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可怜。”
“噢，这我不知道。她还是离开我好些。两个月后她遇见了马丁，一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她现在也许有两个孩子了，过得非常幸福。”
“从那以后你再没遇到过别的姑娘？”
“有过一两个，但没有一个真正持续下去的。”我叹了口气。我建立的每一个恋爱关系不久就变成了一场姑娘和我的田径运动之间的斗争，我从来都不愿意妥协，不愿放弃我的赛跑。有时候我也为此感到后悔，但是这只是我为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到后来，我总是准备付出代价。
“那么，现在是什么使你却步呢？”戴比问道。
“却步什么？”
“你明白，结交女朋友。”
“哦，你总不能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拉一个就算吧，”我不满地说道。“我是说，事情没那么容易。没有时间啊，要工作，还有那么多其他事。”
戴比大笑起来。“你肯定可以在星期二和星期四的9点到9点半之间安排一点时间吧。那段时间应该足够了，不是吗？”
我耸了耸肩，咧嘴笑了。“是啊，你说得对。我只是好久没谈恋爱，生疏了。我将立刻改正这个毛病。到下星期这个时候，我将带三个女人让你过目。”
我们喝光了白葡萄酒，分摊了帐单，便起身走入风雨中经受洗礼。我们沿着遮有顶篷的舷梯走着，舷梯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颤动不已。我们又来到了人行道上的遮雨篷下面，两人既没有雨衣也没有雨伞。
在这个阴冷的雨夜里，我们正沮丧地站在那儿发怔，这时一个男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在戴比面前停了一下，伸手在她的胸前衬衫上拧了一把。“宝贝，想我吗？”他说完，短促地干笑了一声。他又转向我，一双奇怪无神的蓝眼睛看着我，嘴角挤出一丝假笑，然后一下子冲进了雨中。
我的反应神经因酒精变得迟钝了，一时惊讶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我猛醒过来，要冲进雨中去追那人，戴比却扯住我的衣袖。“保罗，别去！算了吧！”
“但你看他干的事，”我说着，仍犹豫不决，戴比拉着我的一只胳膊。
“求求你，保罗，犯不着，求你了。”
我朝一片黑暗中看去；但那人已经没了踪影。戴比一脸恳求的神色，头一回显得那么严肃，她害怕了。
我耸了耸肩，回到遮雨篷下。我仅仅在雨中呆了几秒钟就浑身湿透了。
“他究竟是谁？”
“别问了。”
“但他不能那样对待你。”
“听我说，保罗。求求你，就别提它了，求求你。”
“好，好。我给你拦辆出租车。”
由于下雨，出租车连影子都不见，这也不足为怪。5分钟后，我们便分手奔向各自的地铁车站。戴比向泰晤士河河堤车站跑去，我则冲向坦普尔车站。
当沿着伦敦环城地铁线路永无终点地运行的火车蹒跚西行时，我心中开始感到纳闷，想象着刚才强摸戴比的那个男人会是谁呢。他曾经是她的什么人？旧情人？以前的同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一个醉汉？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不明白戴比为何不肯告诉我关于他的任何事情。她看上去惊恐万状，而不是惊讶或者受到冒犯的反应，非常奇怪。
在他向我转过身来的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的模样。他身材瘦长，约莫35岁，穿着一身不起眼的城里人衣服。我还记得他的眼睛，浅蓝色，目光呆滞，瞳仁几乎成了看不见的小孔，我浑身一阵颤栗。
火车停靠在维多利亚站，一群乘客推搡着下了车，又上来了一两个人。当火车再次颠簸开动起来时，我的思绪又遐想无际。我试图看看坐在我对面那位老者手中的报纸，但却看不清楚。我和戴比之间关于我的女友的谈话，或者确切地说，关于我没有女友的谈话，这阵子又浮现在我脑海中。说到女人，在最近几年里我几乎没有尝试过。并不是我不喜欢女性伙伴，绝不是这么回事，只是很多关系开始时期望值很高，而往往以失望而告终，因而似乎不值得为此花费精力。不过，我也许应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戴比说得对，无论我如何专心致志地想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总应该花时间做些其他事情。
想到戴比，我不禁笑了起来。她的心情总是那么愉快，似乎没有什么事能使她发愁。我意识到，当我每天上班时，都盼望着看到她的满面笑容和善意的讥讽。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已越来越喜欢上她了。
且慢，当戴比鼓励我为自己找女朋友时，她心中是否已有目标？我这种人真是少根弦，竟然连这种暗示也听不出来。不，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是的，我的心中人不是戴比。她的心中人也不是我。但不知怎么的，这个念头依然强烈地吸引着我。
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我忙得不亦乐乎，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市场交易十分活跃。各机构性资金管理者都认为邦兹银行将降低利率，因此，都想赶在这之前把马克兑换成美元，华尔街对此大为吃惊，在最近发行的瑞典债券之前囤积起来的欧洲债券已经几乎全部被买空，有一些经纪人的处境十分不利。推销员们不断地打来电话，试图劝诱我们把我们的债券卖给他们。但是我们按兵不动，让他们去干着急吧。
