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好，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一种被拒绝而压抑的痛苦，她用手捶打着老英的背，她狠狠地说：怪不得琳达要离开你，你就是太黏了，你不像一个男人，你画骆驼就是画你自己。
老英放开她，他的脸在日光灯的映照下显得有点发青，他凶狠地说：你们女人就是喜欢不分时间地点随时可以发情的男人吗？我为什么总要满足你们这种老想换换胃口的女人呢。
二毛被电击了一下似的，伤心地感到自己真的变成了他所说的那类可耻的女人，她到底来这寻求什么刺激啊。她原本不是一个只是耽于幻想的纯洁的女人吗？她怎么会变得这样厚颜无耻，并且还可悲地遭到拒绝呢。
二毛浑身发软，呆呆地看着老英发怒的脸，她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我不是这意思。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说什么都词不达意，老英也不接她的腔。她无趣地离开老英的床，轻擦了一下自己的脸，整一下衣服。老英这才站起来，他垂着头说：我送你回去吧。
二毛拿着自己的包，不再看老英，只是说：不用了，我一人能走。
她出了他的门，这一段日子以来所有能感觉到的温馨和熟稔似乎都消失不见。他们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情况变成这样的，他们又变成最初相见时的两个陌生人，经历不同，想法不同，只不过偶然交于某一个人生的点上，现在又一次要擦肩而过。也许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陌生人，这原本就像一场梦，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继续地发展下去了。
老英站在他自己家的门口，人一下变得矮了很多，二毛看他时再没有任何感觉了，她感到奇怪，一个小时以前，自己是怎么会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准备扑向面前这个男人的怀中的。换一种眼光看他，他真的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平常得不值得加以留意的男人啊。而她曾经怎么会满脑子做着关于他的梦的呢。
二毛想自己还是没有成熟，还是那么善变。但同时又好像变得成熟，她终于不再纠缠在喜欢一个男人的感觉里，她终于不再夜不能寐，她终于看出他的毛病来了，同时终于能放得下，把他看成一个陌生人才是对的。
二毛在路口的公用电话厅，给姨妈家打了一个电话，叫大伟来接的时候，她能听到大伟睡意十足的嗓音里包含着的不满。他对她好像并没有什么担心，但现在她也懒得计较和分析了。她顾自对大伟说，今天她不回来睡了，她要陪女同事最后聊一聊天。明天他可以带上行李在机场十点和她汇合。他们将一起回北京去，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这一段靠自己谋生的生活总算结束，也许以后她会珍惜一点他原来给她的。
大伟说：就是，就是。他叫她早点睡，省得明天爬不起来。二毛说：你放心吧，我会打你的手机联络的。
第二部分日子潦草（10）
二毛接下来才打了古今胸罩店里头站了近一个月柜台的同事珠珠家的电话。珠珠热情万分，叫她快点过去，问她现在什么路，还告诉了她坐44路再转41路就能到她家。珠珠是个家境不好的女孩，父母早就离婚，她随母亲住，一直幻想着能找一个有钱的男友，但是谈了几个都不理想，真正有钱的男孩子也不可能来找她。二毛叫了部车到珠珠家去，自己软软地靠在出租车的靠背上，她觉得她的本来干净而平静的生活，现在正被她自己搞得潦草起来，她本来是个很好的家庭妇女，同时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会计师，但是这样正常平和的生活却让她突然感到烦躁，她想让家庭妇女和会计师这两种身份都离她远去，然而当她真的走出去，却走到现在这样一步天地，最终她还是没有能力挣脱出来，她还是得回到原来的圈子中去。人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这翻来覆去又何必呢。
二毛靠在椅背上，人又累又乏。她意识到今天的晚饭还没吃，她要叫上珠珠到附近的小店好好吃一顿上海小吃，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好好吃上一顿作为一个最后的纪念吧。
在楼底下的电话亭她又给珠珠打电话，叫她下来珠珠却不肯，她说会在家里自己做油面筋线粉汤给二毛吃，这个好心肠而且能干的上海女孩子，二毛想如果自己是个男的，一定把她马上娶回家，天天让她给自己做油面筋线粉汤吃。
