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绅士曾捷春呈淡水西潭底、下楼等社男女番民四百余人名籍来；余以鞭长莫及，饬归淡水厅受而遣之。”
“……有成广澳之番目首领、秀姑峦之通事来营乞抚。其中别有大吧笼社、吗哒唵社，皆附近强番；节经设法招抚，番目等各率耆老、丁壮由通事引至新城归化，各赏酒食而归。吴学亮又送到查抚水里、审鹿等三十九社名册，计归化番丁、番口凡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三人。”
“……二十五日，往狮头社受阻遇袭，凶番昼伏于莽中狙击行人，夜则燎于山巅诱我出队。军民夫役零星行走者，往往为所伺杀。以致枫港、枋寮各处道路为之不通。余恐原先归附之琅峤各社受观望而有异心，遂率队前往进剿，以连珠枪及排枪击之，凶番不敌，被击死者七十三名，余众逃散。我勇丁死十二人，伤七人，守备杨秀举、千总周占魁受伤。是夜至外狮头社，各社番目皆来请降。……此次奉抚番之命，以狮头社之变。易抚为剿，实出于万不得已。其主谋助恶各社果能悔罪输诚，缚献渠魁，以彰国典，则仰体朝廷好生之德，宽其胁从。”
“初九日，枋山民人有杨文选者，带至内龟纹社番目野艾、外龟纹社番目布阿里烟；又有射不力社番目郎阿郎者，带至中纹社番目龟六仔、周武滥社番目文阿蛋及散番等百余人款营乞降。余与示约七条：曰遵薙发、曰编户口、曰交凶犯、曰禁仇杀、曰立总目、曰恳番地、曰设番塾；以牡丹社首阿禄古、龟纹社首野艾，向为诸社头领。拔充总社目统之，着照约遵行。所统番社如有杀人，即着总目交凶；如三年之内各社并无擅杀一人，即将总目从优给赏。其狮头社余孽，探悉窜伏何社；即由何社限交，不许藏匿。阿禄古野艾及各番等均愿遵约。随将竹坑社更名曰永平社、本武社更名曰永福社、草山社更名曰永安社、内外狮头社更名曰内外永化社；胁从各社，均许自新。惟狮头社罪大恶极，漏网者不许复业。所有内外永化社，即着总社目另招屯垦。以昭炯戒。于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十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各番闻之，无不俯首帖服……”
“……此次抚番，南北各社均告以日人时时侵扰，呈送日人刀械为证。盖日本自颁‘废刀令’及‘四民皆兵令’以来。士族武人失其祖业，生计困窘，其政府欲为转移之计。遂暗怂之出外海拓殖，近年来日本国内屡有‘征台’、‘征韩’之论，甚嚣尘上，又暗夺琉球，窥伺朝鲜，恐他日必为中国之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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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那四个日本人，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听了杨在元的建议，林义哲有些奇怪的抬起了头。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楚荣？”
“这四个人报上来的身份是渔民，可我看当中有两个，不太象是打渔的。”杨在元将一张表格呈给了林义哲，“大人请看，这是他们填的身份籍贯和履历。”
林义哲接过表格看了一眼，看到两个日本名字“井上彦之助”和“山田良平”的后面籍贯一栏当中填的是“鹿児岛県”几个字时，心中不由得一动。
“是这两个人吗？”林义哲指着这两个人的名字问道。
“大人怎么猜到的？”杨在元奇道。
“这个地方过来的人，只怕不一定是渔民，武士还差不多。”林义哲冷笑了一声，“走，我这就过去瞧瞧。”
杨在元带着林义哲来到关押四个日本人的木屋前，看到林义哲到来，两名持枪守在门前的抚标卫队赶紧推开了木门，“哗”的一声，将那张沉厚的竹帘拉开，林义哲低头迈步走了进去。
地下，那四位“贵宾”正蜷曲的斜躺着，听见竹帘被拉开的声音，他们全都不由自主的齐齐的痉挛了一下！
林义哲悠闲的走到那四个日本人之前，低头俯视着他们。
因为长时间被番民关押的关系，那四张面孔已憔悴枯黄得不像是他们原来的脸了，四张面孔上全染着污泥，血斑灰土，全浮着紫瘀，青乌，晦涩，每个人的头发俱是散乱的，上面沾着草屑沙泥。
他们个个两眼失神，光芒灰黯而沉翳，眼白上布满了条条红丝！这证明他们全是终宵未曾合眼，四个人的嘴唇皆因未进滴水而干裂了，衬着他们低微又虚弱的喘息声，一个个就活像离了水的鱼，又像一盏盏即将油竭芯枯，随时都可熄灭的灯。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都是生硬而木然的，因此。林义哲浮在脸上的那抹笑意也就显得生硬而木然了，他皮肉不动的笑了笑，说道：“几位受惊了。”颊上的笑容在他这句话中，就好像结冻了一样那么没有一点笑的涵意在内了，
一个日本人禁不住簌簌战抖了起来，而另外一人的惊骇比他则是有增无减，但剩下的两人还勉强可以自持，但是，满脸的绝望与悲恻，也足够写出他们心中的凄惶及惊惧了。
因为这些天，他们日日过的，都是担惊受怕的日子。
脸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显示出内心思维的表情，林义哲有如一尊石像般的僵木与冷摸，一种特异的青白神色在他的面孔上闪动，衬着他那铁石般的形态，几乎不敢令人相信他就是寻常时谈笑风生的林义哲了。
缓缓转过身去，林义哲的目光有如两柄利剪一样冷厉而锐的投向了一个蜷缩着的日本人，日本人失了魂似的一阵比一阵剧烈的哆嗦着，心胆俱裂的用汉语哀嚎道：“饶命……饶命……”
“你们都是做什么的？”林义哲问道。
不待林义哲身边的通事把他的问话翻译成日语，那个日本人便又发出凄厉而又骇怖的哭号：“大人……大人……求你饶了我……饶了我……我知罪了……求大人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再也不敢了……我是身不由主……我是被他们逼迫的……”
“你会说官话？”林义哲一愣，厉声问道。
“回大人，我懂得贵国语言！”那个日本人忙不迭的回答道，“小人丸山泽，和这位平山一健是日本国小田县渔民……”
“既是渔民，到这里来做什么？”林义哲沉声道。
