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建立大隋帝国，以立国之功拜李穆为太师，其“子孙虽在襁褓者，悉拜仪同”。
陇西成纪房李氏自李贤三兄弟起。历西魏、北周、隋朝三朝，以英勇善战功著于世，凭忠肝义胆受帝王恩信，其子孙宗亲位列柱国名臣、衔授将军、封官刺史、进封爵位、官居五品以上者达数百人之多。家族昌盛绵延八十余年，是陇西第一豪门，关陇最为显赫世家之一。
皇帝要想摧毁这样一个豪门，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不仅要应对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更要承担来自帝国军方的压力，尤其是以关陇子弟为主的帝国最强大的西北军很可能会因此陷入混乱，甚至危及到西北镇戍之安全。
然而。帝国政局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中外紧张形势的夹击下，皇帝和以其为首的改革势力必须做出决断，是向反对势力妥协。承认改革失败，还是向反对势力痛下杀手，以暴力手段逼迫反对势力低头妥协，继而求得政治上的统一，中央威权的凝聚。实现政令之通达，政局之稳定？
皇帝只有唯一的选择，只有痛下杀手，只有把对手打倒在地。但为了顶住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为了防止帝国军方向东都施加压力。尤其是防止西北军出现混乱，皇帝不得不寻找一个杀人的托词。于是流传中土的谶纬之言便顺理成章的变做了杀人刀，化作了政治风暴的发动之源。
“李氏当兴”之谶言一度在中土甚嚣尘上，而山东贵族集团五大世家之一的赵郡李氏和关陇贵族集团的陇西李氏，是最有可能应谶的对象，但先帝却始终未曾对这两大豪门痛下杀手，原因便是这两大豪门的势力太过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贸然行事，以免祸及自身。今上登基后，对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的某些旁系支房或者某个权贵曾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对两大豪门的主房主支却也一直不敢痛下杀手。
今日，皇帝被日益紧张的中外形势和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所逼迫，无奈之下只有在刀尖上跳舞，孤注一掷，行险一搏了。
某日，有方士安伽陀上书皇帝，言“李氏当为天子”，劝谏皇帝为了杨氏之江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诛尽海内凡李姓者。
旋即又有匿名方士上奏，说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其名有应谶之意，恳求皇帝将其诛之，以保杨氏之国祚。
风雨欲来风满楼。李敏知道风暴即将降临李氏一门，大为恐惧，遂与家主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商议应对之策。李浑使出浑身解数，十万火急向关陇豪门求助，并积极联络西北军里所属派系军队，做好应变准备。
李氏惊惶失措之下，不慎中计了。时镇戍陇西的光禄大夫、右骁卫将军裴仁基密奏皇帝，以确凿证据告发李浑阴谋造反。
李浑在陇西的势力，不亚于杨玄感在河南的势力，假若李浑造反，考虑到陇右对关中的影响力，以及西北军对帝国的重要性，不难推测到其对帝国造成的伤害或许还要大于杨玄感叛乱对帝国所造成的冲击。
皇帝果断下令，抓捕李浑，凡成纪李氏一脉子弟宗亲，统统抓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
与此同时，阻力也接踵而至，不但有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阻力，还有来自中枢核心的改革势力中的阻力。
负责审理此案的尚书左丞元文都来自帝国虏姓第一豪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中流砥柱。御史大夫裴蕴虽隶属于江左贵族集团，但同时他也要兼顾到河东裴氏的利益，所以，联合审理的结果是查无实据。
皇帝震怒，召回元文都和裴蕴，派出自己的绝对亲信，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审理此案。