珠珠家在十六楼，珠珠有一个DJ在迪斯科舞厅里打光用的灯，她拿在手里从窗口向二毛指示方向，灯光从高楼照到地面上，仍然有着极大的光圈，这光圈时而晃动，时而把二毛罩在里面，把二毛的薄薄的黑裙子照得无比温暖。二毛又有了一种想流泪的冲动，她想在外面找了半天，原来收留自己的还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在店里她和珠珠也并未好到怎样，她的很多事珠珠都不知道，她也不知自己的来历就已充分地相信她，让她回家来住。而她搞了半天，最后还是要上一个女人的床，也是够惨的了，这意料之外的结局让二毛自己啼笑皆非。
她晃啊晃地走到电梯口，电梯口挂着土地管理局的大牌子，门口还有一块大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精神病人可以结婚吗？一行大黑字。
二毛在心里说：像我这样没病的一结婚就有了病，有病的冲冲喜倒可能完全好了，所以答案当然应该是“可以”，也用大黑字回答即可。开电梯的老男人此刻把门在二毛面前打开，并且递给她一个懒洋洋的笑容，这笑容落到心怀二念的二毛眼里，正好使她毛骨悚然，脑子清醒了不少。
第二部分偶然（1）
她走进落日酒吧，第一个举动就是往白色的投币电话里塞一元的硬币，给A打电话。A在，接电话的声音带着公司办公室里的例行作派，听不出亲疏冷暖。她似已习惯，只顾说：我在落日，以前我们来过的那间。今天你有空过来吗？A说：三点我约了人见面，昨天就约好的。她说：是吗？语气里带着失望。
或许是A还有点同情心，注意到了她的这份情绪，就问：你在那里还要呆到几点？她说：现在两点半，可能再呆一个小时吧。A就回答她：要么，你三点半再打我电话。女人还要保持一点剩下不多的自尊心，她说：要不你到三点半打给我。就打64432788，服务台的小姐会叫我的。他答应了，她似回过来一口气，挂断电话，人软软地站直向四周看了看。
落日酒吧还是往常的一派生气，不管是星期几，所有的位子总是不停息地换着人坐。
有找谢小姐的电话你到时叫叫我，好吗？收银处的小姐头也不抬地点了点头。
她又看一遍白色投币电话上写着的号码：64432788，这个电话能回得进来吗？
能回的。是吗？你放心好了。
小姐开始不耐烦了。她想自己还是坐得离电话近一点吧。
她在正对着收银处不远的一张转角小台子边坐定，从乱七八糟的手袋里掏出几样毫无秩序感可言的东西：口红、KOOL牌香烟、几张写着字的纸，还有一本《克尔凯戈尔日记选》，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一八五五年就已死去的丹麦哲学家写的书，也许只因为他在离别人世的前一年就说“钉上盖板，要极牢固，因为不是我躺在棺材里面，不是的，躺在那里面的是我所极其渴望抛弃掉的我那有罪的肉体，是我生来就穿在身上的囚服……”
我那有罪的肉体，生来就穿在身上的囚服。多好的句子啊。她不止一次地翻这本书，看这些精彩的句子；不止一次地想让人们在自己身上也钉上盖板。她尽管年轻，却常常想到死。她的命不好，从离家出走的卫，到为了一桩毫不起眼的事在地铁上把一个陌生人捅死而自己也吃了一颗子弹的海海，现在又是与A在朝不保夕地磨蹭。她害怕男人带给她的不安全感，更害怕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候，魔鬼一样的昔日往事纠缠在她的耳边，台灯整夜整夜地亮着，也无济于事。也许，她是有病了，但病得还不重，还没有让她厌弃自己那因为年轻而粉嫩的皮囊。
她一边默念着愿上帝宽恕这有罪的肉体，一边继续寻找着手袋里的东西。还是没能找着自己的打火机。穿着赭红西式上装和白裤子的服务生上前来了，递给她一份饮料单。她为自己要了水果酸奶和红茶。服务生走开了，她还是没找着自己的那个点火的东西，往后看收银台的小姐，实在不想再惹她烦。往前看呢，前边侧摆着一张桌子，桌子旁独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那男人也正在不时对着那台电话张望。他的台子上有烟，当然，也有火。
先生，借个火。他点了火，手搁在她的台子上，她只能凑过去就他手里的火。这个时候，他似乎是把她看了个仔细。不必细看，谁都能看出她心不在焉的神态。
小姐，你等电话？这时候和她答话应该是自然而然。
是的，不过说好过一个小时才打来的。
我怕那电话是根本不会响的，有的这种店里只让人投币，却接不到电话。我打传呼，等了二十分钟了还没响。
可能是人不在上海吧，那小姐说回得进的。
真是怪无聊的，一个人坐在这里等电话。
他和她同时看看旁边一排车厢座上坐着的动作亲密、眼神暧昧的男女。
你来多久了？她问，语气好像并不陌生。
二十分钟吧，所以看着你进来，急急匆匆地打电话。
是啊，打电话，也许并没有什么事好急的。
有时候是为急着见一个人吧。他好像开始试探。
她嫌他多事，不想说话了。于是各喝各的红茶。厅里回荡着不知名的英文歌，还有啤酒泡沫和咖啡的氤氲。周旋着踏着舞步节奏的服务生，他们在工作着，也许工作着使他们忘记自己的一切烦扰，他们是快乐的。
