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 第228部分

薛世雄首先命令镇戍高阳的王辩，务必确保河北水陆运输的畅通。接着他命令自己的儿子薛万均负责向燕北运送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薛世雄告诉薛万彻，此事要秘密进行，要在秋天到来之前，完成此项任务。

薛万均很疑惑，询问父亲，假若把涿郡的物资搬空了，东北道的镇戍怎么办？如今山东、江左等地叛乱迭起，大运河的运输安全没有保障，一旦江左和荆襄的物资不能按时送达涿郡，东北道镇戍军拿什么度过漫长的冬天？

薛世雄只说了一句话，“中土之安危，与东北道之安危，孰重孰轻？”

薛万均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第二天，薛世雄带着儿子薛万彻赶赴北平拜会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携皇帝密诏向其调兵。同时遣使日夜兼程赶赴辽东，携皇帝密诏向杨恭仁调兵。所调之兵都是以团为建制，小规模分批调动，一则动静小，不会引起北虏诸种的注意，二则也不会损害到镇戍将军们的切身利益。

同一时间，伽蓝在燕北大力整肃军纪，实施宵禁，竭尽全力缉捕盗贼细作，搞得燕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气氛极度紧张。

第三百零八章　假戏真做

五月中，燕赵义军在王须拔和魏刀儿的指挥下，兵分三路下太行。一路由恒山义军首领赵万海统率，越过太行井陉，向太原发动攻势，牵制太原方向的帝国军队；一路由上谷义军首领黄子英统率，向河间、信都一线发动攻势，以牵制河北北部的帝国军队；一路则由王须拔、魏刀儿、甄翟儿等义军最高统帅指挥，率燕赵义军全部主力向雁门郡发起了攻击，试图占据代北，与大漠连成一片，与北虏建盟，继而为新建的大燕国开拓一块根基之地。

皇帝和行宫就在太原郡的汾阳宫，汾阳宫距离太原郡首府晋阳城不过一百余里，距离雁门郡首府雁门城也只有三百余里。燕赵义军在明知“山有虎”的情况下，还“偏向虎山行”，倾尽主力攻打太原和雁门，其背后必有深意。

燕赵义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后，代、晋两地的镇戍军为了确保皇帝和行宫的安全，确保代、晋地区的稳定，不得不从长城防线紧急抽调精锐南下戡乱平叛，代北长城一线的镇戍力量随之削弱。

中枢深陷困境，左右为难。皇帝和行宫坐镇太原的本意，是想向北虏施加威压，哪料到国内叛贼异常猖獗，竟然不顾死活攻打代、晋，威胁皇帝和行宫的安全，这使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和行宫不但没有表现出足够强大的威慑力，反而给一群国内叛贼击中了“要害”，暴露出了中土内忧外困、色厉荏苒之真面目。

帝国的北疆镇戍遭遇到了空前困境，皇帝和行宫坐镇太原乃至北巡塞外本意是为了掩盖北疆镇戍岌岌可危的真相，这一事实若给大漠北虏知晓，必然会激起北虏南下入侵之野心，南北战争必然要爆发，而帝国在北疆一线则必然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无力抵御大漠北虏和燕赵叛贼的联手夹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一些东都的留守大臣们。还有行宫的中枢大臣们，连番上奏，恳请皇帝尽快返回东都。以免重蹈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覆辙。假设一下，假若北虏南侵，皇帝不幸战败于北疆，其对帝国造成的冲击、对皇帝和中枢所造成的伤害必定异常严重。甚至可能动摇到帝国之根基。

皇帝固执而自负，坚决要留在太原，要秋后巡塞，为此他命令代、晋镇戍军倾尽全力戡乱平叛，督导代、晋地方郡县倾尽全力进行备战。催促东都在向江左、荆襄等地征缴钱粮徭役的同时倾尽全力向北疆边镇输送战争物资。