戴比今天迟到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接所有的电话，这可真够我忙的。
9点钟时，我大声问卡伦：“你有戴比的消息吗？”我们昨天晚上酒喝得并不算过量，她应该能够来上班。
“还没有，”她说。
9点半时，汉密尔顿晃悠着来到我的交易台旁。“戴比来了没有？”
“还没有。”
“我想她就是病了，至少也会礼貌地来个电话说一声。”
我没有辩解。如果没发生别的事，不来上班似乎显得有点儿不明智。不管是什么借口，总比没有借口好。戴比三天两头会称病告假，几天不来上班，但她通常会打个电话来，编造个借口。
上午的时光在一点点流逝，尽管卡什、克莱尔、戴维和其他推销员使尽浑身解数想诱我卖出我们的债券，但我还是设法抵挡住了诱惑。
卡伦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全神贯注，她声音中流露出的那种担心，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腔调吸引了我以及交易室里其他人的注意力。
“汉密尔顿！警察局的电话，他们想找人谈谈戴比的事。”
汉密尔顿拿起听筒，我们都看着他，不一会儿，他便双眉微蹙，他轻声地谈了约莫5分钟时间。然后，他慢慢放下了听筒，他站起身，走到我的交易台旁，尔后又走到戴比的交易台旁边站住了，他示意大家靠拢过来。
“我得到一个坏消息，戴比死了，她昨晚淹死了。”
听到这几句话，我感到万分震惊，脸色陡变。我两耳顿时嗡嗡直响，双眼模糊不清，我瘫倒在椅子里，当汉密尔顿和警察谈话时，我脑子里在胡猜乱想着种种可能发生在戴比身上的可怕的事情，但对这种打击却毫无心理准备。我感觉到身后那张交易台已经空空如也，平日里，那是闲谈和笑声的中心，如今却沉默无声了，我只是恍恍惚惚地听见汉密尔顿在继续往下讲。
“她的尸体是今天早晨6点钟在米尔沃尔船坞附近的泰晤士河里发现的，今天下午警察要来找我们谈话。他们要求我查问一下，昨天晚上最后看见戴比的是谁。”
“是我。”我说，或更确切地说，我打算要说。我嘴里吐出的只是一声咕哝。“是我。”我又说了一遍，这一回更清楚些。
汉密尔顿转过脸看着我，他的面容冷酷严厉。“好吧，保罗，他们也许想从你这儿取证。”
这时，大伙儿都好奇地望着我。“我最后看见她是在昨晚9点半左右。”我说，“我们刚刚喝完酒，她沿着泰晤士河河堤大街步行，别的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尽管心乱如麻，但仍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他们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罗布问。
“还不清楚，”汉密尔顿答道。“据警察说，他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肯定，她掉进了河里。但是怎么会掉进泰晤士河呢？无论昨晚风有多大，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掉进泰晤士河，这就是说，她要么是跳下去的，要么是被人推下去的。这时，昨晚戴比高船之前，那个强行捏摸她的男人的瘦脸和毫无生气的眼睛又隐隐出现在我眼前，我发誓他一定与此事有牵连。
电话指示灯在不住地闪烁着。汉密尔顿说；“我们最好还是去接电话吧。”
我们大家都默不作声，互不说话，我们都想不出该说什么是好，我们各自默默承受着这一事件给我们各人带来的不同打击。卡伦捂着手帕悄悄抽泣，罗布和戈登站在旁边，想找什么事干，以免闲呆着空难受。
我只是呆呆地望着戴比的交易台。
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们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我依然能看见她那丰润的脸颊在船舱里的柔和灯光下泛着红晕，还有那双会笑的眼睛。那仅仅是数小时之前的事，准确地说是14小时之前，像她这样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没了呢？就不再存在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眼睛如针扎般刺痛，我双手抱头，呆呆地坐在那儿。
我不知道这样坐了多久，后来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上，我抬起头来，见是汉密尔顿。
“我很难过，”他说，“你们是好搭档。”
我仰脸看着他，点点头。
“你想回家吗？”汉密尔顿问。
我摇摇头。
“我能提个建议吗？”
“什么？”我说这话时嗓音嘶哑。
“拿起电话和别人谈谈。”
他说得对，我需要把自己罩在日常工作的安全网下，价格、聊天、收益、买卖差价。
我没有勇气告诉别人关于戴比的事。但是，没过多久，消息就在证券界传扬开了。于是，那个上午的剩余时间更加难熬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赞同人们对戴比的评价，说她是个爱逗笑的妙人儿，说她的死真令人难过。
午餐时间，警察来了，他们与汉密尔顿交谈了半小时。然后，他把我叫进会议室，两个人坐在那儿等着我，两人中个头较大的那位自我介绍说他是鲍威尔警长。他身材粗壮，35岁左右，身穿一件廉价的双排扣西装，敞着胸，系着一条花哨俗艳的领带。他站起来时动作很快，粗壮的身体肌肉发达，而非虚胖，他看上去是个勤于行动的人，在德琼公司空气稀薄的会议室里感到很不自在，他的同事琼斯警探在后面，手握铅笔准备记录。
