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朝阳- 第288部分

　　　　“嗯，确实，确实……”

　　　　提及高利贷盘剥，张謇的神情显得有些复杂，这也难怪张家于南通也是大户人家，岁岁也是用这青黄不接之时谋以重利。

　　　　“不知慰亭的这个官借于民，又是如何借法。”

　　　　“十进六出！”

　　　　提及此，袁世凯那张看似颇为憨厚的脸庞上露出的尽是悲天悯人之色。

　　　　“所谓十进六出，虽看似得利四成，但相较乡间相借三倍之高利，已经算是薄利，如此一来，百姓可于青黄不接之时，得以糊口之粮，而官府亦可籍此得四成之利，纵是扣以成本，亦可得三成之利，再则……”

　　　　话声微微一顿，袁世凯又继续说道。

　　　　“这粮食公司除向百姓相借官米外，亦能于丰年收购粮食，抬高粮价，避免谷贱伤农，可于灾年购进粮食平抑粮价，毕竟这所谓丰年，不过只是一地之丰，所谓灾年亦只是一地之灾……”

　　　　在袁世凯的解释中，张謇的双目睁大，面上全是不可思议之色，若当真如此，那可当真是活民无数了，但另一方面，如此一来，那乡间富绅又当如何处之？

　　　　“当然，于官府而言，粮食公司所获银利，可用于新政，就以今年来说，虽说粮食公司新办，然却已借出值300余万两官米，以此计算，仅此一项官府可得银利既可达百万两……”

　　　　当然袁世凯并没有提及这些大米皆是相比江浙米更为廉价的安南米，实际购米成本甚至不及两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运费、损耗，亦不超过250万两。

　　　　“慰亭，如此借粮于民，恐惹乡间富绅对此多有不满，这又如何是好？”

　　　　张謇不无担忧的言道一声，尽管明知道，现在那些乡绅无法像过去一样，通过于朝中任职的乡亲给袁世凯施加压力，但无论如何，毕竟自古以来，官府都是依靠乡绅统治一地。

　　　　“其纵有不满又能如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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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邀请（求月票）（）　
“其纵有不满又能如何？”

　　　　在这声充满自信的言语于房间回响时，袁世凯的唇角微微一扬，神情显得颇为自负，就好像于这浙江地界上，士绅生杀之权，全在他手一般，实际上，这恰恰是中枢势威的一种表现，过去地方士绅们之所以能够令地方官为之忌惮，全是因其于中枢任职的省籍官员为凭，尤其是那些新晋言官，更是偏好以弹劾他人扬名，对新晋官员来说，其当年读书多受地方士绅接济、扶助，为此，其自然会还报其恩，如惹士绅受地方官员“欺压”，自甘为乡党士绅驱使，可眼下却是中枢势微之中。

　　　　且不说因“壬辰之变”中言官之名尽毁，世人皆记言官祸国之弊，为止朝廷只得尽废言官不说。更重要的是“九督议政”之下，中枢威权扫地，再不为地方官员所忌惮，如此一来，地方士绅自然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没有朝中乡党的支持与掣肘，如袁世凯一般的地方官员，行起事来，自然是“无法无天”。

　　　　或许，对于李鸿章、张之洞等成名已久地方大员而言，其声名赫赫之下，必须要维持名声，尚还会有些禁忌，但对于袁世凯来说，尽管其一方面千方百计维持自己的名声，做出模样来，但另一方面，做起事来却也是急功近利，可这恰也正因如此，成就了现在浙江的新政之名。

　　　　或许，于李鸿章等人看来，袁世凯的动作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心存观望之态，放任其于浙江的动作以作试验。若是成功方可为之借鉴，但对于本就是地方士绅一员的张謇而言，他却无法接受这种对士绅利益的打压。甚至可以说是坑害。

　　　　看着眉头微皱的张謇，心知其想法的袁世凯便长声感叹道。

　　　　“季直兄。弟闻老兄欲投身实业，那小弟冒然请问，投资实业者，工厂所出当售于何人？”

