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让川岛芳子稍感安慰的是，长野县水内郡家乡的村议长和村民代表联名给法院写了请愿书，表示承认川岛芳子就是自己村里的人。不过这也只能给川岛芳子精神上的安慰罢了，因为这样的请愿信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村里人承认法庭却不承认。
在第一条“防守线”上的失败让川岛芳子的精神几近崩溃，对于年龄问题她也就不抱希望地随意搪塞了事了。本来是想着义父可以在关键时候为她铤而走险一次，但是结果寄来的文件不光在国籍问题上帮不了她，还把她的年龄说得一清二楚。她不愿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们说我是多大就是多大吧，我随便。”川岛芳子最后一脸无所谓地说。
两条生存底线一下崩溃，川岛芳子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倚靠了，她拿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在法庭上即兴发挥给自己辩护起来，一连串狡猾的辩词从她如簧的巧舌尖上蹦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总的来说全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请想想看，在中国，自国民革命以来，老百姓不是连一天安居乐业的日子也没有过吗？蒋介石国民政府，抵挡不住日本的侵略，先逃跑到中国的大后方。理应保护人民的政治家，不是抛弃了人民自己逃跑了吗？不能逃走的可怜的人民群众，岂不是只能受敌人的欺压？我认为要自始自终都要和不能逃走的老百姓在一起，并把老百姓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有这种想法的政治家，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你们能说他们都是卖国贼吗？如果把他们都说成是汉奸、卖国贼，而把抛弃人民逃跑的政治家当成国家栋梁，那么，将来一旦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就抢先同蒋主席一起逃跑，让敌人看看我们的脊梁骨……当官的首先抛弃人民自己跑掉，把祖国的土地白白地送给敌人，等到战争结束后又乱哄哄地争先恐后地从大后方坐飞机回来，并且轻视、压迫留在敌占区的人，把他们全部看做是汉奸。而这些达官贵人却到处接收、侵吞国家财产，大发其财。这帮当官的，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痛苦。”审判长做出警告性的手势，欲打断川岛芳子的“即兴发挥”，但是此时的川岛芳子好像全然忘了自己是站在审判台上的犯人，她沉浸在激动的情绪里，滔滔不绝地继续她的“演讲”：“喂，检察官，你们这帮混账东西，你们根据什么法律判我的刑？要知道总有一天，被审判的将会是你们。”
恶贯满盈的川岛芳子在审判台上俨然把自己当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巾帼英雄了，她几乎要被自己精彩的演讲感动得掉下泪来。但这肯定是她最后的演说了，那些被她斥骂的“政治家”恰恰就是可以决定她命运的人，她的演说除了加速她的死亡外，别无他用。
1947年10月22日，川岛芳子的判决下来了——死刑。主要的根据如下：
一、 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父为肃亲王，其无疑是中国人，据此应判处汉奸罪。
二、 被告同日本军宪要人来往密切，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化装为男人，进行间谍活动。
三、 参与将溥仪接出天津，建立满洲国的阴谋。
四、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证据，判处被告汉奸、间谍罪名成立。根据国际间谍处罚令第四条第一款，宣判被告死刑。
在宣判的一瞬间，川岛芳子显得泰然、冷静，甚至有些释然的感觉。深深地吸了口气后，她理了理头发，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些判决完全没有充足的证据，都是在瞎胡闹！”法警捉着她的手，带她走下审判席的时候，川岛芳子再次环顾了整个法庭，几千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她，有的人已经开始鼓掌，更多的人想从她的脸上找到一丝绝望，但是这个格格间谍带着微笑离开了，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情绪。
尘埃落定，万事皆休（1）
川岛芳子的生命在1948年3月25日早晨6点40分结束了，第一监狱西南角场地上的一声沉闷的枪声把属于这个女人的荣辱兴衰全部带走。在她颇不寻常的一生中，这一声绝唱为她画上了一个她应得的句号。
24日凌晨四点钟光景，一辆载满了荷枪实弹宪兵的卡车在夜色中飞驰向远离闹市的姚家井，这里是北平第一监狱，对川岛芳子的执刑即将开始了。蹲守在四周的记者们闻讯蜂拥而至，得知了这一消息的民众也不顾清晨的寒气相携而至。
天空寂寥、疏星零落，到达了第一监狱的宪兵把周围警戒起来。六点整，执行检察官何承斌、书记官陈继周、检验员宋纯义进入大门，他们将一个大大的信封交给了女监主任赵爱贞。当这个信封落到川岛芳子手里的时候，她还在装疯卖傻，时而傻笑时而呆滞，可是跟她熟络的赵爱贞没心情再看她的表演，转身离去。安静孤寂的监牢里，川岛芳子颤微微地把信封捡起来，她知道这封信的涵义是什么。拆开，一份由元书红格纸写着的文件飘落下来。文头上一行醒目的朱红大字写着“驳回被告川岛芳子上诉的最终判决”，惊惧的表情爬上她邋遢的面庞，继而是仰天狂笑，跌倒在床被上。