宇文述“不辱使命”，顶住了巨大压力，在最短时间内把此案办成了铁案。
三月初五，皇帝下旨，斩李浑、李敏及其宗族子弟三十二人，三服以内亲属全部流放边陲。
一夜间，陇西李氏主房主支的成纪一门烟消云散，荣华富贵尽数化作一场春秋大梦。
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遭到了沉重一击，帝国保守派再遭重创，帝国内部的矛盾似乎因此得以遏制，帝国政局似乎也在向皇帝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皇帝在军政两界还做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诏令弘化留守、唐国公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秉承制命任免郡县文武官员，并征召河东诸鹰扬戡乱平叛，而代替李渊镇戍陇右、统领西北军的便是刚刚升任帝国右骁卫大将军的裴仁基。此举意在控制西北军，以确保关中之稳定，西北镇戍之安全。
在这场政治风暴最为剧烈之刻，东北道的正副大使薛世雄、伽蓝向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告警，大漠北虏正在积极准备南下入侵，南北战争爆发在即。
皇帝非常决断，毅然决定赶赴代北，亲自坐镇北疆，指挥帝国大军与大漠北虏一决生死，以维护帝国之安危，中土统一之大业。
三月十七日，皇帝出东都，率行宫赶赴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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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五章 漫天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二月底，上谷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分封文武，开疆拓土，其首要攻击目标便是河间高阳。
高阳是河北北部重镇，河北重要门户之一，其上可通东北道第一重镇涿郡蓟城，下可达东都门户黎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假若义军拿下高阳，首先便能缴获大量的粮草武器，帮助义军迅速发展，其次便能以高阳为中心建立横跨幽燕代晋冀五大区域的势力范围。而尤为重要的是，此举必会切断东北道与东都之间的联系，断绝横贯两地的以永济渠为中心的水陆运输通道，而这一通道的断绝，必将对东北道乃至整个北疆镇戍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给帝国安全带来深重危机。
涿郡留守薛世雄意识到帝国北方的形势正在向伽蓝所预测的方向发展。大漠北虏要南下入侵，而帝国北方叛贼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便迅速形成了规模，若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叛贼和北虏之间没有勾结，谁也不相信。
在伽蓝进入燕北整顿私市回易之前，正是这些叛贼主导着燕北私市，并与北虏建立了密切关系，有的甚至与突厥、铁勒等诸种部落建立了利益联盟。现在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任谁也能猜测得到，一旦让这些北方叛贼壮大起来，牵制住了帝国边陲军队，阻碍了东都向北疆输送粮草武器，那么帝国的长城防线必会遭到严重破坏。根本无法抵御北虏的入侵。由此推及，一旦北虏入侵成功，杀进了长城，占据了代、燕等边镇。帝国必遭沉重打击，而北方诸贼却因此受益，甚至可能会成为摧毁帝国国祚和中土统一大业的急先锋。
伽蓝建议集中力量火速戡乱平叛，把这伙背叛帝国和出卖民族的叛逆彻底摧毁，为北疆镇戍军扫除后顾之忧，以免北疆镇戍军在即将开始的南北战争中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薛世雄一边急奏皇帝和中枢，一边以涿郡留守府的名义，下令支援高阳。并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河北水陆运输通道的畅通。
皇帝十万火急下旨，调武贲郎将王辩及三千步骑剿杀王须拔、魏刀儿等北方叛贼。同时诏令伽蓝及燕北军，全力戍边，防备北虏发动突袭。
