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晨同志，其实我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有过你现在类似的遭遇，所以我非常理解你此时的心情。”
说着话，车子慢慢朝前行驶着，行驶了一段距离，拐过一个弯道，潘武阳把车子靠在路旁一颗大树下停了下来。
接下来，潘武阳给冯晨讲述了自己的曲折遭遇和经历。
潘武阳比冯晨大五岁，出生在汉江边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子。
潘武阳幼年好学，16岁时，便考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就读，在师范学校，他革命的引路人，也是他的老师肖楚女，让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作为进步青年学生，聪明好学的潘武阳，深得肖楚女的赏识。
肖楚女是在恽代英的引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他像一颗火种，把马克思主义思想首次播撒到荆楚大地上。
在肖楚女的帮助引导下，潘武阳学习了《资本论》，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一经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便深深植入到潘武阳的头脑里，他积极投身肖楚女在师范学校领导的学潮运动。
1925年的“五卅惨案”激起了湖北学生的极大愤怒。
此时的潘武阳，已成长为湖北学联的骨干，作为湖北学联的代表，潘武阳积极在师范学校里，领导学运的开展，带领学生们罢课游行。
由于表现突出，不久，潘武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又宣誓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共产党员可以加入民党，潘武阳与其他党员一样，也跨党加入了民党。
此后，潘武阳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民党湖北党部常委董必武的派遣，回到家乡襄阳从事党务工作，身份是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
之前，肖楚女曾经在师范学校启动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潘武阳在此基础上，深入群众中进行考察，从中发现那些反帝反军阀和有民主觉悟的人，吸收为民党党员，建立了鄂北第一个民党小组。
接着，潘武阳又把这些人发展为共产党员，这批人，很快成为鄂西北共党的基础。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11月份，潘武阳作为湖北选拔的学员，从上海搭乘一艘苏联的煤船，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潘武阳便是其中之一。
当年，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干部的学校只有两所，一所是黄埔军校，另一所就是莫斯科的中山大学。
当时的中山大学，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所以招收的共产党员多于民党党员。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潘武阳非常刻苦努力，特别是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即被选拔为课堂翻译，在大学里开始小有名气。
一年后，潘武阳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
当斯大林在联共14次代表大会上，发起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时，中山大学里也参与了这项运动，潘武阳坚定地站在联共中央路线这边。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因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会址不得不选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乡间别墅里秘密召开。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是潘武阳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参加的代表，潘武阳是其中之一。
潘武阳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俄语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
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们谈话，6月14、15两日，布哈林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潘武阳先后为多名党的高层领导人作俄文翻译。
潘武阳的俄语水平和工作实绩等，受到中央领导的赞赏，潘武阳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该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1928年年底，潘武阳奉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刊物撰写了大量重要的社论及文章。
这期间，潘武阳还参与筹建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潘武阳在这期间，为《红旗》撰写了大量的社论、评论、时事等论文。
潘武阳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革命才华。
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武阳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
潘武阳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还是时任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很多重要讲话和文件。
正是因为担任过李立三和向忠发的秘书，这才让潘武阳后来受到了牵连。
第0159章 卧底剿总（）
1930年7月，在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武阳当选为委员，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
然而，正当此时，一场党内的政治斗争使潘武阳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
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
正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命运多舛，内部矛盾和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纷争接连不断。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
作为李立三的秘书，潘武阳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他落难北平的遭遇。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
罗绮同被捕后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
此时，潘武阳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
7月底，潘武阳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事先不知，党的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他在到达接头地点时，落入民党复兴社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这让潘武阳感到非常意外。
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复兴社，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
潘武阳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长期在中央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
见廖华平亲自审讯自己，潘武阳便设法与他斗智斗勇，想否认自己的共党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在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武阳的被捕，引起了另一名叛徒李渤海的注意。
李渤海是北大文科毕业的高材生，曾经任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1927年10月，他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叛变了。
李渤海叛变以后，改名李天才，投靠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阀。
此后，李渤海取得了少帅张学良的信任，被委任为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惜才的张学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
