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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阳历1月1号走的，从罗伯特太子港回来走到大洋中间时大概是１个月以后了，正好是大年三十。早晨，餐厅大厨在菜牌上写的是12道菜、两个汤。到中午吃饭时，大厨就决定减成8个菜，把所有的油炸菜和汤菜都减掉了。因为风浪太大了。我们吃饭的桌子四边都有挡板可以拉起来，铺上打湿的厚毛巾，防止盘子和碗飞出去。但即使有这个挡板，盘子还是一个接一个横着飞出去啪地在墙上摔碎了。没办法，到晚饭时又减到6个菜，因为6个人一桌，正好一个人抓住一个菜盘子。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吗？是左手一个菜盘子，右手拿着酒瓶子，干一口酒，把瓶子往腿中间一夹，再腾出手来夹菜吃。没一会儿就听到一片辟里啪啦的响声，不是人喝醉了，而是因为船颠簸太猛了，盘子和碗全摔碎了。
海上男子汉（3）
一般人形容前后叫颠簸，左右叫摇摆，上下叫垂荡。到垂荡时人就已经很难受了，而我们那会儿是上下左右一起来。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对面一个巨大的涌浪过来，船顶不动了就在原地转圈哆嗦，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左右上下全有了，产生的那种共振让你觉得发虚，就像饿得发慌、心脏缺血、大脑缺氧。
有一天晚上我值０点到4点的班，船已经晃到了超过38度。船有一种自正力，但超过了38度就可能自正不过来，有可能倾覆；再一种可能就是大船突然折成两半。这种时候你可以想像人们心里的那种压力和恐惧。接班后，我一看驾驶舱里站了很多人，船长政委轮机长电报主任值班驾驶员还有海监室主任，都在驾驶舱里，但是鸦雀无声。在灰暗的亮光中我看到他们的脸色铁青，汗流直下，有的人明显在发抖，气氛异常沉重。这些老海员都是经过大风浪见过大世面的，海龄都在10年以上，但那一夜连他们都恐惧了。而下边舱里的人那天实际上通宵谁也没睡，每个人都是用皮带把自己绑到床上听着风浪声。
我是实习水手，带班的舵工是已有七八年海龄的老水手，但此时也晕得不行了，只能趴在舵上。我这４个小时，只能是双脚叉开，后背顶着墙，然后左满舵、右满舵，４个小时不停地摇。好不容易等到接班的人来，但我一看两人的脸色跟蜡烛也差不多了。我说：“这样吧，你们先下去吧，我再多坚持20分钟。”这时海监室主任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位主任后来做到了交通部救捞总局局长，只要一碰到我，不管是当着他的下属还是领导，他都会说：“在那时能多站20分钟的话，这家伙就不是一般人儿。”
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既然扛那就扛一个英雄气概。20多分钟后我下到舱里，反正也睡不着，我就给大伙做面条去了。等我做好一大锅面条儿端上来的时候，所有人回头看我的眼光是：这人有毛病！在这时候还吃什么呀？船长最先反应过来，他明白如果这时大家再绷紧的话，恐怕神经都要崩溃了。所以他主动先盛了一碗说：“我也来吃一点吧，挺香的。再加点醋开开胃吧。”
那个第一次远航的印象太深刻了，在我已经不干海员都七八年以后了，我才跟家人讲起，当时我们的船，胳膊粗的缆杆被浪打没了，拳头厚的钢板像纸卷一样卷起来了，甲板眼看着嘎嘎嘎地裂开一道道缝儿，随时可能一声巨响后就完蛋了。我的家人都说：“你怎么以前从没说过，我们哪知道干你这行这么不容易啊。”
但是我当时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男人，你的一生可能会遇到许多事情，每遇到一个挑战或者一个难题，你都应该尽你的所能拿出办法来。但有很多时候你拿不出来，怎么办？别哭！别！扛着，像一个男人样挺直腰杆扛着。当然你背地里可能会去抹眼泪，但表面上绝对不能，因为无济于事，只能是给自己添笑料。
我第一次出海有两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一是自豪感，因为海员都穿着那种特漂亮的制服，工资很高，待遇很好，每次远航归来还能带回几大件。那时中国的物质还很贫乏，在人们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谁见了都称赞：哟！这小伙子，真棒！作为远洋轮出去又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有一种极度的自豪感；但另一个却是极度的自卑，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那条船是18年的船，在当时远洋公司中已经算是中上的船了。10年以内算新船，10到18年叫旧船，18年以后叫“报废船”。我们当时一半的船是报废船。你想想那是1983年，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刚开始有点钱来买船了。我们那条是一条前南斯拉夫造的船，虽然老了，但是它的钢板还很厚，机器比较可靠。但就是这样一条船，当我们过巴拿马运河时，还是深深地刺激了我。巴拿马那个地方是各国船队的大展览，说白了就是哪个国家穷，哪个国家富，在那儿都得到充分的展览。比如讲我们从美国回来过运河时，对面正好有一艘挪威的“北欧钻石”号去美国方向过运河。跟我们一样也是3万６０００吨的船，但人家却是最先进的1500个标准集装箱船，它的长宽已经是马拿马一个船闸的极限了。船体通身雪白雪白，沿着船头向后两条蓝色的流苏线。引领船的引水员一般是一条船配备一个，而这条船上却配备了４个引水员，１个在船头，１个在船尾，２个在驾驶台。他们的船长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笔挺的黑裤子，制服肩上扛着４道金杠，非常潇洒气派地站在船桥上。打个比方，一个是风采迷人的女明星开着一辆红色“保时捷”的跑车，一个则是疾病缠身的中年妇女开一辆二手的“桑塔纳”。什么感觉？人家这个船长就是搀着光彩照人的新娘去度蜜月。而我们呢？就像扶着一个老太太远涉重洋。我们整个船的船壳就像癞蛤蟆的皮，锈迹斑斑。不是我们不敲锈，是敲不过来。200米的船长，32米宽，七八个水手不停地敲也敲不过来。
