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海外华人地方势力会遇到的困难。共和国合并了兰芳省之后，再合并其他华人国家完全不合适。那将彻底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所以此时一定要和美国人对此事达成共识。
美国人扶植的印尼地方当局很可能针对华人势力进行非常激烈的行动，甚至有可能包括屠杀。对此，共和国必须做好外交宣传工作。
就算是对主席再有偏见的人也得承认一件事，中宣部在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没有出现任何“阎王殿”的苗头。中宣部部长张春桥的表现相当的令人满意。中宣部归主席管，外交部则由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统辖，归总理和副总理黄熊猫富总理组成的两人工作小组领导。总理虽然是外交天才，但是缺乏对世界范围内外交惯例的了解，黄熊猫回国前长期在美国生活工作，对于美国十分了解。现在的外交问题，其实就是共和国与美苏的关系问题。冷战时代，一切矛盾都要向冷战让路，这就是现在的事实。所以一旦开始外交宣传攻防战，共和国就必须依赖主席统领的中宣部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
兰芳共和国存在了一百多年，从1777年到1884年。灭亡也不算太久。最重要的是，共和国充分利用了历史文稿，特别是在1930年的时候，在陕西就组建了兰芳共和国临时政府，占据河北之后，共和国千辛万苦的从满清故纸堆当中找出了当年兰芳共和国的外交文件。在之后的外交活动当中，也非常有技巧的对兰芳共和国进行了运作。所以按照国际惯例，兰芳共和国现在是复国，而并非重建。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了复国的名义，兰芳共和国的法统就得以维系。连美国人都说不出什么问题来。
但是其他华人国家就缺乏法统支持，对于他们，共和国所能依靠的就是和美国的外交斡旋。
主席对于中央这种帝国主义倾向很难说是支持还是不支持。主席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他作为一位战略家，深信共产主义对中国是有利的，一个全新的平等社会，会让中国更加美好。不过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也算是一个“次好”的选择。主席非常了解历史，对于人心了解更是无比通透。他知道自己被相当一部分人推出来的重要原因在于主席还是认为应该有理想的。虽然革命暂时会向现实妥协，但是革命的理想——一个平等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是必须坚持的理想。这也是很多执行起资本运营冷酷无情的同志们，在政治方面的底线。
无论资本的运营是如何的残酷，但是国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变成特权阶级的乐园。所以党内的三号人物，党校校长马前卒前来拜访主席，并且沟通关于东南亚事务的时候，主席当即就答应负责主持东南亚临时工作小组。
在共和国的战略版图当中，共和国在东南亚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兰芳省，一个就是缅甸省。安南和缅甸这两个国家只是共和国的后院，并非共和国的经济支柱。
共和国获得印度洋出海口之后，共和国新获得的缅甸省就成了共和国的重要支柱。滇缅公路系统，以及西南铁路系统都是重点工程。共和国从印度进口铁矿和煤，在缅甸省进行冶炼，一部分返销印度，赚回成本。另外一部分就投入了基础建设，以及兴建更多产业。石油和重化工企业在缅甸省建设的很不错。一部分来自中东的石油在缅甸省加工成成品油，一部分制成石化产品，向印度、中东、非洲、缅甸销售。这些都是赚回成本。凡是运回国内的，都属于净利润。这些物资用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基础建设。有了这样最起码的循环，在工业品和原材料之间掠夺性的价格比之下，共和国的日子相当好过。
工业品有充足的市场，民用品有充足的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消费，有了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发展。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就业问题，对法币体系的共和国来说，只要没有人恶意破坏市场秩序，是否赤字经济根本就无所谓。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共和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扩张进程被终止，经济立刻就要面临问题。
主席对此非常了解，坚持左翼路线的统治也都非常了解。坚持左翼路线的一派人现在的位置很尴尬，任何能够动摇中央线路的工作都没有他们的份，但是在监查等机构当中，他们的位置并不算低。监管官僚体系运行的工作，大家默认由这些人来执行。官僚系统由亲官僚系统的人监管，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左翼虽然淡出了经济工作中心，却没有淡出权力中心。
这样的措施，需要各方做出非常克制的努力。左翼的民粹主义是很有杀伤力，一旦民粹抬头，那么它可不管什么制度，一切“不够平等”的制度都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为了压制民粹的破坏，就得把左翼也给拉进权力体系，并且给他们合适发挥力量的权限。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主席，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此。
存在反对派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没有底线的反对派。主席至少还是有底线的。
主席领导起了东南亚临时工作小组之后，至少银行团的核心成员们都松了口气。麻烦事交给负责外交的同志们去烦心就好了。而且作为斗争专家的主席领衔和美国的斗争，银行团的首脑也有看笑话的想法。
