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威妥玛者，竟以此事为藉口，妄议款项八条，向我国肆意勒索，又以兵势相逼迫，是何道理？”
听了翻译的解说，维多利亚女王惊异不已，立刻转向了迪斯累利。
“首相阁下，是怎么回事？”维多利亚女王问道。
“郭先生说的是中国政府的说法，目前案情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迪斯累利听了女王的问话，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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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章 迪斯累利的难题（）
“外交部一直在等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报告，目前事件的详情还不清楚。”迪斯累利含糊其辞的答道。
“我适才向女王陛下所言，字字皆为事实。马嘉理以旅游为名，行探路之实，自印度接应之柏郎兵队，其探测之职兵便有十五人之多，护卫者百五十人，马嘉理之遗物当中，地图多有，所绘者皆为我国边境险要之地，其所雇佣之向导亦供称其以旅游之名，行刺探之实。”郭嵩焘抓住机会，立刻追问道，“首相阁下说未知其详，何以威妥玛称奉贵国政府之命，向我国强开条款？其狂妄骄肆，称我国如不允所议，便要开战，悖行种种，难以尽数！我想问明白，他何以胆敢如此？”
“威妥玛是得到了你的命令这么做的吗？”听到郭嵩焘的质问，维多利亚女王的脸色涨红了，向迪斯累利的质问声音也变得高了起来。
“我向您保证，尊敬的女王陛下，我绝对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迪斯累利赶紧起身说道。
“那是谁让这种事发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眼中满是怒色，“是谁使我和英国留下了违背承诺的不义之名？”
听到维多利亚女王这无比严厉的一句话，迪斯累利的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
“若是女王陛下说之前的承诺不做数，以威妥玛言行为准，则嵩焘无别话可说，中国认栽便是。”郭嵩焘适时的又加了一句，“只是此事断断不会轻易了结！中国当昭告全球列国。非是中国不肯和好之故，实是贵国言而无信！”郭嵩焘沉声道。
“你听见了吗？首相先生？”维多利亚女王怒极，大声问道，“你能够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女王陛下，我认为应该是威妥玛错误地理解了外交大臣的指令，才犯下这样的错误的！”迪斯累利本能的将外交大臣德比抛了出来当做了挡箭牌。
“首相阁下方才说威妥玛乃是奉了贵国外交大臣之令，恐怕不妥。”郭嵩焘听到迪斯累利如此说，立刻插言道。“威妥玛屡称我国若不允其所议之款，便兴兵与我国为难，数日前贵国兵舰二十余艘云集大沽，威氏称不允即便开战，须知公使**兵之将，竟能驱使贵国兵舰为其所用，此事首相阁下又当做何解释？”
“那么说，威妥玛还得到了海军部的支持？而我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维多利亚女王说着，一张脸上瞬间布满了寒霜。
“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女王陛下！”迪斯累利哑着嗓子说道。
“你最好马上把这些都查清楚！给郭先生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不想看到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英国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维多利亚女王沉声道。
迪斯累利连声答应的同时，偷偷的看了郭嵩焘一眼。
他不明白，这个一向温厚和气的老头。今天的言辞。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如此的锋利。
而且更让他不解的是，他不在中国，和国内的联系又不多，是从哪里知道这么多关于马嘉理事件的细节的？
正在迪斯累利疑惑之际，郭嵩焘的又一句话，又将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非是我要用这些烦心事来打扰女王陛下。实是贵国政府久拖不决，国内交相诟责与我，不堪承受。”郭嵩焘向维多利亚女王又鞠了一躬，“我国副使刘锡鸿遇害至今，已有多日。而贵国政府仍未给个说法。而威妥玛却以一翻译之死，肆无忌惮逼迫中国。岂我国使臣之命贱，而贵国翻译之命贵乎？”
“我对刘锡鸿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维多利亚女王向郭嵩焘微微一躬，然后转向了迪斯累利，迪斯累利不敢正视女王的严厉目光，本能的垂下了头。
“杀害刘锡鸿先生的凶手，还没有找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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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名利双收——左宗棠的“爱国动机”
既然总理衙门把“恭六条”和“丁六条”都抄寄给了左宗棠征求他的意见，那左宗棠自然是要上折子的，1875年初，他上了《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在海防方面虚晃一枪后，立刻切入正题，为他的西北塞防大作广告。左宗棠认为既然台湾事件已经和平解决了，那么目前海防没就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