李渤海虽然叛变了，并且协助敌人劝降了很多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党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平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我党发动的群众运动。
李渤海久闻“大秘书”潘武阳的大名，于是便利用职权，把潘武阳保释了出来。
在李渤海的劝说和复兴社特务们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武阳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
报纸上的声明刊登后，潘武阳被党组织开除出党。
脱党后，潘武阳思想极为苦闷，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这期间，赏识潘武阳才华的戴笠也曾派人邀他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潘武阳的进步行为，引起了新成立的北平特科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武阳被捕后的表现，认为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北平特科把潘武阳的表现，给中央特科进行了汇报。
中央特科传达了伍豪首长的指示：
“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此时，新成立的北平特科急需人才，再加上，潘武阳被党开除出党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参加特科，北平特科成员周怡，受组织委托去做潘武阳的工作。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他见到潘武阳后，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希望潘武阳加入北平特科。
潘武阳在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
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同时周怡又如实告诉潘武阳，中央特科对待他的态度，最终化解了潘武阳心中的疑虑和恐惧。
潘武阳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不嫌弃他，还信任他。
周怡带着潘武阳，见到了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
吴成方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对潘武阳指出：
“北平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吴成方担心的问题，潘武阳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
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幸免于难的也都远避他处。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但是，潘武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他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重新为党工作，让潘武阳从里到外都变得明朗起来。
潘武阳在特科指导下，逐渐改变书生气，有意识地在待人接物中，培养着自己深藏不露的练达和城府，以适应情报工作的环境。
为了保护潘武阳，北平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武阳联系，潘武阳获取的情报，全部经杨青林转交党组织。
当北平特科得知，戴笠曾经托人找过潘武阳，特科同意他与戴笠拉上了关系。
同戴笠联系上以后，戴笠即邀请潘武阳去南京做客，潘武阳欣然前往。
果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武阳进入复兴社工作，潘武阳按照特科叮嘱，对戴笠说，“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我，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
戴笠见留不住潘武阳，只好约定今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换情报。
叛变后的李渤海，是东北军里非同凡响的人物，他被少帅张学良任命为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等职。
潘武阳想要搞军事情报，少了李渤海肯定是不行的，为此，潘武阳与李渤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李渤海尽心竭力帮助张学良，在东北建起了情报网络，得到了张学良的加倍重视和重用，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委以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向李渤海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向李渤海索取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
李渤海已经脱离共产党多年，他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
于是，李渤海向潘武阳讨教。
潘武阳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指示潘武阳告知李渤海一些党的情况，并且帮助李渤海给张学良提建议当参谋。
在不断接触中，李渤海逐渐意识到，潘武阳背后有中共组织的支持，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第0160章 取得信任（）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化名李天才的李渤海，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
李天才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武阳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了张学良。
于是，潘武阳便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武阳。
潘武阳的博学和见解，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把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武阳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李天才在武汉“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亲自任组长，把他信得过的人全部安插在里面。
李天才安排潘武阳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负责电讯处，这个岗位几乎可供潘武阳毫无遗漏地获取武汉“剿总”的军事情报。
张学良对工农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感到不解，特别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
张学良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接连吃败仗，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
张学良认为，很有必要对红军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同时，他这样做，在心里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能不能联共抗日呢？
丢失东三省，一直是张学良心中的疼，他渴盼着联系一切武装力量进行抗日，能尽早收复东三省。
张学良内心深处很想联络红军，共同抗日。
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责成李天才，详细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红军的内幕。
李天才心里非常明白，潘武阳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李天才把了解红军的任务，交给了潘武阳。
潘武阳在北平特科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能公开的资料，例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按着词典的编纂体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编写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
小册子编撰好以后，李天才亲自带着潘武阳，去面见张学良。
张学良审阅了《匪情辞通》之后，感到非常满意，亲自写了序，命令印刷下发部队，他自己也随身带上一本，不时翻阅。
潘武阳顺理成章地被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成为了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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