　　　　说罢，袁世凯颇是轻松的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实际上，这件事在他看来，是十拿九稳。任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仁政”，即便是那些士绅也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吞。

　　　　“自然是全天下的百姓！”

　　　　张謇不假思索的回答道，然后又诧异看着袁世凯，似乎是在说，这还需要问题吗？

　　　　“既然如此，若是这全天下的百姓之钱利皆为高利贷所盘剥，那老兄所办工厂所出之货，又售于何人？”

　　　　其实，同样的问题，袁世凯也曾被人所反问。也正是这个反问改变了他的态度。

　　　　“这……”

　　　　一个简单的反问只使得张謇不由一愣，以至于半晌都反应不过来，这个问题他可还真没有想过。以至于吱呒也好一会才说道。

　　　　“这，这借高利贷的毕竟只是一部分……”

　　　　“今年浙江全省借出了三百余万两的米粮，若是按乡间一出三归的借法，等到收粮时，百姓就要还上千余万两的粮来，届时，粮商又借乡民急需还粮，趁机压低谷价，谷贱伤农之时。乡民损失又岂下千万两？”

　　　　袁世凯的话只使得张謇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还从未算过这么一笔细账。更准确的来说，他从未曾考虑过。放之一省，高利盘剥给乡民造成的银钱之亏竟然如此之大。现在细细盘算可不正是如此，所谓“仁借青黄不接糊口之粮”，表面是看似“仁”，可那“仁”的背后却又是一柄杀人不见血的刀。

　　　　“季直兄，小弟请问，如果这两千余万两本应为高利盘剥的银利尽入乡民之手，那荷包里丰沛了，乡民届时自然会添衣买布，自然会买以商品，到时候何愁商业不振，实业不兴？”

　　　　自从出任浙江巡抚以来，可以说为了充实府库，袁世凯可谓是想尽了种种办法，除去借着剿灭乱匪的时机重整善后局、厘金局之外，又仿效台湾建立了禁烟局，以推行烟土专卖，虽说籍此增加了进项，勉强维持新军编练，但于推行新政而言仍有不足。

　　　　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振兴商业，而这又是新政的核心。如果振兴商业？如何发展实业，这无一不在考验着袁世凯。

　　　　相比于关内任何一位巡抚，袁世凯无疑是最年青的，也正因如此，他更能放开手脚来，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善于用人，除了用了一批留美幼童之外，他甚至还从东北挖来了一些人才，也正是那些从东北来的人，把经济统制理念带到了浙江，尽管受限于外部环境，仅只是改头换面推行一部分，但却已经显现了其功效。

　　　　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粮食公司一般，虽说未能如东北一般，“悉数统制粮食购销、尽得购销之利”，但仍然打破了粮商对浙江粮价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借粮于民的方式，获得了百姓的信赖，从而为将来收购粮食直至垄断市场打下基础。而相应的粮食公司的成本亦能从根本上高利盘剥、谷贱伤农等问题，进而使乡农收入增加，达到增加消费，刺激商业的目的。

　　　　按照那些人的说法，这是市场的基本循环，乡农越穷生意越难做，生意难做就谈不上振兴商业，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只有千方百计的增加乡农的收入，才有可能刺激商业发展。

　　　　虽说不懂做生意，但是袁世凯却懂得口袋里有银子才敢花银子的道理，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同意设立粮食公司“与民争利”，而争的这个利，就是为了借手粮食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

　　　　其实，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些法子办成事业，他袁世凯自然也能凭此成事。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袁世凯在无形之中模仿着东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其主持下浙江的新政锐变。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于浙江推行比直隶等地更为大胆的新政措施。恐怕还是因为其特殊的位置，在名义上浙江属闽浙总督辖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袁世凯都是北洋布在江南的一着棋子，这使得闽浙总督一直不能插入浙江之事，而另一方面，北洋衙门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直接插手浙江，这自然导致了袁世凯可以于浙江省“肆意妄为”，几乎全无顾忌。当然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支持他的那些“肆意妄为”的新政之举，李鸿章，甚至张之洞等人，都需要看看这这种仿效到底能否成事。