“麦肯齐先生说，蔡特小姐死之前，你是这儿见到她的最后一个人，是吗？”鲍威尔开始问道。他操着一口低沉的伦敦口音，说话的口气使一句简单的问话听起来更像是起诉控告，他显得不耐烦。
“确实如此，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喝了一杯。”我把头天晚上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讲述了一遍，那个警探做了大量的笔录。当我说到侵犯戴比后消失在雨夜里的那个男人时，他们追问得更紧了。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一一作答，进行了相当准确的描述，并表示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花一些时间协助警察破案。接着，鲍威尔的问题陡然一转。
“麦肯齐先生说，你与蔡特小姐最接近？”
“是的，我想此话不假。”
“你认为蔡特小姐近来情绪很低沉吗？”他问。
“不，我不这样认为。”
“没有与朋友发生什么矛盾？”
“她对我只字未提。”
“有任何工作方面的问题吗？”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真的没有。”
“一点没有？”鲍威尔逼视着我的眼睛，他注意到了我的犹豫不决。
“嗯，她最近有点儿不快。”我告诉了他关于戴比和汉密尔顿的分歧，以及在芬斯伯里广场她与我的谈话。“不过，她还不至于为此去寻短见。”我说。
“那种事总是很难说，先生。”鲍威尔说。“令人惊奇的是，表面上情绪稳定的人常常会因为某种亲朋好友认为无足轻重的琐事而轻生。”
“不，你不知道，”我说。“她从未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实际上，她总是笑口常开，她热爱生活。”
鲍威尔看上去好像并未全部听进我的话，他对已合上笔记本的同事点点头，然后说道：“默里先生，谢谢你，占用你的时间了。如果我们再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一定会再予合作的，是吗？”
我点点头，随后两个警察起身离去。
那天，我总算勉强熬了过去，大约七点钟时，我关上机器回家。
我在等电梯时，汉密尔顿也来了，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在最轻松愉快的时候与汉密尔顿搭话闲聊尚且都很困难，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不愿动脑筋找什么轻松有趣的话题与他交谈。
最后，电梯来了，我们俩走进电梯间。电梯往下降时，汉密尔顿说话了。“保罗，你现在准备做什么？”
“不做什么，回家。”我说。
“你愿意回家的路上顺便到我那儿坐坐喝一杯吗？”汉密尔顿问。
我起先没有回答，我对这邀请感到惊愕，汉密尔顿完全不是那种愿意邀请别人进行交际的人。当时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和他在一起别别扭扭地谈上半小时，但又不好拒绝。
“承蒙邀请，我非常感激。”我说。
汉密尔顿住在扼守伦敦城北入口的巴比坎地区的一幢灰色条纹的混凝土塔楼里，从办公室到那儿只需步行15分钟。我们几乎是一路无话，躲闪着来往的车辆和下班的人群。巴比坎是一个混凝土人行道和塔楼组成的迷宫，曲曲弯弯地绕着高出街道大约20英尺的伦敦古城墙和教堂。这地方令人分辨不出方向，漆在人行道上的黄线会把你引到你想去或者不想去的不同地点。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居住区。
我们终于来到了汉密尔顿居住的塔楼，乘电梯上了顶楼，他的寓所小巧而适用。价格昂贵但并不精致的家具摆设为主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功能，墙上仅有的一组画是19世纪的苏格兰教堂。墙上是应该挂一些画，但恐怕很难看见比这更阴郁的画了，我好奇地朝一间敞着门的房间看过去，只看见一张写字台。
“那是我的书房，”汉密尔顿说，“我领你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那儿的确有一张面窗的写字台，四壁从地板到天花板排立着书架和文件柜。那间小屋里藏有数以千计的书报文件，看上去有点儿像一个大学教师的住所，只不过非常整洁干净，每一样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写字台上除一台计算机以外别无它物。
我飞快地扫掠了一下书架，我看见的所有书籍的书名几乎都与金融或经济有关，其中有许多书是19世纪的著作。有一个书架上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上面有格莱克的《混沌理论》、鲁德的《青史众生》，甚至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另外还有心理学、物理学、宗教和语言学方面的著作。
汉密尔顿走到我身旁。“你应该读一些这种书，那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工作。”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市场是什么，是价格波动，是人群间的相互作用，是竞争，是信息，是恐惧、贪婪、信念，”他继续说。“门类繁多的学科都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各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