眼泪。
艾镜死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钻进耳朵里，我合上双眼，眼泪顺着面颊流到耳廓里。另一张泪脸，开始是艾镜的，然后是艾小羽的，我心里那么清楚地明白外人所不知道的这两张脸之间的差异。那个“世界”，剩下两个人。一个人的两个影子。也许原本就只有一个人。
突然间我睁大眼睛，一个“鲤鱼打挺”改变我在老头眼里的姿势，又跨开步子向前跑起来。片刻的休息让我精神抖擞，阳光在我身体上画着一道道圆圈，而我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沈念，1979年出生，大学本科毕业，现居岳阳，供职于某学校。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2003年曾在《芙蓉》发表中篇小说《一个摄影师的死亡》。先后在《莽原》《芙蓉》《青年文学》《山花》《大家》《海峡》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近三十万字。作品选入《新散文十五家》（百花文艺出版社）《布老虎散文》《2004年中国青春文学作品精选》及多种选刊、年选。曾获《莽原》“新作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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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之路如此漫长（短篇小说）
于怀岸
父亲是在一个四月微雨的黄昏南下广东去接我哥哥回家的。那天，父亲在邻村的彭大康家里做木工活，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他卷了一只喇叭筒，划火点燃后，顺手打开了主人家摆在堂屋里的电视机。那是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效果不是很好，屏幕上闪跳着细细密密的雪花，父亲正准备起身去拧微调，但他只做了一个起身的架式就不动了，他的双眼盯在了电视机屏幕上，而且他的一双耳朵也竖了起来。电视里播放的是一个法制节目，正在庭审，面无表情神色庄严的法官们在审判一伙鼠眉贼眼的黑社会犯罪分子，法官一边历数犯罪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画面上也不时地插播出这些犯罪分子作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照片和录像资料。令父亲感到十分震惊的是这些犯罪分子不但走私、贩毒、杀人，竟然还敢跟人民警察枪战，这还了得？父亲心里想，这是哪个地方，这么乱！父亲甚至怀疑电视里的那些黄皮肤黑头发讲一口普通话的法官和犯罪分子是不是咱们中国人。当电视机里面的全体法官起立后，正中间的那位法官宣读审判书的时候，父亲终于听清了“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这几个字音，他切切实实地明白了这是发生在咱们中国广东东莞的真实案件。
同时，父亲还听到了来自他心里的“啪哒”一声震动，广东东莞这几个字音像是一块大石头猛然撞击了一下他那颗已经不太结实了的心脏。
那一刻，父亲想到了正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我哥哥。就在三天前，父亲收到了我哥哥从那里寄来的一张银行汇票。那张汇票当时差点要了父亲的老命，他被那上面的数字吓坏了，险些心脏病复发。那是一张十万元的巨额汇票。这么巨大的数目是父亲要做两辈子木工活的工钱，显然大大地超出了父亲的承受能力，汇票一拿上手他的脸就白了。之后，他的胸口就传来了一阵痉挛。待父亲的心脏恢复了供血功能后，他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反复地数1字后面的0，他总以为是汇票上的小数点打错了，他数了不下五六遍，包括小数点后面两个0，一共七个0，他才想到去看大写数字，“壹拾萬圆整”五个电脑打印字清清楚楚的，父亲感到他的脑壳里搅成了一坨糨糊，手上的汇票却像一团火似的燃烧起来，烫手，父亲打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冲着蓝得像一汪湖水的天空喃喃地骂了一句，牛日的柱子，你哪弄了这么多钱来。父亲接着又骂了一句，牛日的柱子，老子要是晓得了你这钱来路不正老子不剥了你的皮！
现在，父亲的脑壳里又乱成了一坨糨糊。他在用这一坨糨糊似的脑子试图理清我哥哥那十万元巨款的来路。电视机里的法官还在宣判那伙黑社会犯罪分子，父亲依稀听到他们分别被处以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突然，一个奇异的念头闪进了父亲的脑子里，电光石火后，父亲在心里说了一句坏了，坏了，牛日的柱子坏了！
说完，父亲就木木地坐在堂屋里，一动也不动了。他的脑子这时已经十分地清醒了，但是他的身子却麻木了。父亲这一坐就坐了大半个时辰，彭大康从外面挑了两挑水回来，进屋关了电视机，见父亲仍旧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说老李你怎么了，不舒服？他的意思是父亲休息得差不多了，该上工了。他给父亲开工钱是按天数点的。
父亲这才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搞卵，工夫做不成了。
彭大康说，怎么啦？
父亲说柱子坏了，我要出趟远门。他一把扯过身边的背笼，背笼里只有一把斧头，其它的刨子、锯子、凿子都留在外面的工地上。
彭大康不解地问，哪根柱子坏了？
父亲说我要接柱子回家。
彭大康说老李你发神经呀，你家柱子不是在广东打工，他怎么啦？
父亲说没怎么，就是坏啦。
父亲把背笼往肩上一撂，不愿再啰嗦一句，快步出了彭家大门。走出不远。父亲回过头来冲着目瞪口呆的彭大康喊，三五天我就回来，没回来你另外找人吧。
