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给我搞到5百万美元石膏债券？”我问道。
“不太好办，”戴维说。“这种债券几乎都不上市交易，我来看看能想些什么法子。”
我放下电话，像平常一样，这一切戴比全都听得一字不差。“我认为你应该卖掉这些债券而不是买进它们。汉密尔顿要是知道了这事，他会大动肝火的。”
我向她解释了我了解到的有关石膏债券的种种情况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如果准备收购石膏公司的某人正在吃进该债券的话，那么，他们将以票面价值进行交易。要是我现在能以80的价格买一些的话，到时就能获得20个点的利润。”
戴比洗耳恭听。“我觉得这倒是个绝妙的主意，不过，我想汉密尔顿还是会生气的。”
听了这话，我有点泄气。她说的也许有道理，从技术角度来说，未经汉密尔顿授权，我无权对不具备3A或2A最高信誉等级的任何公司增加德琼公司的承受风险。但是，我非常清楚我的行动是明智之举。
电话指示灯闪烁起来，是卡什打来的电话。“关于石膏债券，你拿定主意了吗？”
“还没有，再给我半小时。”
“好吧，不过，我的出价不会永远不变。再给你顶多半小时。”卡什挂断了电话。他的语气比往常略显紧张一些，毫无平素的取笑逗乐之意。
过了25分钟戴维才回话，“是有些交易在进行，交易所打烊后，这些债券的开价是80，天知道是什么原因。保罗，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但我猜得出来，”我说。
“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戴维，我不能说。你弄到债券了吗？”
“只弄到2百万，我们可以按82报价。”
虽然哈里森兄弟公司可能从价格中至少抽走一个点，但是眼下不值得为这点小利与他争辩。“我买下，”我说道。
“你以82的价格买下2百万元95年到期，收益率为9％的美国石膏债券，”戴维说。“谢谢照顾生意。”
“谢谢你，”我说。“要是还有这种债券的话，请告诉我。”
“我会的。”戴维说。“不过，我想不太可能了，为了这2百万，我们查遍了瑞士的所有证券市场，有人已经把所有可买到的债券全都买下了。我们问及的每个人都在前一、两天把债券抛光了。”
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还得到了2百万美元。这应该能够赚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我猛然想起来答应给卡什回电话的。
“怎么样？”他问道。
“对不起，卡什。谢谢你的出价，但是我想还是自己留着这些债券。”
“嗨，保罗老弟。这事你得想想好。要是汉密尔顿听到你没有接受我的出价的话，他会对你非常恼火的。”
我心里想，要是他发现我又买了2百万时，他真的会发火的。
“抱歉，卡什，但是我们爱莫能助。”
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卡什的声音在电话里重新响起，虽然有些沮丧，但不失友好。“那由你决定。不过别忘了我曾不辞辛劳帮你摆脱了困境，咱们以后再聊。”
当我放下电话时，我对卡什使人感到内疚的本领惊叹不已，甚至当他试图抢劫你的时候，也会让你心生愧意。
“你搞到债券没有？”戴比问道。
“只弄到2百万。”我说。
“不错，你可以从中赚上一笔。”她靠坐在椅子上，“可惜我们自己不能够买些这种债券，”她说。“赚这种钱好像不费什么力气。”
“你当然能买，”我说。“你只需要从你的建屋互助会帐户上取出两三百万就可买债券。”
“我们可以试试，少买一点，做一笔零星交易。”她说道。
“那样做合乎职业道德吗？”
“我不知道。”
“喂，你应该知道，你毕竟是一名遵纪守法的检查官。”我说。每一个资金管理公司都任命了一名检查官以保证避免内幕交易和利益冲突，戴比因学过法律，具有这方面的工作经历，因而她成了我们公司的检查官。
“我想我是的。”她打了个顿。“想到这，几乎可以肯定他说这是一种利益冲突。”
“真可惜，这主意倒是不坏。”我说。
“不过，我们可以买股票，”戴比说。“如果该公司被收购的话，股票便会很快增值。”
“有什么不可以？”我说。“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我在建屋互助会里有1万英镑。我似乎觉得在石膏股票上投5千英镑准没错。“但是，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买到美国股票呢？”
这个问题我和戴比仔细考虑了一、两分钟。然后，戴比大笑起来。“这真可笑！我们拥有10条通往世界上最大股票经纪人的电话线。他们中总会有人知道！”
“那当然！”我说。“我来给卡什打电话。这种事情他肯定清楚得很。”
我接通了卡什的电话。“关于石膏债券，你改变主意了？”他问道。
“没有，我没改变主意。”我说。“但是，不知道你是否能帮我一个忙？”
“没问题。”卡什说，语气似乎不像往常那么热情。
“要想买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该怎么买？”
“噢，那很容易，我可以在这儿为你开个帐户，你需要做的就是给我们私人客户部的米里亚姆·沃尔打个电话。给我5分钟时间，我告诉她，你马上要给她打电话。”