丸山转头看了一旁的另外两个日本人，似有畏惧之意，他想了想，刚要说话，另外一个日本人却突然爆起，动作快得匪夷所思，丸山的号叫甫始飘扬在屋内沉翳的空气里，便被这个日本掐住了喉咙。
这一刹那，丸山的表情是奇异的，迷惘的。他似乎不相信他眼前的遭遇，好像不觉得对方的指甲已陷进了他脖子的肌肤里；他仍在抖动着，全身却僵木不能颤动，一双眼可怕的大睁着，在歪曲的五官下，脸孔上的褶纹全扭陷成了一条不可描述的深沟！
林义哲的一位护卫见状，抢步上前，举起枪托，对准那个日本人的头狠狠的砸了一下，那个日本人一下子松开了手，倒在了一旁，晕了过去。
丸山早己吓得成了半晕迷状态，他面如金纸，舌头不自觉的伸出嘴外，淌着亮晶晶的口涎，而他的全身，早已被冷汗浸得透湿了。
另一侧，一个日本人的鼻孔大张着，黑大的鼻孔在粗浊的出着气，就像有人正在抓紧他的心脏一般，他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地颤抖着，两只眼睛似要鼓出眼眶子之外一般。
他其实是四个人当中比较沉得住气的，但是，却也仅仅是“比较”沉得住气而已，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无论是看的听的，经的，甚至本身所作的，无不充满了血淋淋的残酷，硬板板的冷森，阴恻恻的诡异，他可说见了太多世面，经历太多风险了。但是，他却没有尝试过这些天所经历的这种滋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那种令人发指的死亡方式，刻骨铭心的死亡气氛，那种难以言喻的心头上的可怕负荷……
他的脸一片惨白，几乎已不像活人的的脸了。他的双唇微张，深陷的眼窝里的光芒沉重惊悸，似要窒息，而他脸上的肌肉却在不停的抽搐，像是里面有东西在扯动着似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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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章 摆在眼前的新机会（）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林义哲问道。
这个日本人眼中闪过一丝茫然之色，林义哲看出来他可能不懂中国话，便转头向通事使了个眼色，通事上前，将林义哲的话翻译成了日语。
日本人又哆嗦了一会儿，突然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串。
“回大人，他说他叫井上彦之助，刚才那个叫山田良平，他们都是鹿儿岛县的商人，来台湾是办商货来了。”
忽然，丸山全身一震，指着他发出了撕裂着嗓子般恐怖的尖嗥！
“他们俩不是商人！他们……是……浪人！”
“八嘎！”井上猛地跳了起来，象刚才被击倒的山田一样，向丸山猛扑过去，但同样也被早有准备的抚标卫队一枪托砸了回去。
此时刚才被砸倒的山田已醒转过来，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和井上，不由得向后缩了缩。
“二位只怕不是来自鹿儿岛县的商人，而是原来萨摩藩的武士吧！”林义哲冷笑了一声，说道。
通事将林义哲的话一字不差的译成了日语，听到通事的话，井上和山田的眼中不约而同的现出凶厉之色。
还有恐惧。
尽管在恐惧至极的哆嗦着，丸山努力使自己能发出声音。虽然那发出的声音也已哆嗦得不成话了。
“大人……他们的确……原来就是……萨摩藩的武士！……他们……现在是海盗！”
“堂堂的武士，怎么会成了海盗？”林义哲冷笑着问道。
“大人有所不知，自从各藩奉还版籍，尊敬的天皇陛下设立御亲兵以来，他们这些下等武士，便失了生计，是以跑出来当海盗，专干杀人越货之事！”丸山看到井上和山田被中国士兵的步枪对着不敢再动弹。胆子稍壮了些，说起话来也利索了许多。
林义哲看着那两个头上都流着血的日本武士眼中凶恶的目光，知道丸山说的并不是假话。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当时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到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虽然有了明治维新，但日本的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代，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不断争权夺利。
日本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接着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日本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
早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却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日本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明治政府在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日本的“并吞琉球”、“开拓虾夷”、“征韩”和“征台”等一系列的对外扩张理念！
看着眼前的这两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原萨摩藩的武士，林义哲突然想起了目前在日本还未发生的“西南战争”！
这场发生在1877年日本鹿儿岛的叛乱，很大程度上，便是日本武士因为海外扩张这最后一条路给堵死后再无出路，而走上反叛的道路！
当时为了解决士族危机，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征韩论”。其实“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