那天下午，我刚好从州城的师范学院回到家里。我前脚进屋，屁股还没在凳子上坐热，就看见父亲风风火火地闯进屋来。父亲甚至没有发现我在家里的堂屋里坐着，直接就进了他和娘的卧室，我听到房里传来一阵翻东西的噼啪声，不大一会儿，父亲出来了。我迎上去叫了他一声爹！父亲这才发现我回家来了，他说玲子你娘呢，看见你娘了吗？我说娘不晓得做什么去了。父亲说等你娘回来告诉她我出远门了，我去接柱子回家。我惊讶地说我哥怎么啦，他出事了？父亲说你哥好好的，他没怎么呀，我就是要把他接回家。我大声地说他好好的你接他回来做什么？父亲突然很烦躁地对我说他好好的就不能回家来，非要等到断手缺脚脑壳开花了再回来是不是？
父亲又嘟囔了一句柱子坏了，我不接他回来他就回来不了了。
父亲的话弄得我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我知道父亲的倔脾气我是没办法劝阻他的，就说我去找找娘，你跟她商量一下再去？
父亲说不等了，他要立即去镇上赶五点半去广州的那趟火车。说完，他就出门了。
我走出门来，望着父亲匆匆忙忙地往镇上赶去。父亲走得太匆忙了，他既没有换身衣裤，也没有解下背上的背笼，以致他走了老远我还听得到他背笼里的斧头把碰击背笼檐口的声音。父亲的背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后，我发现阴了一整天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细雨，像雾一样的细雨又厚又密，早已把干干爽爽的大地浸润得湿湿漉漉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家里的抽屉里还放着一张哥哥从广东东莞寄来的把父亲的脑壳弄成了一坨糨糊的十万元巨额汇票。娘也不晓得。
现在，父亲已经登上了K25次列车。列车在茫茫夜色中一路向南呼啸着奔驰。趁父亲还趴在硬座车箱座位前的茶几上打瞌睡的机会，我想先简单地说一说我哥哥。哥哥小名叫柱子，大名叫李小柱。从小到大，哥哥一直是个既聪明又懂事的孩子，而且显得特别地早熟，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父母几乎没为他操过什么心，他总是把自己做到比别人好。说起来，和我一样，哥哥的成长算得上是一帆风顺，虽然我们生在贫困人家里，但父母省吃俭用借债该钱舍得在我们兄妹身上投资未来。我和哥哥兄妹俩是同一天进小学学堂的，后来又一同跨进县城的省属重点中学，兄妹俩做了十一年的同班同学，直到高三文理分科哥哥选了理科，我选文科后才分开。对了，我忘了交待我自己，我叫李小玲，跟哥哥李小柱是同胞兄妹，按父亲的话说哥哥只比我早出生一杆烟工夫。从小学到高中，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特别地好，到了高中，每次期末统考排名他都在全年级的前五名。我们县一中是省里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每年保送重点大学的名额不下十个，事实上哥哥在高三第一学期就已经被学校列入了保送行列，我是在我们班主任罗老师找我谈心时提前知道了，罗老师说李小玲你要努一把力，做好最后的冲刺，以你现在的成绩莫说要你考重点，那是不可能的，上个一般大专院校你不加把劲都很难说。罗老师又说我就是不明白你跟李小柱是同胞兄妹，你看你哥哥，学校已经跟武汉大学联系好了，免试保送。他现在已经是半个武汉大学学生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哥哥在那学期末却突然南下广东打工去了，等到武汉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来学校找哥哥面试的时候，学校却找不到他人了。哥哥的班主任找他班上的同学一问，这才发现哥哥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来上课了。后来学校里一直没有找到哥哥，校长和哥哥的班主任还去派出所报了案。这事当然瞒不了父亲，对于本来就已心脏病复发躺在床上休息的父亲无疑是雪上加霜，气得他吐了半钵子鲜血。但父亲对于哥哥的失踪却不像学校和我母亲那样惊惶失措，他说我知道牛日的柱子去哪儿了，他是怕我盘不起他和玲子两个人上大学，他自己挣钱去了。父亲这话说得我心里很难受，他和我心里想到一起去了。家境如此，父亲又是病歪歪的，靠他挣五块钱一天的木工活工钱盘两个大学生显然是勉为其难，本来我已打算好牺牲自己成全哥哥上大学的。
真是知子莫如父，到了我考上州城的师范学院拿到录取通知后，全家人都在为六千元学费发愁的时候，哥哥非常及时地跟家里开始了他离校出走后的第一次联系。他的联系方式是一张五千元的汇款单，没有信，也没有附言。之后，哥哥一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跟家里保持着紧密联系，每年的二月初和八月末我开学前他就会把我的学费准时地寄过来，但从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甚至不问我考上的是哪所大学。我们也无法知道哥哥在那边是在干什么，他汇款单上面的地址经常变动，有时候甚至是收款人和汇款人的地址都是我们家里的。直到今年年初，我们才知道哥哥是在广东东莞打工，不是哥哥告诉家里的，而是我的一个也在东莞打工的堂兄在那里碰见了他，他回家过年时跟父亲说他在那里撞上了柱子，柱子还带他到一家大酒店吃了一顿饭。堂兄说柱子现在神气了，西装领带的，一顿饭吃了一千多块钱，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父亲说你晓得柱子在做什么吗？堂兄摇了摇头说，我问过他，好像是在酒店的娱乐城里做事，服务生都喊他副总，他不肯多说，只是笑。父亲问过那家酒店的名字后就不再多问了。
父亲后来在家里跟娘说起过哥哥的事，并问我娱乐城是做什么的，我给父亲解释娱乐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