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十试艺于春闱，竟不成名，今为河朔一从事耳。苟不自言，其谁为言于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间，必合达天地之性。苟违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弃物也。今淮西凶党，是天地已弃之物。相公诚顺天而诛，可不伟欤？其窃聆议者，谓淮西兵强，不与恒郓两军掎角相应，此皆腐儒竖子之言，不足与相公计大事。何者？自兵兴已来，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业。彼或有逆，此则有顺，以顺讨逆，往无不克。爰自国初，垂二百年，时有悖逆，孰为存者？今天下之藩镇六十，甲士百万，虽有依违，未尽化者，不由三所耳。议者若以为申说言淮蔡必强，则陈许安得而弱乎？况以人敌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敌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则过不在士卒。伏计此事，已经相公心矣。某请征四年冬出师讨恒阳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卢从史潜应，天兵欲进，贼必知之。况内丘与临城，积二十里，北为贼境，南是天兵，两处傍山，俱置死地。尧山与高邑，共据一川，若卢从史必议引兵直进，则赵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备，彼又得计，岂得贼势强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韩全义统师，自取退恧。盖缘淄青诸道，悉会用兵，所谓暗齐盗粮，不得不败。且兵以售死为效，国以厚锡为诚，某窃知比者行营师徒若役，锡赉纳于将帅，饥寒加于士卒，欲其破虏，其可得乎？又朝廷奖用，多藉旧人，盖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复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
某辄贺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则陈许李光颜，安州李听唐州田秀诚功忠的立，某亦素谙，伏愿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绝常郓两处，莫许知闻。其余连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岂不易图？如此，则相公之功，不后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岂佐商辅周之德，独专美于前欤？议者若以为恒冀强梁，相公则有魏博泽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则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无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数之凶贼，孰谓不可？然则某又切愿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诸道，将帅有不用命者，许以军法按之；士卒有被饥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则忠勇奋起，奸谋自殄，倒戈脱剑，不日可期。某久历险难，多见成败。比被刘辟欲杀，无人荐论。本使程仆射入朝之时，再三邀请，某以谓已出万死，固求一伸。穷困蹉跎，竟无知者，程仆射礼惠逾厚，某又爱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请。既奉恩诏，兼授宪官，心期佐戎，必拟立事。自到河北，首未四年，群情所难，某意独易。盖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无不惊骇。况留家口，并不将去。今年八月内，蒙程仆射荐阙庭，几欲半年，末蒙公论。伏以西南东北两处从军，自执庸愚，不失诚节。今当相公举直之日，是某幸得尽言之秋，仰望陶钧，置诸伦品。柔远之道，此为事先。不宣，某再拜。
【宋欧阳公集】
《通进司上书》：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馆阁校勘臣欧阳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伏见国家自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者众矣。臣初窃为三策，以料贼情。然臣迂儒，不识兵之大计，始犹迟疑，未敢自信；今兵兴即久，贼形已露，如臣素料，颇不甚远。故窃自谓有可以助万一而尘听览者。谨条以闻。惟陛下仁圣，宽其狂妄之诛，幸甚。夫关西弛备，而民不见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贼萌乱之初，藏形隐计，卒然而来，当是时，吾之边屯寡弱，城堡未完，民习久安而易惊，将非素选而败怯，使其羊驱豕突，可以奋然而深入。然国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虏掠而去，可邀击其归，此下策也。故贼知而不为之。戎狄侵边，自古为患，其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盖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贼兼而用之。若夫假替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
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幸吾苦兵，计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度吾困急，不得不从，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则贼谋无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贼今方用之。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臣闻元昊之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女曼书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哉？夫训兵养士，伺隙乘便，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
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此朝廷之大计也，所谓庙算而胜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贼谋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势可察，西人已困也。诚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守非财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请试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者有矣，未有举而灭者。秦汉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刘平隐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衄。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也。四十五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之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
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琐目前之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故为长久而计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则其利惭矣。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其一曰通漕运。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耳！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为而不可？
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是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门之险。其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溯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
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运之利也。臣闻汉高之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柝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东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入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居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家误作难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苦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矣。此陆运之利也。
其二曰尽地利。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今取民之法尽矣。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今尽取民之法，用于无事之时，悉以冗费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则无法可增。然独犹有可为者，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是民有遗力，地有遗利，此可为也。况历视前世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汉武帝时，兵兴用乏，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赵充国攻西羌，议者争欲出击，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田于极边，以游兵而防钞寇，则其理田不为易也，犹勉为之；后汉之时，曹操屯兵许下，强敌四面。以今视之，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然用枣祗韩浩之计，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许之地，岁得谷百万石，其后郡国皆田，积谷无数。隋唐田制尤广，不可胜举。
其势艰而难田，莫若充国。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迁缓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劳。苏讹作营田，今若督之使勤，与免其役，则愿耕者众矣。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议者方论之矣。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聚而饮博。取资一有于字其家，不顾无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也。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此犹有用。若京东西者，平居不足以备盗，而水旱适足以为盗。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惟力农是仰。
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家本误作浮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则民愿田者众矣。太宗皇帝时，尝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时亦用耿望之言，买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为买之，不难得也。一有“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使不客于民而弃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此民所愿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缦田一顷，使四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汉而西接关。若又通其水陆之运，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其三曰权商贾。
臣闻秦废王法，启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久矣。自汉以来，尝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也。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法每一变，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但云变法之未当，变而不已，其损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茶自变法已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以详之矣。今诚能复之，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先为令曰：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矣。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坏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铢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坏，何哉？夫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旅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一有之：“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以其积货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召也。
故每有司变法，其利既薄，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适得独卖其货，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故变法而刻利者，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也。今必以术制商，宜尽括其居积之物，官为贾而还之，使其货尽而后变法。夫大商以利为生，一岁不营利，则有惶惶之忧。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得利虽薄，犹将勉而来。此变法制商之术也。夫欲诱商而通货，莫若与之共利。此术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从，则莫若痛裁之使无积货，此术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盐者，禁益密益则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谓行之难久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时事，若夫坚守以扦贼，利则出而扰之，凡小便宜，愿且委之边将。至于积谷与钱，能其漕运，不二三岁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锐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此万全之策也。愿陛下不以其小者责将帅，谋其大计而行之。则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苏老泉集】
《上韩枢密书》：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