直到赵爱贞再次来到监牢，川岛芳子仍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凝固啊。一声清脆的开锁声把沉浸在思考中的川岛芳子带出了最后的梦幻，不曾梳头也无须洗脸，两人打了个照面，便在沉默中相继走出。
在影影绰绰的黑暗中，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非常森严。两名法警扶持着她的胳膊，牵引着她走向她最后的“舞台”。第一监狱后院西南角上那个侍弄得宛如花园似的小农场——这是囚犯种菜的园圃，就是这次处决的临时刑场。许多记者在刑场外已经等候多时了，就似等待女主角出场，无论是文字记者还是摄像记者都严阵以待，准备在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出去。可是到了川岛芳子进入刑场的时候，国内的记者却都全部被拒之于门外了，只有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被允许进入刑场。抗议是意料中的事情，抗议无效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记者们只有张大耳朵期待那一声枪声，然后好写稿。
万籁寂静，刑场上没有一点声息。站到被指定的地方后，川岛芳子脑袋低垂着，摇摇晃晃像是要睡去了一般。执行检察官何承斌用司法人员特有的庄重声音，例行地开始询问姓名、籍贯和年龄等，川岛芳子梦呓般地应答着。
所有问题都要答完，那个最终的时刻就要来临，忽然间，这个好似梦游的人像是想起了什么，头猛地抬起，神情紧张，嘴唇轻轻地发颤，她用急切的、恳求的口吻说道：“我要给我的父亲写封信！”几个执行官对视了一眼，然后点点头：“你说吧。”“不，我要自己写。”一叠纸被递到她手上，眼眶中的泪水一个劲地打转，川岛芳子用蘸着浓墨的笔写下了短短数行：“父亲大人：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还有什么事吗？”执行官再次问到。川岛芳子沉吟了一会，脸上浮起一种苦笑，央求着说道：“如果法官允许，我还想换换衣服。我有一套白纺绸的裤子和黑色的绸子上衣，是父亲为我做的寿衣，可以吗？”而此时在监狱门外传来嘈杂的人声，还夹杂着砸门的砰砰响声，从半夜等在那里的记者和市民都不满地和宪兵争吵起来。这让几位执行官只想着快点把事情办完，别出什么乱子。“不行，时间到了！”何承斌站起身迅速地回答。
两位法警把川岛芳子扶住，又按了下她的肩膀，令她面墙跪下。法警闪开，一个刑警托起马枪，一枪射去，她应声倒地。子弹从后脑穿出右额，头部浸在一摊浓浆的血泊里。几位执行官长长地舒了口气，检验员宋纯义把她还没有僵挺的尸体翻过身来，验明了正身，点点头表示认可了。三个执行官迅速地离开，留下法院收尸的夫役把尸体放到一块门板上，搭到墙角边，盖上半片破旧的席片。
7时过后，一副担架从监狱的后门抬出。记者们涌了上去，被血污涂盖的脸已无法辨认。日本长老古川大航认领了尸体，日善后连络班广赖和川岛芳子堂姐金幼贞也赶了过来给她裹上白毛毯和花布，做完佛事，送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后来古川大航透露说，在川岛芳子死时的衣兜里有几只毛粟子，手里还攥着写着绝命诗的纸片。诗曰： 有家不得归， 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这可以看做是她对自己生平一个最好的注解了吧，它真实地记录了汉奸在寻找灵魂的归宿时，普遍会遇到的难堪。
各报记者们对于监狱方面阻碍新闻自由极为不满，事后不断向司法部门提出质问。法院对于记者们的质问也无可奈何，不了了之。但是，对川岛芳子的枪决真相却是传说纷纷，闹得满城风雨。报纸和杂志上成篇累牍地把这件事情加以渲染，有的报纸还设立了连载追踪报道，一时间几乎没有人相信川岛芳子已经真的死了。其中最神乎其神的一条传闻是：一位名叫刘风玲的女犯作了川岛芳子死刑的替身，其代价是10根金条。整件事的经过传说是这样的：囚犯刘风玲在监狱里得了重病，医生诊断没有治好的希望。监狱官员便找了刘风玲的妈妈，说要其女儿为某个身分很高的人作枪决的替身，如答应可换来10根金条，若不答应，母女二人性命难保，刘风玲的母亲就边哭边答应了。但当时只领了4根金条为定钱，剩余6根待执行死刑后去取。当老人按约定的日期前去领金条时，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囚刘风玲的妹妹刘风贞便向当局要母亲，并向报界公开揭露了此事的始末。
亦有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川岛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的手法，花重金买通狱吏将川岛芳子救出，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川岛芳子的老师本多松江甚至直接就作了这样的推测：“当我听说死者的耳朵附近长着又密又厚的头发时，我立即想到这是替身，而不是芳子。”
人们综合了各方面的原委，对川岛芳子的死提出了种种质疑：首先，过去一直把川岛芳子一案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报纸广播都曾大肆进行轰炸式的宣传，甚至破格举行万人空巷的公审，并为之拍摄电影记录片，为什么最为关键的行刑场面，却搞得如此神秘？处理得那么仓促？其次，有什么理由无视惯例，不准新闻记者在行刑现场采访？即已临处决，何以如此保密？再次，退一万步说，倘使为了防止越狱逃跑或其他意外事件发生，终审现场不放外人进入，那么为什么在处刑后仍然不将现场和其他情况向新闻记者公开？更为奇怪的是，为什么把中国记者拒之门外，而允许一名外国记者进入现场？最后，为什么将犯人面部等处弄得那么血肉模糊，又沾满泥土，以至于难以辨认，而且一向以男装短发示人的川岛芳子，在死时为什么头发长得能够盘绕到脖子上，并特意选了漆黑的黎明行刑，让不清晰的容貌更无法看清？所有的质疑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流言不止，只有等待时间的冲蚀。