10分钟之后，我和戴比就以7美元的价格一人买下了一千股美国石膏公司的股票，成了骄傲的股东。
第三章
啪嗒，啪嗒，啪嗒。
我正在大步向前跑去，我的双脚踩在肯辛顿花园的小径上，发出极轻的声音。我两眼注视着远方的圆池塘，高兴地看到它似乎静止不动。当我跑动时，世界从我身旁滑行而过，没有上下运动。我的身体随着双腿规则地迈进，水平地向前移动，任何慢跑，任何摇摆，都意味着能量消耗，而能量消耗便意味着速度损失。
我享受着跑步训练的乐趣。这不仅仅是当你的体力不支，想停步时，你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力强迫自己继续前进，而且，这种训练能保证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在该活动的时候都活动起来。
电视实况解说员曾对我的跑步姿势给予过热情的赞扬。其实我并非天生的跑步运动员。我是经过多年专心致志的训练学成的，是得益于弗兰克的训练有方。
我初次邂逅弗兰克是我在剑桥大学跑步时，当时他在伦敦城北的一家俱乐部担任中距离跑教练。他偶尔也来剑桥大学指导我们中的一些人进行训练。更多时候是我在星期天去求教于他。
当然，我也具有某种跑步的天赋。甚至当我还是个11岁的孩童时便喜爱上了越野赛跑。在约克郡故里，我会自觉自愿地在荒野上跑数英里，对此，我的朋友们觉得不可理解。进入青年时，我已发育得十分高大健壮。我的腿肌锻炼得结实有力，而且具备了一名优秀中距离跑运动员所应达到的速度。在剑桥大学念书对，我积极参加田径运动，一年级时就参加了校运动代表队。
但是，真正教会我如何跑步的人是弗兰克，不仅仅在体能上，而且在精神上。我具有必需的决心，而他则懂得如何进行引导。我们一道对我的技巧进行了长久而艰苦的训练。在速度训练中，当我的体能只能使出90％的劲的时候，他却要求我尽100％的力气。他教我如何赛跑，还教我如何分配力量，不仅在体能方面，而且还在精神力量方面。
这种方法效果很好，虽然训练很艰苦，收效也十分缓慢，但是每年我的速度部能提高那么一点儿。在离开剑桥大学后一年，我首次代表英国参加了比赛。下一个赛季，我刚好错过了奥林匹克选拔赛，在随后的6年里，我的速度和耐力均有所提高，但仅仅使我能够获得名次。
那一年，我和弗兰克全力以赴，通力配合，这使我在精神和体能上达到了顶峰。银行对此非常理解，我的工作至多也只能算是非全日制。
我在预赛中发挥得不错，我设法努力通过了预赛以获得决赛资格，同时仍然留了不少后劲。
决赛那一天，我感觉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胸有成竹。我身体健康，我决心如铁。在参加决赛的选手中，有四人曾多次比我跑得快，但是我决心要战胜他们。我的策略很简单，我将快速起跑，争取领先跑在前面，有两、三名选手的冲刺速度比我快。我必须保证在最后200米时把他们击败。
我按照既定策略行事，但是在头600米时，大部分运动员都与我并头齐进，每当我拉开一点距离，他们便会赶上来。然后，剩下200米时，我稍稍加大了步伐，开始慢慢与其他人拉开距离。到最后150米时，我比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还要领先5码。巨大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里的人群都为我鼓劲——我确信他们只是为我一个人鼓劲。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15秒钟。
但是，离终点线50米时，两个身穿绿背心的身影超过了我，那是一名肯尼亚选手和一名爱尔兰选手在冲线。我暗自加劲，希望双腿能速度更快些，步伐更大些，但它们却不听使唤。突然，场内观众为跑在我前面一、两码的两个后来居上者喝彩欢呼。当时就好像我正在慢慢地向后跑。
我第3个冲过终点线，赢得一枚铜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品尝到了受人瞩目的怡然乐趣。新闻媒介，单位同事，业务活动中遇到的人们，甚至街上的路人都对我投来钦羡的目光。尽管我处在极度快乐之中，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无法漠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输了。为了这场比赛，我付出了一切。为了那短短的1分半钟，我倾注了生命中整整1年的时间。最后还是输了。
我的时间无疑是我个人最好的东西，当我恢复训练，准备参加下一赛季的比赛时，我的时间更紧了，这开始使我变得沮丧消沉。我越来越清楚，我将永远无法超越那一次努力。即便是要接近那个成绩，也将耗去我全部的精力。
我需要时间做其他事情，我需要时间与朋友们交往，我需要一份使我非常紧张的工作，我需要一次新的挑战。
所以我退出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弗兰克时，原以为他会对我大发雷霆，但是，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实际上，他很支持这种想法。
“我曾见过许多许多年轻人为了田径运动，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他说道。“出去闯闯社会，干一番实事吧。”