结果银行团的首脑没高兴几天，马前卒就给了他们一个大惊喜。人民日报上刊登出一篇马前卒署名文章，《革命就是不断消灭特权的过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大多数专家认为，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嗡嗡嗡正式开始了。
建国以后，“革命斗争熄灭论”很快就有了市场，大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也得给几天安生日子吧。至少特权阶层普遍有这样的希望。在革命时代，共和国的特权阶层除了奉献还是奉献，人民只要无条件服从和支持党中央就好了。但是陕西众当中，认为革命还应该持续的人数并不少，如果不是这些人，主席就绝对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上坚持这么久。主席不仅仅是左翼的领军人物，还是陕西众内继续革命派沉默的表达方式。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权谋家，主席的存在，弥补了社会主义革命派缺乏政治斗争手段的缺陷。
在右翼的注意力被主席就任东南亚事务的关口，隐忍多时的马前卒率先发难。1951年一度貌似终止的斗争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斗争总是有原因的，这次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并不新鲜，纯粹是经济利益。引用马前卒的话，“按劳分配是没错的，但是作为党员，和资本家比收入，明显是驴头不对马嘴。”
而银行团总瓢把杨柳的回应则是，“没钱谁给你关怀？你从制度上堵死了正当收入的渠道，就是逼着大家走邪路。”
事情起因是从山南省（缅甸省）开始的。1948年的时候，共和国准备开发山南省。但是整体投资过大，共和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当时的金融市场初步建成，融资平台在上层颇有影响力。于是杨柳指示中投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了一笔20亿人民币的债券，而且又在股票市场上发行了一笔面额20亿人民币的期股。山南省的地盘可不小，共和国把从英国人手里弄来的土地一分为二，北方是藏南省，包括藏南和原阿萨姆北方地区，有25万平方公里大小。南边是山南省，包括了阿萨姆地区南方，以及从缅甸和印度弄来的几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5万平方公里大小。山南省有两个港口，吉大港和实兑港，地理位置相当关键。
共和国加入森林体系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是20：1，总共面值40亿人民币的筹资，价值2亿美元，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投资。银行团的成员对这笔投资十分看好，他们自己倾尽全部收入，银行团上上下下一共出资10亿人民币，全国范围内的富户，出资10亿人民币，国家出了15亿人民币，剩下的五亿人民币债券和股票，通过海外关系卖给了美国人。
山南省大开发于是拉开了帷幕，山南省省委书记是林梦楚，工程总指挥是鲍笑痴，第一期工程主攻钢铁。这看上可是相当冒险的选择，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印度现在已经一分为二，南方的印度独立政府有铁矿，没物资。而非洲殖民地现在想维持他们自己的生产体系，同样是有原材料，没物资。美国人正在专心于欧洲事务，根本也没有时间去关心非洲。而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现在更是自顾不暇。
山南省面对印度洋，正是大有可为的好时候。和当年的德国非常类似，银行团们把一部分股票和债券卖给了美国人，弄到了一笔美元。对非洲殖民地当局，银行团花钱收买上层，贸易模式则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对印度南方政府，就直接采用易货贸易。钢铁业可是一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银行团赌上了前程，对前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开了三倍于内地的工资，设备也是买的国内最好的设备。到了1950年，投资大获成功，总利润超过了300％。
债券按期清偿，股票倒没有分红。美国投资者对此不是很满意，山南省的代表开了一个股东会议，表示会继续扩大规模。所以美国投资者要么拿人民币走人，要么用生产出来的产品充当股红。
在投资前，山南省制定的规则就是，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美元，那就可以不用美元分红。美国股东们倒也真的有办法，他们和山南省又一起出资搞了一个机械设备公司，钢铁加工成机械设备，直接运去非洲和中东销售。反正美国正在那里扩大影响力，把这些设备卖给美国公司，美元很快就赚回来了。
到了这里，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在1952年，债券清偿之后，购买者获利很高。但是也仅仅是一次清偿而已。股票购买者可就不太一样了。按照共和国金融市场的条例，股票每三年必须分一次红，结果股东们都大发横财。这三年来，股东们可以分得的红利高达100％，也就是说，投资进去的钱都已经收回了。以后每一次分红都是净赚。
银行团的高层倒不缺现金，他们重视的是手中终于拥有了大笔的股票，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未来。
国家最为最大投资者，自然是获利丰厚，但是共和国是有财产公开制度的，这次出色的投资运作，让众政府干部出身的投资者获利极为丰厚。身家飞速上窜。更加重要的是，山南省的这次投资，还隐隐打造出了一个面向印度洋方向的小金融中心。印度洋周边各国资金和物资都可以在吉大港为中心的交易区较为自由的流动。而作为金融中心管理者的银行团，又额外的得到了很大一笔股权和期权。这在国内引发的动荡远超过这点钱的问题，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山南省这里有投资的机会，很多人希望能够把钱投到这里，赚上一笔。