　　　　恰正像当年唐浩然所说一般，中国太大，船大不易调头，所以有些新政举措，需要辟地尝试，先行以试行，待试行成功后。再放之于全国，东北之政于东北偏远之地可以成事，但于内地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袁世凯治下的浙江就是答案，就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需要的答案。

　　　　“再则，以季直兄看来，当今之世，若中国之乡绅仍困守于田，又焉能有将来，困守于田又国家又有何助益？因而于小弟看来，方今之世，非工不强。非商不富，国家欲求富强。必当兴办工业，振兴商业。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今日小弟之所以以粮食公司废以乡绅高利，所谋者，正是令其看到田利微薄，进而转入实业，以工商求富，岂不胜于苛榨乡农？”

　　　　一番大道理从袁世凯的口中传入张謇的耳内，却让张謇惊讶之余，同样用佩服的眼光看着袁世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会怕没有谁比他更能体会其中意味着，以至于好一会方才感叹道。

　　　　“慰亭之远见，远非为兄所能岂及！为兄佩服、佩服！浙江父老能得慰亭这般父母，实是三生之幸！”

　　　　如果说先前张謇还心存芥蒂，那么现在听了袁世凯的这番为国为民的话语之后，内心深处充斥的只有佩服之意了，以至于那些许芥蒂全因袁世凯的这为国为民之心而荡然无存了。

　　　　张謇在言语以及心态上的变化，让袁世凯心下一阵得意，他焉能不知其心底在想些什么，心知其为自己言语打动的袁世凯言语倒是没有显出得意之色，反倒又是诚恳的说道。

　　　　“季直兄既然意投身实业，如若兄长不嫌弃，不妨考虑于我浙江投资，若兄能于浙江投资，小弟必给予最优厚之条件，不知兄长以为如何？”

　　　　袁世凯的邀请确实是诚心诚意，于袁世凯看来张謇是个办事业的人，与其让他在江苏办事业，倒不如请入浙江办事业，至于浙江本地的商绅，还没有几人能入他的眼界，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浙江，张謇只能依靠他袁世凯，而相比之下浙江的那些地头蛇……则只能谨慎用之了。

　　　　对袁世凯的邀请张謇并没有立即给予拒绝，而是言道着要加以考虑，随后他又把话题一转。

　　　　“慰亭，这世人皆知，自他武昌主持东北以来，其所办之工厂可谓天下独有，海内无双！听人说，那沈阳枪炮厂要超过德国的克虏伯厂，以弟看来，这将来东北之势谁人能挡？”

　　　　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出格夸大之词，对欧洲并不陌生的袁世凯，对于国人的这种夸大之词，只是淡淡地笑着，不吱声，但在心里却又知道张謇话语倒也不是无的放矢，或许现在武昌收敛起了爪牙，可谁都知道，当年他凭着十万新募之兵，把大清国打了个落花流水，纵是中堂大人……若非如此，现在大家伙又岂会闷着头的练新军。

　　　　“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天下之势莫过于此，东北今日之锐气，全在工商之兴，然东北地处关外，又有俄人相绊，其将来……”

　　　　微微摇摇头，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倒是如其它人一般，将宝完全压于俄国对东北的牵制上。

　　　　“如若给武昌二十年之功，其兴许可与俄人一较长短，毕竟以武昌之能，国内实无人能及！”

　　　　一声赞叹之后，袁世凯又可惜道。

　　　　“只可惜，这天下，又岂会给武昌二十年的时间？”