接下来就是大倒苦水，说西北已经欠了数百万两的军饷了，如果这时候再不给钱，西北的屏障就不保了，如果西北的屏障不保，陕西和外蒙古也就危险了，这两地危险，察哈尔和直隶乃至京畿也就危险了。因此如果要从我西北身上抠银子去加强海防，我左宗棠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意思很明确：朝廷搞海防我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我这里该给我的银子一分都不能少，想从我这里抠银子去搞海防想都不要想，而且还得继续在我这里加银子，否则：要是匪类打到紫禁城，责任就不是我左宗棠的了。
这就是“爱国者”左宗棠的爱国动机——抢钱！而且是从海防的手中抢钱！
在给好友谭钟麟的私信中，左宗棠曾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银子的渴望：“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此处的所谓“洋防”就是海防。
如果这仅仅是左宗棠一人之论，中枢倒也可以不那么在意，毕竟他不是这次大讨论的主角，给他抄寄“恭六条”也只是征询意见而已。但左宗棠并不是孤独的，他有他的同盟者，虽然不多，但位置却很关键——山东巡抚丁宝桢和两江总督李宗羲。
丁宝桢对海防的态度是鲜明的消极对待，虽然山东省地处沿海，海防位置重要，但是丁宝桢反对一切动用山东省资源来进行国家层面的海防建设，对于铁甲舰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消极反对，称山东省不会掏一个子儿。而李宗羲认为最有效的海防是反登陆作战，放弃洋面，将敌人诱上海岸聚而歼之，本质上和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就是严守海岸要塞，不与敌海上争锋，反对在他们看来“铺张奢靡”的海军舰队，核心诉求是省钱，而为什么要省钱呢？因为左宗棠西征的协饷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从他们督抚的省份所出的。同时，在海防筹议中态度暧昧的那些督抚，多多少少都担负着西征的协饷“重担”，怕再花钱。
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每个细微的动作都牵涉到大笔银子的进出，但是他督抚的甘肃陕西二省在当时又是出了名的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就算刮地三尺也刮不出军饷来。因此左宗棠只好请求开乾隆朝旧例——各省协饷。
所谓的协饷，就算由户部出面，协调各省调拨银两维持军政开支，又因开支多用于军饷，因此而得名。怎奈如今朝廷早就不复乾隆朝那大一统的财政体系，户部也不像乾隆朝那般一言九鼎。要协饷，只能让左宗棠自己拉下老脸和各省督抚们商量，而这对于左宗棠而言，恰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说你要是人缘好一些，大家都好商量，同朝为官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能帮自然就帮你了。例如曾国藩在剿长毛的时候向各省协饷，因为立意立得高（因为太平军对儒生和孔子的迫害和轻视，曾国藩打出的旗号是维护圣人，占足了道德制高点，令人无法拒绝），各省督抚是一呼百应，数百万两的协饷不费什么周折就能筹到。可是左宗棠的人缘偏偏就极差，沿海各省督抚根本就不拿左宗棠当盘菜，借口筹办海防，自顾尚难，纷纷要求停办或缓办协饷，左宗棠曾屡次奏请朝廷催各地方及时协饷，然而“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
钱要不到，又不肯拉下脸去求，左宗棠急中生智想出了借高息洋款，利用洋款的高额利息来逼迫各省交出自己承担的那份协饷的高招。
第四百六十一章 下院交锋（）
如今的英国，已然变得骑虎难下了。
近东和远东的形势都变得很是严峻，难道英国要放弃传统的“制衡”政策，进入到两场战争中吗？
不！不！迪斯累利在心里发出了阵阵呼喊。
但是现在，英国已经露出了对中国动武的表示（威妥玛在几次谈判中已经专门强调过了），如果现在对中国改变态度的话，会不会对俄国和奥地利产生轻视英国的想法呢？
但是，今天那位中国公使郭嵩焘，已经在女王面前放出了话，如果英国决意用战争手段逼迫中国，中国将向全世界宣布英国的背信，那样将会使英国在全世界的威望大跌，带来的可怕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光维多利亚女王第一个饶不了他，国会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
想到女王今天看着自己的眼神和自己可能在国会里遭到的弹劾，迪斯累利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迪斯累利疲惫地坐在那里，回想着维多利亚女王今天和他说过的话。
在已经意识到维多利亚女王哪怕是放弃对中国的一切权益要求，也要维护自己的信守承诺的名誉后，迪斯累利下了决心。
事情是威妥玛办坏的，而且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切齿痛恨的对象，那么，就让他来承担责任吧！
想到这里，迪斯累利突然感觉到了说不出的放松。
今天夜里，他终于可以渡过一个平安的夜晚了。
而迪斯累利不会想到。第二天当他一觉醒来，局面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天，中国公使馆。