皇帝对大臣们的恳请做了最为简单的答复：朕留在北疆，北疆必能守住，但朕若离开北疆，则北疆必失。大臣们相顾失色，惶恐无语。

皇帝说的是大实话。抛开去年的第三次东征不说，单以今年北疆镇戍来说，东都的众多政治集团、帝国军方乃至地方势力的反对和谴责之声此起彼伏，就算皇帝亲自坐镇太原。为即将开始的南北战争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令。但积极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不论是东都的各政治集团还是帝国军方乃至地方郡县，都在公开或者暗中阻挠甚至是直接反对皇帝发动南北战争。而实际情况是，虽然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枢一直在努力阻止北虏的发展和入侵，但形势到了今天这一步，他们数年来的努力已告失败。北虏还是发展起来并积极准备入侵。真正要发动南北战争的是北虏，而不是皇帝和中枢。遗憾的是。帝国政治上的斗争已经失控，帝国各政治集团已经被狭隘的利益和欲望所蒙蔽。为了推翻皇帝和他所坚持的改革，为了谋取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和世家门阀的私利，他们置中土芸芸众生于不顾，不惜昧着良心说假话，不惜颠倒黑白，甚至不惜为此埋葬帝国，不惜摧毁中土的统一大业。

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皇帝留在北疆，远离帝国政治纷争的大漩涡，反而能做些事情，反之，皇帝若回到东都，整天殚精竭虑与各政治集团、各地方势力“斗智斗勇”，必定一事无成，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疆惨遭北虏的践踏和蹂躏。

但在帝国权贵们看来，皇帝以失控而荒谬的变态心理，以失去理智般的决心，强制性的把自己和帝国中枢留在北疆，与北疆镇戍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用一种近乎绝望的最终手段，用帝国和自己的生死存亡，来要挟帝国的整个士族集团，迫使帝国的贵族们做出妥协，支持他发动南北战争。

而事实正如帝国权贵们所猜测，此后皇帝和行宫一而再再而三向东都、卫府及各地方官府发出诏令，要钱粮，要军队，要民夫，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南北战争。

帝国权力高层的矛盾因此激化到了极致，就连改革势力内部的分裂亦愈演愈烈，以苏威、樊子盖、来护儿为首的温和改革派和以虞世基、裴蕴、宇文述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屡屡在重大决策上发生直接冲突，皇帝这个最终决策者常常无所适从，不得不充当协调者来求得双方的妥协和让步。

裴世矩是帝国新的国防和外交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他对南北战争中的态度至关重要，但他一如既往，务实而低调，某些时候甚至显得过于保守和中立，对皇帝更是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忤逆，因此遭到了众多权贵们愤怒的谴责。

六月初，裴世矩密奏皇帝。

据薛世雄密奏，经过他的努力及李景和杨恭仁的协助，东北道从各镇戍军中抽调了五十个团，分批次秘密赶赴燕北，估计本月底就可以全部抵达涿鹿行辕。

又据伽蓝密奏，目前他正遣使与阿史那咄捺秘密谈判，并重建双方之间的回易，力求进一步离间其与牙帐之间的关系。同时，伽蓝又遣使与奚、霫（xi）、契丹、室韦等诸种部落商谈重建回易一事，试图以合纵连横之策钳制阿史那咄捺，竭尽全力阻碍其在南北战争期间入侵燕北。另外，伽蓝还打算在近期遣使赶赴北太行，与王须拔、魏刀儿等叛贼谈判，试图以各种欺骗之策阻止或延缓叛军在南北战争期间攻打太原和雁门，破坏其与北虏夹击代、晋之阴谋。

皇帝忧心忡忡，对薛世雄很不满意。

此刻皇帝承受了巨大压力。从他的立场来说，这一仗必须打，不是因为他要打，而是为势所迫，中外两方面的紧张局势已经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不打束手待毙，唯有打才有逆转危机的一线希望。然而，让他失望的是，帝国军政两界理解他并支持他的权贵寥寥无几。今日帝国的权贵们置帝国和皇帝的利益于不顾，一门心思维护世家豪门的利益，并“众口铄金”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皇帝和支持他的改革派。皇帝现在就好似站在悬崖边上，唯有舍命一搏了。为此他需要忠诚于他的军队，更多的足够帮助他打赢这一仗的军队，然而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开战之日，伽蓝能带多少军队进入战场？”皇帝烦躁不安，语气极为冷肃。