在美国装货时，有一个装卸工的大工头跟我关系混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挣多少钱，我说挣40美元。“１个小时？”“不是。”“１天？”“也不是，是１个月。”他很不满地问：“噢，我们是朋友吧？”我说是。“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说没有骗你，就是一个月挣40美元。他说不可能。我当然得给我们国家脸上抹点粉儿了，不能承认我们穷。我说我们中国住房是白给的，医疗是白给的，养老是白给的。他说：“好，就算你什么都是白给的，那么你40美元够喝啤酒吗？够抽香烟吗？够给老婆买首饰吗？这些总不能也是免费供给吧？”我当时哑口无言。
海上男子汉（4）
快９０年代了，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根本不了解中国，一问就是你是不是日本人？菲律宾人？我们在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看到报道我们的电视片，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的内容呢，人们都穿着一身绿、一身蓝，或者一身灰。
我有一年回到大学去看我的老师，老师的儿子也当了海员。他当时跑日本航线，我的老师很忧虑地问我：“怎么办呀？这小子一回来就说国外好，他会不会跑呀？”俗话叫“跳船”，那就是叛逃呀。我说他现在才去了半年，如果他２年之内不跑，他永远不会跑，２年之内他要跑了，他会后悔。因为我刚上船时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人家也不比我聪明勤快，为什么就过得这么好？如果我到这儿的话，语言起码没有障碍，说不定也能过上这种优越的日子。但当时想再多走几个国家看看，等到多走了几个国家后，感觉到，你人可以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很快提上去，但人活着是不是光吃饱了饭就行了？还有更高的追求呢？你能融入西方这种以基督教思想为宗旨的文化氛围吗？可能我这人比较保守，现在我仍然听不懂摇滚乐。我们的下一辈人可能听懂了，但是他是不是骨子里就懂了这种文化呢？人活着你还有一种更高的文化追求。你可以在美国拿到文凭，也可以混到白领，但是如果你的国家不强大，你在外国人眼里永远是个“换大米”的。再说我们的国家并不是说没希望了，比如说80年代上旬到罗马尼亚，那时齐奥塞斯库还没有被枪毙，没有改革开放，跟我们“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状况差不多，物质贫乏得不得了。我们仅仅开放了也就是三四年，就已经物质上大大丰富了。牛仔裤对我们算什么？丝袜算什么？盒式录音机算什么？电子手表算什么？我们已经都有了。就是说，我们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改变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作为男人的话，你既然有这么强烈的自卑，那么咱们套句老话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是说那些一毕业就考托福的人不是男子汉，但是我不那么做。我觉得这辈子就在中国，我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我们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实现周总理当年提出的目标———跨入世界最大的远洋船之列。
干海员更多的还是自豪感。想想看，你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出海，负有使命感。每回在船上，我们最爱唱的歌词是“我们绕过好望角，满怀豪情去远航”，或者是那首《远航归来》：
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
祖国的炊烟召唤儿郎。
啦啦啦……
秀丽的海岸绵延万里，
银色的浪花也使人感到亲切芬芳。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祖国我的亲娘，
当我回到你的怀抱，
火热的心又飞向海洋。
海上的8年生活，实现了我干一番男人的事业的梦想，我已经做到了大副。按照我们的行规，我只要再干１年半就可以去考船长，实现我当年一定要做船长的梦想。
但这时我老婆怀孕了。我们一般一出海就是9个月，为了能够照顾她，我暂时离开轮船回到北京。也正好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公司派我到深圳搞多种经营，我就去了深圳，代表公司股东一方担任海运部经理。