伽蓝不想看到王须拔等北方叛贼横行太行南北。涂炭生灵，混乱局势，危及到帝国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决意要在最短时间内剿灭这群贼寇，但皇帝和薛世雄都把注意力放在塞外。不允许燕北大军进入平叛战场，这让伽蓝焦虑不安，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做好事了。把“杀人的刀”递给了伽蓝。
赵德言和上谷义军首领宋金刚的关系不错，且两人的主要利益都在燕北。只是如今均被伽蓝摧毁，是以对其恨之入骨。两人有意攻打燕北。但又畏惧于伽蓝和龙卫军的血腥残暴，于是找到王须拔，劝他考虑攻打燕北，并劝他不要把全部力量都投到高阳战场上，以免把义军“后背”暴露给了燕北大军。
高阳是历山飞魏刀儿的“地盘”，魏刀儿是河北地方豪雄，在河间郡乃至周边郡县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以侠义著称，举旗后他在短短时间内便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队伍，号称十万，其风头之强劲，甚至超过了王须拔。好在王须拔有燕北赵德言、恒山赵万海、博陵甄翟儿等义军首领的支持，这才坐了头把交椅，被众人拥戴为王。立国后，赵德言为相，魏刀儿为帅，一文一武，不过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这源于过去的矛盾。过去赵德言是燕北的“地头蛇”，魏刀儿到燕北谋利益时便与这位地头蛇屡屡产生冲突，仇怨甚深。
赵德言警告王须拔，攻克高阳后，获利的到底是你，还是魏刀儿？假若臣强君弱，你这个漫天王还能做多久？
王须拔则有自己的苦衷。上谷郡多山，贫瘠，义军若想发展，必须走出去，占山为王只是死路一条。河间郡地处平原，富裕，更有高阳这样囤有大量粮草武器的重镇，一旦拿下此镇，义军实力必有飞跃。魏刀儿为了自身发展，肯定要打高阳，而上谷义军若能助其一臂之力，必然也能“分一杯羹”。再说，义军正处发展期间，不论魏刀儿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野心，暂时都不会做出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蠢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当然，王须拔也想过打燕北，既能寻到一块根据地，又能与长城外的北虏结盟，并依托北虏的力量迅速发展义军，但无奈伽蓝和龙卫军“恶名”显赫，且去年年底以龙卫军为主力的燕北大军成功逼退了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的北虏联军，如此实力，尚处在发展初期的义军肯定不是对手。所以，王须拔直言不讳的告诉赵德言和宋金刚，凭义军单薄之力攻打燕北，纯粹自寻死路，除非与北虏达成约定，对燕北形成夹击之势，否则决不可贸然出兵。
赵德言当即承诺，他马上赶赴长城外，说服阿史那咄捺再次出兵燕北，但与此同时王须拔必须派一支军队攻打燕北，如此则可把燕北大军推进两线作战的窘境。当然了，高阳也要打，唯有以重兵攻打高阳，才能牵制住涿郡方向的东北道镇戍军，让薛世雄无暇分兵支援燕北。
王须拔没有过多考虑，满口答应了。这是赵德言和宋金刚给他面子，虽然他是新建燕国的漫天王，但实际上能指挥的也就是他自己的部属，诸如魏刀儿、赵德言等各路义军首领等同于一方诸侯，只是因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暂时聚在一面大旗下互帮互助，如果牵涉到自身利益了，这些人根本不会听王须拔的命令。现在赵德言和宋金刚既然铁了心要打燕北，且赵德言还信誓旦旦的发誓能求得北虏的支援，那王须拔还有阻挡的必要吗？此策失败了，对义军虽然有影响，但不至于直接损害到王须拔的利益，而成功了则对王须拔来说是惊天之喜，获利最大的就是他。
既然此策是机遇和风险并存，赵德言和宋金刚又在名义上征得了王须拔的许可，那么王须拔于情于理都要给予支援，于是王须拔也就给了赵德言五千人马。虽然这五千人马中混饭吃的要远远多于打仗的，但这是王须拔支持这一计策的姿态，而这一姿态直接关系到了赵德言出塞后能否说服阿史那咄捺并取得北虏大军的支援。
三月上，赵德言出塞。同一时间，王须拔、魏刀儿率义军主力猛攻高阳城。