“燕北现有八十四个团。”裴世矩小心翼翼地说道，“若加上秘密赶赴燕北的五十个团，共有一百三十四个团，两万六千八百人。”裴世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开战之日，伽蓝至少能带两万大军进入战场。”

皇帝冷笑。两万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燕北地方武装，而马军团不会超过三十个团，以这样的实力与入侵北虏决战，根本就没有取胜的机会。

“伽蓝的信心从何而来？”

“兵在精而不在多。”裴世矩安慰道，“兵者，诡道也。此仗从酝酿之初到现在，行的便是诡道，所谓的决战，不过就是一场奇袭而已，但为了奇袭成功，上至陛下，下至燕北戍卒，无不殚精竭虑制造假象以欺骗北虏。因此，此仗能否取得预期战果，关键还在陛下这里。”

其实就是一句话，假戏真做，而做戏的就是皇帝你自己，你只要把这场戏演好了，胜利便唾手可得。

“这里不是辽东，入侵的敌虏也不是高句丽。”

“伽蓝却依旧是伽蓝。”裴世矩的语气十分自信。

皇帝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他现在也只能把仅存的希望寄托在伽蓝身上了。

“他还需要甚？”

“他所需要的，便是陛下的信任。”裴世矩迟疑了片刻，又补了一句，“绝对的信任。”

皇帝的眼里露出一丝苦涩，“现在，朕还能相信谁？”

同一时间，伽蓝也在涿鹿行辕这样问自己，因为他需要一个特使赶赴太行山与王须拔、魏刀儿等燕赵叛军首领进行谈判，而这场谈判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对王须拔等人来说，自身的生存远远要比所谓的大义重要。他们选择在此刻攻打代、晋，其目的正是想把北虏引进来，然后利用北虏的武力击败帝国的皇帝和军队，为自己寻找一块生存之地，哪怕为此认贼作父也在所不惜。

谁能完成这一特殊使命？伽蓝想了很久，最终选择了河北大儒孔颖达。

第三百零九章　召见王辩

时间很快进入初秋，汾阳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当初皇帝不顾劝阻，坚决赶赴太原的理由就是北虏即将入侵，而当时并没有证据证明北虏有入侵迹象，所以帝国的贵族们普遍认为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要发动北伐，因而遭到各方反对，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官府的官僚们对皇帝和中枢的不满情绪因此越来越严重，更有一些权贵认为此举会“刺激”到北虏，会挑起南北战争，会给帝国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几个月过去了，在帝国全方位的监控下，在各个渠道陆续反馈回来的各种消息的综合分析下，终于可以证实大漠北虏正在阴山北麓一线集结，其目的很明显，要在草原雨季结束后向中土发动攻击。

皇帝和中枢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这说明薛世雄和伽蓝当初的判断和报警是正确的，皇帝毅然决定率行宫赶赴北疆也是正确的，皇帝和中枢向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为进行南北战争所下达一系列诏令也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当初劝谏和阻止皇帝赶赴北疆、指责皇帝穷兵黩武的权贵们是错误的，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阳奉阴违甚至拒绝执行的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也是错误的。

然而，东都和西京、帝国卫府及地方官府对这一系列证据并不认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权贵认为，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发动北伐而故意设下的陷阱，完全不可信。