8年的海上生活，成为了我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大海上去了，但是直到今天，我最向往的生活仍然是出海远航。这些年因为经商，经常会在晚上徘徊在城市的酒吧或者出入于歌舞升平的场所，但内心非常厌恶，我觉得还是海上好，可以找着一种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会觉得所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不像现在天天酒场上招待客户，你灌我我灌你，灌醉了好去拿一个商业利益。要不然你就是无所事事买醉，有什么意思？最后得到的是什么？赚钱。赚了钱干吗？买好车买房，吃喝嫖赌。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成就？
我到了深圳那个公司之后也干得不错，海运部加上我一共２个人，只有１间办公室，１部电话，白手起家。第一年给公司上缴了130万元人民币，第二年150万元人民币。到了第三年，因为公司高层的决策，我们远洋公司撤出了股份，安排我们在当地重新又注册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上司告诉我想把它变成个人的公司，让我跟他合伙，我不愿意这样，这不符合我的人生信条，怎么能把国家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呢？我就辞职不干了。这时也正赶上我所在的远洋公司改革，主力船队被总公司给收走了，船员都被作为劳务外派，而像我这样的陆地职工则自找出路。我就离开了公司，承包了一家报关行，开始了给自己打工的生涯。
2000年的时候，国家在进行调整，我经营的报关行因为在当地已经非常有影响，被一家看好它发展前景的颇具实力的大公司议价收购了。我是股东，员工都留下了，而我在拿到了一大笔钱后下岗了。
你问我什么心情？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人，你突然间拿了7位数的一大笔钱是不是很高兴？别人一定告诉你是的，赶紧玩去吧，耍去吧，买房子买车吧，可我当时拿到钱就哭了。我没事做了，我下岗了。当然比下岗工人好多了，得到了一大笔钱。但这笔钱并不能让我高兴，而是有一种被时代抛弃、淘汰出局的感觉。想想当年我们一起穿上海员制服的那些意气风发的大学同窗们，有的已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有的是国内海商法界的著名律师，有的是海运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有的是赫赫有名的远洋一级船长、轮机长，而我却好像成了这个社会多余的人，内心里非常非常失落。
海上男子汉（5）
这是2001年元旦的事儿。那年的那个春节我过得非常没有意思，是我长那么大过得最灰暗的一个春节。住在刚刚装修的128平米的海景住宅里，就在蛇口那条大船旁边，每天面对着大海对我成了一种精神折磨。我那时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到船上去了，因为已经跟远洋公司正式办了辞职手续。所以，面对大海，我尝到了困在笼子里的狮子是什么滋味了。
过完那个灰暗的春节，一个朋友跟我说，有家IT公司，老板是台湾人，不懂大陆文化，跟员工闹得很僵，急需一个懂管理大陆员工的人才。我说那我去试试吧，就去当了个行政总监，说白了就是除了财务不管，人事、行政、后勤什么事都管。
进公司一看，全部无纸化办公。跟老板隔着一个玻璃就能看见，但你有事儿也必须发E…ｍａｉｌ请示。要说起来我也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电脑办公的人。
最初网络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一根光纤把世界变得非常非常小。我以前发电传，要等对方上班，网上就不用，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他发E…ｍａｉｌ。而且两秒钟就搞定；第二，网络把人变得互相更不信任了。因为人们以前通过电传和电话对话，没见过面也知根知底，但是网上，对面说不定坐着的是只猴子，你还傻乎乎地跟他对话呢。比如我上来就跟人们说我是个车夫，是九城混混。有人就跑来轻蔑地告诉我，我是京城公务员，谁跟你一个拉车的瞎哄？可能他真是一个穿制服的，也可能根本不是。就像我说我是车夫，我真拉过三轮车啊？我开过出租车啊？根本没有嘛。所以网络把世界变小了，又把人变远了。表面上看人们很近，但是如果不电聊，不见面，还是互相不信任。
网上历程
聊天是个挺没劲的事儿，我发现人们为什么上网？是因为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人们没有一个精神引导，大家都空虚。有钱的、没钱的、成功的、不成功的，大家都一块儿空虚。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是一群无序的羊，没有牧羊人，没有头羊。大家就知道玩命挣钱。你问他挣了钱干什么，买好车，买好房，包二奶，出国旅游，吃喝嫖赌。可是老这么你有劲吗？刚开始是有劲，可再往后呢？山珍海味总有吃够的时候吧？大屋住得总有烦的时候吧？包二奶总有闹得家庭分裂的时候吧？所以最后光剩下空虚了。毛泽东时代没这个，毛泽东时代告诉你要实现共产主义了，要“文化大革命”了，要“斗私批修”了，总弄点精神上的东西，好像烤香了的骨头挂在你鼻子这儿，让你老想去咬，咬不着还想咬。但现在人们似乎缺乏精神上的东西，人人在追求什么都不清楚，就像我，我要不是空虚我为什么上网啊？当然，也是我们到了一个网络时代。
刚开始上网我也不懂，后来是我们公司里一批电脑高手，说：这还不简单，上网聊天，就用全拼，你不是北京人吗？说话发音正，两个字母就拼一个字儿。我就这样开始上网了。
一上网我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大学老师，我跟她聊天时一直在给她讲故事。后来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