早早起来的郭嵩焘用过了梁氏亲手为他准备的早餐，正打算前去英国外交部就滇案和刘锡鸿被杀一事继续交涉，却看到参赞张德彝拿着一卷外国报纸，快步向郭嵩焘走来。
“出了什么事？俊峰？”郭嵩焘注意到了张德彝脸上带有一丝难言的兴奋之色，立刻问道。
“大人，这伦敦的新闻纸上。今天全都在头条登了威妥玛和柏郎密谋的细节，威妥玛狡谋已然败露，尽人皆知了！”张德彝兴奋地指着报纸说道。“法德两国皆表示抗议，
“噢？快快快！译给我听！”郭嵩焘一听之下，也极是高兴。
张德彝立刻便开始给郭嵩焘翻译起来：“……本报转载据知情人透露给法国《巴黎时报》的可靠消息，威妥玛先生为了达到借马嘉理事件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目的，暗中和柏郎上校及其手下在上海相会，就马嘉理死亡的情况，事先进行了串通。并以此为依据，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虽然说威妥玛先生的出发点是英国的利益，但这种公然做伪证的行为。绝不是一个正直无私的英国官员应该有的……”
“法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威妥玛的行为，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公使为了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竟然如此的不择手段。……另外，法国政府对英国舰队集中于大沽口表示担忧，法国公使已经照会英国，如英国同中国开战。损害法国在中国之利益，法国断不会坐视。……德国政府亦发表类似声明……”
在张德彝解说完毕之后，郭嵩焘立刻便明白了，事态的发展，已经转向了对中国极为有利的一面！
“这林鲲宇简直是言无不中啊！他是如何知道法德两国会如此的呢？”郭嵩焘想起林义哲在“遇事乃发”的木匣里写的那些个关于滇案事态发展的预测。不由得感叹起来。
郭嵩焘并不知道，在李鸿章通知威妥玛不以他为谈判对手之后。威妥玛仍不甘心。他以未接到政府任免命令为由，继续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去找李鸿章，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份量，威妥玛还拉着两位英国海军分舰队司令瑞德尔和兰博特一同前来，显示他仍然对英国舰队具有影响力，藉此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有必要，仍将以武力为后盾。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李鸿章根本不买帐，只是以私会的形势接见了他们，对于谈判，李鸿章只字不提。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原来，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华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中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华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足以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中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鸿章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中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就是中德修约。早在18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18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18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中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使巴兰德（vonbrandt）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中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鸿章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中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鸿章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中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中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侵华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中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中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清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