直到1972年日本一位研究川岛芳子的专家、东京大学渡边龙策教授，就川岛芳子之死还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这位把川岛芳子看做“同胞”的专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在他的书中论述“替身说”的种种可行性与可信性。他还提及：川岛芳子的哥哥金宪立说川岛芳子已到了蒙古，后来北去苏联；还有人说川岛芳子已去美国。但所有的推断都是来自假定，证据不充分。
可是无论怎么说，不管一枪饮恨而死，还是苟且偷生，对于“东方魔女”来说，她都已经在历史上失去了往昔妖艳凶蛮的“女谍风采”。作为历史的川岛芳子已经死了，所以，真实的川岛芳子也已经死了。
按照川岛浪速的嘱托，川岛芳子的骨灰被分成了两份，一半留在中国，一半捎回日本。在火葬场的树林里，川岛浪速的几个学生选了块墓地挥锨挖坑，把装在瓷罐里的骨灰安放进去。在墓前还竖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上面刻着川岛芳子的法名“爱新璧苔妙芳大姐之位。昭和二十三年。”
另一半骨灰，在当年年底被古川大航长老抱回了日本，送到了川岛浪速所在的黑姬山庄。不久川岛浪速也结束了生命，对父女俩人的安葬追悼被安排在一起，在位于松本市的旧护国神社美须须宫进行。到了1957年，川岛芳子和川岛浪速以及义母福子被共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芳子 芳云院龙种东珍大姐 昭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推定四十二岁。”
“谍影”翩跹舞后世（1）
（一）生前传记：《男装丽人》
由于川岛芳子的人生太富有传奇色彩了，她的经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各种文艺作品追逐的热门题材，在她的生前死后，有关她的各种或写实的或虚构的作品层出不穷，像《男装丽人》、《男装丽人川岛芳子传》、《妖花川岛芳子传》、《清朝王女的一生》、《川岛芳子》等等，把一个现实中的人演绎得好像虚拟的角色一般。人们对于川岛芳子的了解和理解便都从这些作品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愈传愈广，愈传愈神，以致于数十年以后，没有经历过川岛芳子那个年代的人，在谈起她时，感觉就像谈起詹姆斯·邦德一样，不会感觉这个人曾经真实地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过。
特意为川岛芳子造势的行为开始得很早。那时没有炒作这样的概念，但是这些行为的本质就是炒作，川岛芳子把她作为间谍的散播消息和制造新闻的本领用在给自己做宣传上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本关于川岛芳子的个人传记就已经面世了，书的名字就叫作《男装丽人》，由日本著名的小说家村松梢风编写，先是在杂志上连载，再出单行本，在日本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川岛芳子把自己大大地美化了一番，向广大日本读者描述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落难公主是如何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并在书中对“大东亚新秩序”大唱赞美之词。这本传记在日本的国民身上挣足了同情和支持，也为她“名望”的提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后，这部传记被改编为电影《黎明之晓》（亦称《满洲建国之黎明》），影片颠倒黑白，把川岛芳子在上海的间谍活动描写得英雄无比，并且详尽地叙述了她对建立满洲国的功绩。
饶有兴味的是，这部捧红了川岛芳子的传记，最后竟然成了审判川岛芳子的主要证据。1947年在法庭受审时，法官拿着这本《男装丽人》问：“你知道这本书吗？”“不知道。”川岛芳子看都不看地随口答道。“你认得这本书的作者吗？”“哦，从报纸上得知，他是日本著名小说家吧？”仍是随意的回答。法官沉住气：“这本小说，有你亲自提供给作者的、关于你与日本人勾结、策动满蒙独立的卖国资料。”“哎——”川岛芳子懒懒地答：“法官大人！你也说是‘小说’了，你该看过《西游记》、《金瓶梅》吧，这些小说里头，一样有妖魔有淫妇，难道你也一一拘扣么？”但是不管川岛芳子怎么狡辩，所有读过此书的人都明白，这本书就是川岛芳子在日本军部的授意下编撰的，其中宣传色彩非常明显。法官缠住这本书不放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要让曾经给川岛芳子带来声望的“光环”成为致其死地的“紧箍咒”。
这本书是得到川岛芳子本人认可授权的唯一一本传记。
（二）电影《川岛芳子》
1990年，一部以川岛芳子为题材的电影《川岛芳子》由友禾电影公司拍摄完成了。执导这部影片的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导演方令正，编剧则是以写历史小说红遍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