　　　　尽管作为翁同龢最器重的弟子，对唐浩然更是心存敌意，但是张謇却不像他那位老师那般迂腐将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权臣视为“奸臣”，在他看来，李鸿章等人之所以沦为奸臣，完全是为朝廷所逼，甚至就连同最先挑起叛旗的唐浩然，那也有朝廷相逼的因素。

　　　　也正因如此，张謇比他那位恩师更清楚现在的时局至此，已绝无逆转的道理，所以自然也知道，这天下将变，而能变这天的莫过于地方权臣，而在地方权臣中，又以李张唐三人为最，这三人实力最强者为李，而根基薄弱的就是东北的唐浩然。

　　　　而袁世凯的这番话，更是让张謇点头称是。

　　　　二十年！

　　　　可不是嘛，若有二十年时间给唐浩然打下根基，届时这天下自然无人能出其左，可问题就在于此，李张等人是否会给他二十年的时间，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将来唐氏至多也就是东北的土皇帝，嗯，或者说是新朝的异姓王！

　　　　而将来这新朝又将姓谁？

　　　　是姓李，还是姓张？

　　　　瞧着面前的袁世凯，张謇笑道：

　　　　“确实，武昌精通西学之名，举世皆知，只可惜武昌年少轻狂，根基薄弱……”

　　　　话至此，张謇又把话峰一转，轻轻的拍了袁世凯一个马屁。

　　　　“为兄在京城的时候，就听说，这天下论办新政，于关内者，慰亭当为第一，初时我还以为只是夸张之言，可这次来了杭州，瞧着杭州的变化，方知绝非夸张之词，想来，他日慰亭之成就定不下武昌。”

　　　　张謇的马屁倒是让袁世凯颇为受用，不过他并没有飘然，而是连忙笑道：

　　　　“不过就是勉强操持罢了，现在浙江新政刚下正，想来过些年后也就会差不多的，季直兄，现在正是我辈锐意进取之时，有弟居于官府，若兄于此投资实业岂不妙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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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　潜伏（求月票）（）　
乱哄哄的茶馆里头，在晌午之后便坐满了人。穿着洋服戴着礼帽的，穿军服腰夸洋刀的，穿长袍马褂的顾客，不断地在这茶馆里头进进出出的。有时候变革碰撞就是如此的直接，就像人们的服装一样，当然，免不了的还有人们脑袋上的辫子，那辫子，有剪掉的，有留着的，毕竟关内不比东北，没有人强求剪辫子。

　　　　这家位于江宁城内茶馆儿，素来是座无虚设的。每天晌午过后，更是拥挤不堪。到这里喝茶的，不仅有嗜爱品茗的茶客，还有那些习惯在茶馆里了解行情、进行交易的掮客，当然更少不了商人，还有两江的官场人物，以及穿着洋军装，胯着洋刀的新军军官。

　　　　这里既有喜欢在此消磨时光的人，也在这里约会、聚谈、互相传播琐事轶闻，纵谈天下大事。那些高谈阔论，嘻笑怒骂的声音，加上茶杯碗碟叮叮当当的响声，应接不暇的茶房的喊声，叫卖香烟、瓜子、画报、杂志的嘈杂声，有时还混进一些吆喝乞丐的骂声，融汇成一片人声鼎沸、五光十色的闹市景象。

　　　　此刻，在纷杂的茶座之间，有两位顾客，正靠着一张精巧的茶桌，对面坐着。一个是戴墨框眼镜、穿咖啡色西服的李玉山，另一个穿蓝长袍的是许仕允。他们混迹在这热闹的茶馆里头，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即便是他们的服装也甚显眼。

　　　　这种热闹的环境。正是最适合间谍进行碰头和商谈某些工作的好地方。越是热闹的地方，却不为人注意。即便是为人所发现，也有办法解释，毕竟这往茶饷里一坐，喝杯茶、听个曲那是再普通不过的活法了。

　　　　桌上摆的五香瓜子，已经嗑了不少。许仕允的手指轻敲着茶碗，外貌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