水果酸奶上来了，椎形的透明玻璃杯，下面映衬出黄的菠萝和火红的橘片，上面浇着纯纯酸酸的奶油。她一个人品尝着这好味道，心里被勾起近乎同样的酸甜滋味。
突然有电话铃响，她看他一眼，笑了笑说：还是响了吧？
男的朝收银处的小姐看了看，那小姐接了电话没有叫人的意思，顾自在说话。还是不是我的。奇怪，他怎么还不回电。
再等等吧，要是接到呼机总是会给你回的。
为什么坐在这里就要去打一个电话呢？他问。
也许一个人坐在这里又没别的事是太无聊了。她说。
而且还傻傻的。他补充说。我们干吗不合并桌子说说话呢。
她迟疑了一下。要不你坐过来吧。
他很快就坐了过来，太容易了，只须移动一下屁股，从一张凳子到另一张凳子。
他们相视而笑，似乎现在是正式认识了。
他顾自笑着说，现在人的观念真变了，以前我是想象不出能和一位陌生小姐这样认识的。
他又看了看她，说她抽烟的动作很美。
她开始怀疑他根本没有打过什么电话，只不过就是为了钓一个她这样的单身女人说话。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一个传呼的回电。他很快站起来去接。
她只听到他说你是小吴吗？对方好像不是。又对了一下号码，号码是对的，然后他说可能是他把号码抄错了。是的，这是很容易写错的，到处都是号码，到处都是传呼机，一个数字搞错，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不认识的人是不会和你多嗦的。
他退回位子，说：还好有你，不然我傻乎乎地可等惨了。现在倒幸亏他没接到呼机，不然他来，我不是冷落了你吗。
她想说自己也是有人有事在等的，并不一定要他陪，但想想还是没说出来。
他像熟稔地献殷勤说，你再点点儿什么，我来买单。今天有幸认识你。
她漠然地看看他，又看看手表，还有半个小时，希望A会打电话给她。只要A一来电话，她就马上走。
他看着她说：你看上去像潘虹，特别是那神态。
这种话按理她是不会信的，可是记得以前刚与A认识的时候，A也曾这样说过。她竟信了。
是的，以前A说过的，以前他还曾小心翼翼地与她交往，留意她的一点一滴感受，怕她一不小心就不开心了。而现在，是她像在缠着他，主动打电话给他，女人一到这种地步，就被动了。她常感觉自己像被个网套住了，要挣又挣不开，A对她时寒时暖，一时让她难以左右，她恨着自己的无能。
你拿潘虹来打比喻，可见你不年轻了。她没好气地说。
没办法，六十年代出生，我们长大后，看到的不是潘虹，就是刘晓庆，相比较而言，还是潘虹气质好一点。
你是做生意的吗？她问。似乎是为了不再矜持，也不要纠缠在私人回忆里。
是，有一个公司，平时高兴做做生意，有时炒炒股。
她怀疑地看看他。
他又问：小姐你是做文化方面工作的？是记者吗？
她不置可否，反问他：记者就有文化吗？我怎么就像有文化的了？
他说她刚才拿进去的是一本《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一般人是不会碰的。
他说有书卷气的就是和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一看就看得出来的。
她停顿了一下，慢吞吞地说：炒股票的人，总觉得像是很没有文化的，挤在证券所里眼睛往同一个方向看，白痴一样。
你说的都是炒散股的，像我们都有自己的房间，看看屏幕，打打电话，就可以炒进卖出了。不过，这一段时间，大户小户都没有花头，全部吃进。
所以你有时间，在这里等人了。她发现自己突然对他的直言不讳有了了解的兴趣。也许进入别人的话语，就是回避了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她不再关心现在离三点半还有多少时间。
有个人打打岔好像也蛮好的。她一向是个喜欢听人说话的人。
他谈兴大开。说他以前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都是泡在证券所里，神经很紧张的，都在里面泡了五年了。
她说：缠着你们的小姐大概很多吧？
不，不。他一脸严肃，我们那里的房间女人都不可以进的，炒股票的人迷信得很，怕手气霉了。
这她相信，父亲搓麻将的时候总是不要母亲陪在一边的。
他看了看手表。都三点半了嘛，你那朋友不打电话来了吧。不然我们去欧登打保龄球，我有很久没有玩过了，看样子只能打一百多分了。
第二部分偶然（2）
她还在期望着A的电话，但铃声迟迟响不起来。她是恋旧的人，她不想跟他去打保龄球，可是如果A不来，她也不愿一个人像傻瓜一样坐在这儿。
她犹豫着是不是还要等下去。
她要面前的男人再说说他的经历。
他似终于放松而信口开河起来，不管她是否心不在焉地听，他只是连贯地说下去：在一个不值一提的城市长大，从不值一提的中小学毕业，小时沉默寡言，长大百无聊赖。和一个不值一提的女孩相识，有了不值一提的初恋。蹉跎岁月，至今还未婚配。还想听什么？我们边打保龄球边说，你就不要等那朋友的电话了，好吗？
再让我等等，他说有一个人来找他，可能会耽搁。等到四点吧。她看他的眼神是软弱的。
他看着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