还有一部分权贵则对皇帝和中枢“口诛笔伐”，大肆谴责。因为正是皇帝亲自赶赴北疆，并下达了一系列进行南北战争准备的各种诏令，摆出了一副即将北伐的态势，深深“刺激”到了北虏，迫使北虏不得不进行积极防御，而北虏诸种在大漠上的集结，则反过来证明了皇帝和中枢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出的北虏即将入侵的预言，所以。他们虽然认同南北战争有即将爆发的可能，但他们也同样认定，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实现北伐而做的精妙策划。今日南北紧张局势，都是源自皇帝和中枢的蓄意推动，因此。他们对皇帝和中枢愈发“痛恨”。认为皇帝和中枢正在把帝国推向败亡的深渊。既然你们丧心病狂，一定要葬送帝国，那就对不起了，只能先埋葬你们了。抱着这样的怨念。帝国很多权贵不但不帮助皇帝和中枢抵御北虏的入侵，反而蓄意阻挠，有意让皇帝和中枢陷入困境，以期进一步打击和削弱皇帝及中央的威权，甚至有居心叵测者意图借此良机推翻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枢。

帝国内外矛盾由此进入“高潮”。对立双方对天下大势的解读和判断大相径庭，因此对对立一方的反对和不作为充满了愤怒和怨恨，由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也由此导致对立双方在政治理念和具体国策上背道而驰，愈行愈远，而这对帝国和中土所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甚至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帝国崩溃之前景。

在这种恶劣局势下，皇帝已经没有退路，唯有咬牙坚持。而支持他的中枢一方面誓死跟进，一方面极力劝说皇帝，赶快返回东都，竭尽全力缓和内部矛盾，这样即便南北战争打响了。即便帝国在北疆遭遇重创，皇帝和中枢也还有回旋之余地。反之，假如南北战争打败了，假如皇帝在北疆重演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耻辱。那么，帝国的政局必定急转直下。到那时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全身而退，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再回东都，但威权已经全部丧失，再加上内部矛盾的彻底“爆发”，皇帝和中枢肯定会遭到帝国各政治集团的四面围攻，一旦皇帝和中枢在政治上被“架空”，他们还能干什么？诏令还能出皇宫吗？诏令出不了皇宫，皇帝和中枢形同虚设，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既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帝国的各政治集团还能继续容忍他们统治帝国吗？

整个七月里，皇帝都焦虑不安，在政治对手和中枢亲信们的“内外夹击”下心力交瘁，几度犹豫着是否做出妥协返回东都，但在裴世矩的劝阻下，在伽蓝信誓旦旦的密奏中，在大漠北虏的步步紧逼下，他坚持了下来。

七月下，代北的定襄、马邑、雁门三郡向皇帝和中枢告警，大漠北虏已经越过阴山，同时从武川、抚冥、柔玄三镇一线向长城逼近，目前尚无法判断其主攻方向，但依照历次南北战争之经验，现任马邑太守，原帝国军中宿将，曾以右翊卫将军职参加两次东征之役的王仁恭，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向皇帝和中枢陈奏，北虏选择的主攻方向极有可能是马邑郡，为此他建议暂时放弃定襄郡，把代北军主力集中于马邑郡北部重镇云内（大同），死守长城防线，并恳请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返回东都。

其言下之意很明确，他对坚守长城防线没有信心，原因不是因为代北军实力不够，而是此次北虏入侵规模过于庞大，其前期准备工作不但充足而且十分隐秘，相比起来帝国不但反应迟钝，对南北战争的准备更为不足。好在帝国是个“巨人”，而北虏因为贫乏后劲不足，难以长期作战，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打进长城后大肆掳掠一番，然后迅速撤离，所以帝国即便在南北战争初期遭遇不利，但可以以退为进，利用帝国纵深之优势，与北虏做长期周旋，最终必能迫使北虏撤离。

“以退为进”的作战策略在南北战争中非常普遍，王仁恭对南北局势的判断也非常正确，然而，鉴于帝国内部的深重而激烈的矛盾，皇帝必须考虑到，假若东都、帝国军方和地方官府有意置皇帝和中枢于死地，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置若罔闻，见死不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皇帝再度犹豫了，他相信王仁恭在军事上的权威，相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