共和国这些年，人民手里有了点闲钱，但是这些闲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存银行的利息比购买国库券低，但是国库券的利息又比工业债券低，而山南省的股票收益，比工业债券又高出不少，投资山南省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投资非常有效的拉动了山南省的经济，该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民间情绪也都很稳定。但是山南省的工资和报酬远比国内高的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党和银行团直接起了冲突。银行团认为自己的收益合理合法，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银行团对于二十多年的奉献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大家普遍认为自己也该给自己赚点“按劳分配”的钱。
1953年底，在美国股东的催促下，又分了一次股红，这次的分红因为产业链的扩展，红利更高。山南集团增发了40亿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在全国范围内很快销售一空。这件事直接引发了矛盾的再次爆发。
对于共和国这样的新崛起国家来说，没有钱，没有基础建设。资金必须向这个方向倾斜，而不是被装进个人的腰包。左派是这样考量的。从政治上，这个考量并不离谱。
而银行团们愤怒的是，国家没有理由用这样的借口来剥夺他们的合法收入。银行团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没有银行团的精妙运作，国家现在蒸蒸日上的景象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错，他们的收入很高，他们拥有的未来是如此美妙。但是，如果说银行团赚到了一，国家最少赚到了十。银行团认为，中国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代，要么彻底采取完全国有资产的模式，要么彻底采取股份制模式。混合式的经济体制，已经到了行不通的时候。
马前卒为首的左派，对于管理共和国这样的庞然大物，是心虚的。现在的所谓共产主义理论，远没有那么扎实。苏联道路是绝对不能走，马前卒他们心知肚明。对于股份制体系如何建造，讨论而又讨论，现在也有一个大概的思路。［。电子书］
现有思路里面，共和国既然是资本运营的体制，所有的资本、财富，都要有一个定价体系。对于资本，其所有权应该是以股份制的模式来体现的。而谁占有股份，这就是核心矛盾。
除去极左派之外，包括主席在内的左派同志也认为，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很好的。但是，左派同志们在经营资本的能力方面比不了银行团。银行团为国家经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大家的不满更大的是对银行团为代表的经营方，收入过高的不满。
土星共同体当年曾经依靠过贫下中农，因为以前的社会对这些人十分不公正。对于左派来说，历史环境给这些占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通过短短二十多年的革命扫荡一空。他们坚定地认为，现在的政策，决不是倾向于人民的。
银行团需要的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份子，而这些人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人却不能当作人民的代表。说实在的，单看出身，银行团的高层当中，70％和旧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中下层当中，出身平民的人员数量仅仅占有银行团中60％。这和中国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土星共同体本身就来自上层自救的革命党。陕西众的出现，最大效果是让旧上层更大规模的加入了土星共同体。共和国的工业体制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整个国家在1950年，就迈入了工业化体制。在制度方面，因为从1927年革命时代，陕西众就制定了工业化的基本方向，共和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已经达到了21世纪中国的水平。21世纪的问题，提前60年登场。或者说，工业化体制的本质矛盾，在工业化体制在全国确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出现了。
主席的伟大在于，他深邃的历史观，让他能够用超越时代的眼光看到未来。陕西众则拥有对未来的全面了解。马前卒为代表的左派和主席的联盟，是因为他们同样看到了资本运营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对此保持同样的观点。
资本运营和社会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运营直接导致了资本运营这件事情本身就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有社会活动，都成了资本运营的一个环节。不客气的说，资本运营让一切都被定价，再也没有神圣，在资本这个“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类的新秩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自从工业制度在中国确定的时代开始，除非出现极端错误的政策，或者出现大自然的巨大变化，否则大规模的饥荒和经济匮乏就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共和国的资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就是现在一定要确定的问题。
银行团也并不想和掌握着军队的党中央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