高阳城向四百里外的涿郡留守薛世雄求援。薛世雄负责东北道镇戍，而高阳城属于河北，不在他的辖区内，假若他不经皇帝和中枢的同意，擅自出兵河北，便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即便他击败了叛军，保住了高阳城，也逃脱不了违律之罪，必遭惩罚，所以薛世雄只好一边急奏皇帝和中枢，一边派出军队南下到两郡交界处的巨马水一线陈兵以待，既可威胁叛军，对高阳城做出声援，又可阻御叛军北上侵扰涿郡。
三月中，宋金刚率军攻打燕北，拱手送给了伽蓝一把“杀人的刀。”
伽蓝派遣特使赶赴塞外，告诉阿史那咄捺，说帝国皇帝正在北上太原，要巡视北疆。这一讯息清晰地透漏出了帝国新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对北虏形成了巨大威胁。可以预见，在大漠北虏诸种尚没有完成南下入侵准备的情况下，北虏大军决不敢擅自南下寇边。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燕北大军尚没有深陷两线作战的危险。
同时，伽蓝命令刘黑闼率一千四百步骑镇戍长城一线，燕北地方军也全部由其指挥，而孔颖达、薛德音等行辕官员在负责行辕军政事务的同时，全力辅佐刘黑闼抵御北虏。
同日，伽蓝与冯翊、西行、布衣和傅端毅等人率燕北大军主力急速南下上谷郡，攻打上谷叛军。几乎在同一时间，武贲郎将王辩率三千步骑渡过巨马河水，直杀高阳城。如此一来，东北道的两支镇戍军便对燕赵叛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八千装备精良且战斗经验丰富的燕北将士，其战斗力非常强大，远非刚刚建立且以青壮农夫为主的义军所能抗衡，所以当燕北大军气势汹汹的出现在战场上，宋金刚大惊失色，带着义军急速后撤，一直撤进了太行山的崇山峻岭。
伽蓝衔尾追杀。燕北大军进了太行山，越过飞狐陉，直扑上谷郡首府易城。
宋金刚躲在太行山上不敢出来，而王须拔此刻正率上谷义军主力激战于高阳，易城空虚。燕北大军全力攻击，一鼓而下。
然而，王辩的三千步骑则在巨马水南线遭到了义军的顽强阻击，虽距离高阳城已近在咫尺，却难做寸进。
王须拔得知自己的老巢已被燕北军攻克，义军深陷于帝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之中，遂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投入全部力量猛攻高阳城。
三月底，高阳城陷落，义军缴获了大量的粮草武器，实力骤然飞跃。
第三百零六章 积极防御
四月初，王须拔和魏刀儿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东北道大军，断然决策实施战略性撤退，各路义军全部撤到以恒山、五台山为中心的太行山脉，暂避帝国东北镇戍军之锋芒，转而把主攻方向放到代、晋地区，以太原、雁门、楼烦、马邑四郡为攻击目标，试图效仿历史上拓跋氏王朝之成功经验，以代、晋为根基之地，背靠大漠北虏，逐鹿中原，图王霸大业。
王辩迅速收复了高阳城，然后率军衔尾追杀。与此同时，伽蓝指挥燕北大军横扫上谷郡东南区域，并急速向河间郡挺进。四月上，两军于河间清苑城会合。
接下来的仗应该怎么打，王辩没有主意，伽蓝也是一筹莫展。
叛军的意图非常明确，在攻克高阳城缴获大量的粮草武器之后，马上实施战略转移，一则避敌之锋芒，二则利用太行山之险峻暂获喘息之良机，其三则有利于王须拔把各路义军聚集到一起，迅速巩固和发展实力，其四则必然是重新拟定攻击策略。
考虑到河北形势复杂，其东北部有强大的东北道镇戍军，而南部则有南太行、高鸡泊和豆子岗三大义军的存在，使得燕赵义军的生存空间过于狭窄，发展环境也过于艰险，不出意外的话，王须拔和魏刀儿等贼帅肯定要把攻击方向转向代、晋地区，其中距离太行最近的太原和雁门首当其冲。如此推测下去，不难看到形势的发展正向不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一旦大漠北虏和燕赵叛贼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则南北战争爆发之日，也就是长城防线崩溃之刻。
代北镇戍军严重不足，又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不得不在内外两条战线上奋力苦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伽蓝叹息之余，感慨万分，心情极度郁闷。为了此次戡乱平叛他不惜违律抗旨。不惜以全部的身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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