我心中暗自思忖，他和我一样非常清楚，我的运动生涯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不希望我为了那块永远得不到的金牌再耗费数年生命。
所以，我放弃了田径，我走上社会，争取在某种新的事业上赢得胜利，我选择了证券交易。
我快步向圆池塘跑过去，经过两三个以散步速度进行慢跑锻炼的中年人，他们跑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一条红色的塞特种猎狗朝我跑过来，不顾其主人在后面大声喝止。它在我身旁上窜下跳跑了几码，然后跑开去，跟在对着树间一只小松鼠狂吠的小猎狗后面。那小松鼠从正在一棵树下拥抱的一对人儿身上跳过去，但他们对它根本不在意。
我仍然需要跑步，每周跑三、四次，通常是沿着海德公园的外围以最快的速度跑三、四英里。我需要兴奋感，需要那种精疲力竭的受虐狂似的愉快满足感。
我想起了昨天的瑞典债券交易，当我得知我的判断正确而市场的判断错误时，心里产生了一种甜蜜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一丝微笑仍禁不住浮上了我的嘴角，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和汉密尔顿是对的。作为一个交易新手，我干得很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巨大的压力，然而我成功地经受住了压力。有一阵子我曾吓得胆颤心惊，但是我终于稳住了阵脚。恐惧是兴奋活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如一名田径运动员必须经历痛楚方能体验兴奋冲动一样，一名交易员必须感到恐惧。
我盼望着听到汉密尔顿回来时一定会对我说的话，这是我第一次获得机会向他证明我的真实能力，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期望着他对此表示赞赏。
一群戴着黑色双层面纱和金色面具的阿拉伯女人傍晚出来散步溜达，在一起叽叽喳喳，我避开她们，向左转弯朝公园出口处跑去。在跑向我公寓住房的最后两三百码时，我加大了步伐，令人烦恼不已的疑虑始终萦绕在脑际。
我从短裤口袋里掏出楼房钥匙，胸脯剧烈地起伏不止，疲惫的肌肉上汗水淋漓，我打开门，踏过零乱的尚未打开的邮寄宣传品和赠阅报纸，走上通往二楼的楼梯。
我进了房间，迅速舒展了一下肌肉，便倒进沙发里。我注视着周围，累得一点都不想动。这是一套小巧方便的居室，一个卧室，一个起居室，一个壁龛式厨房紧连着客厅，还有一条过道。我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因为空间非常之小，我必须使它保持整洁，家具陈设简单实用，价格低廉。壁炉台上摆着精心挑选出来的我最珍爱的赛跑奖品，还有一帧我的父母倚在一面干砌墙壁上的黑白照片。他们向我微笑着，带着已经失去的二十年前的幸福感向我微笑着。
这套房子毫无奢华之处，但我喜欢它，它是一个方便合适的避风港。
我呻吟着从沙发上爬起来，肌肉僵硬，一瘸一拐地走进浴室去泡个澡。
第二天一上班，我便从卡伦的交易台上抓起每天早晨都放在那儿的《华尔街日报》。当看到股票栏里美国石膏公司的股票收盘价时，我吃惊地发现手中的报纸在微微抖动。
果然没错。11。25美元。那股票一夜之间上涨了50％多！我转身看见戴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交易室。她瞥见了我正在看的那一版面。
“有什么消息？”她说。
“11。25。”我咧嘴笑着说。
“我不信！”她说着，从我手里抢过报纸。她发出一声大喊，把报纸抛向空中，惹得人人转身侧目。
“我发了！”她尖声喊道。
“没有大发，”我说。“只不过几千美元而已。”
“噢，闭嘴，你这个老守财奴，”她说。“我这就出去买些香槟来。冰箱里还有些桔子汁，许多巴克桔子汁。”我对此半信半疑，但是戈登和罗布却大声地咂咂嘴唇。甚至连杰夫也搓搓双手，准备庆贺。他高兴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一夜之间，美元终于达到了他的经济模式所显示的应该达到的指数。
15分钟后，戴比回来了，拎着一个冰桶，里面放着一瓶香槟酒。我弄不明白在一大早这个时候她上哪儿去买来这些东西的，我们从冰箱里取出玻璃杯和桔子汁，仅仅两三分钟的工夫，我们就全部在为美国石膏公司祝酒干杯了。
“我们应该每天早上都这样来一下。”罗布说，颇为欣赏地凝视着他杯子里冒起的泡泡。
“我们的大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戈登说。
“不可能。”戴比说。“我想象不出他会对什么事情真动肝火，顶多给我们看个冷眼和简短教训几句罢了。‘德琼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职业化的服务为骄傲，而你，罗伯特，却没有以职业化的方式履行职责。’”她一本正经地学着苏格兰口音说道，倒也有几分像汉密尔顿训入时的那种典型腔调。
罗布大笑起来。“喂，你最好把那玩意儿拿走。”他指着戴比交易台上那只倒空的大酒瓶子说道。
“噢，不到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