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线；现在又盛行〃标志着〃，什么东西如何了，于是就标志着它怎么怎么了。拜托，我们换个词儿行吗？！
我用我的方式说话，哪怕只是在很短的时间，我比从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像新闻主播，我对整个节目的驾驭感比任何时候都直接强烈。但是，我个人抵挡不住我上面说到的那种集体无意识。选择了新闻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尽管我事先会去做很多案头工作，我每天都生活在新闻里，但是不管我事先做了怎样的准备，那种截稿前几分钟（有时是播出进行中）才蜂拥而至的、大量的新华社通稿又把你逼到了〃绝境〃，除了照念，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经常看到我的年轻同事在镜头上被那些大的复合句，那种仅适合于书面表达的大复合句折磨得磕磕绊绊，除了同情理解，我还知道，等到他们不再被这些大复合句磕绊的时候，等到他们流畅自如的时候，等到他们把这套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的时候，若要他们再脱稿按自己原本的方式说话，就已经很难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镜头前用那种方式出声，或者说进入到镜头前那种特定的环境，他们就只能那样说话。为什么要责怪他们离开了提示器就不会自己说话？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一路实践下去，一路摔打下去，这些先天语言能力就比普通人要强许多的先生女士们该在镜头上放出怎样的光彩呢？！可悲的是，这种对语言内容习惯性的约束，从他们一上专业课就开始了，他们在学院学的就是书面稿，他们在训练自己如何把这些书面稿表达得有声有色。我们能不能开一堂课，就叫自主表达课？
回到我前面的话题。我无法不去念那些我不喜欢的句子，我妥协了，因为我不是主播，我只是像主播，对那些稿件我没有最终否定权。像虽像，终归不是。
我究竟是新闻主播还是新闻念稿人？这么些年来，我的自我认同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挣扎。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可笑的挣扎。
我曾经在技术层面上挣扎，我想摆脱单一的念稿，在镜头前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表现自主性。我也在心理依据上挣扎，我们要同国际接轨，我们必须要使自己不仅像，而且就是个新闻主播。
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新闻主播？什么样的新闻节目才需要新闻主播？谁能够成为新闻主播？
主播者，信息的掌控及自主处理者也。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节目吧。
很多人一直对《新闻联播》的播报群体存有非议，指责他们呆板、无个性、照字发声，完全就是机器。相信这种指责也曾给我的那些同行们带来过困扰。问题是，非议者或许没有想到，作为一档最具官方色彩的新闻节目，它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折不扣地传播主旋律，在这当中，任何个人意志个人色彩都是多余的，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全世界的官方台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出镜者普遍放弃或牺牲个性，而且强调去掉个性化，连着装要求都是如此。我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用耳环作装饰的新闻出镜者，也有相当的观众认同我们四套的新闻出镜群体的漂亮。李瑞英对我说，你们多好呀，我们就不行，什么装饰都不让戴。他们确实不能张扬自我。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一岗位，什么样的人愿意走向这一岗位，在自己还能自主的时候，必须也应该了解清楚这一特性。几年前曾经有消息说，《新闻联播》也要改革，要把它改成一档更好看的新闻节目。但是种种努力都没有成功，原因大概就是，当时没有把这个节目的特殊官方属性想清楚，结果怎么改都不合适，最终维持现状。其实，我以为，维持现状是对的。
第18节：跨出国门的女主播
到目前为止，社会各界对《新闻联播》的形式、风格，甚至存在的价值，都存有各种疑问（这两年似乎又稍好些）。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官方色彩浓厚的节目出现？客观地说，在目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下，《新闻联播》的存在是必然的，有它自身的价值。自有收视调查以来，《新闻联播》始终都是全国所有各类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即使是近年来，官方信息垄断已经被打破，中央台各频道乃至凤凰卫视及各地方台都可以与《新闻联播》同步播发各种国内外重大事件，《新闻联播》依然是最具官方权威性的信息发布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家都注意到，《新闻联播》经常出现一些诸如表彰劳模、春耕插秧，或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歌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不具任何新闻性的〃新闻〃。但是认真观察、追踪一下这些报道就会发现，在这些看似不像新闻的消息中，往往隐含着重要的信息，在这些不是新闻的〃新闻〃发布之后，往往就有重要的变化发生。而即使是那些并不具有政策含义的公共信息，《新闻联播》的报不报、怎么报，也代表着官方对这一事件的最终表态和〃定调〃。有了这样的属性和作用存在，任何关注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人就都不会轻易放过对《新闻联播》的关注。《新闻联播》同时也在国际频道重播，有关方面曾考虑到它太中国特色，可能影响海外收视，想把它从国际频道拿掉。但是包括我国驻外使馆、商务机构和与国内有生意的海外华人都不同意，因为他们要从中观察、揣测中国政治、政策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和走向。海外人士如此，国内的政经群体及各种关心政治、经济发展的人，当然更是如此。
于是，一档被赋予了特别功能的节目，也同时被规定了风格和形式，目前《新闻联播》包括播报风格在内的整体现状，是恰当的选择。
《新闻联播》的语言可以很书面，越书面越接近于郑重和庄严（这种说法或许有点绝对，我只是想进一步说清这个节目的特性）。我的同行被要求一个字不许漏掉、一个字不许改动，就是为了体现原汁原味的权威发布，为了维护那种郑重与庄严。在这样的被严格要求下，个人的任何想法都微不足道。我的同行自然充分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放弃了自我。其实这种放弃就是职业精神的最高体现，而恰好这点是最值得尊重的。
这样的《新闻联播》不需要主播去刻意强调自身的个性特色。
然而，资讯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除了各种大小不同的〃新闻联播〃之外，自然还会产生以满足公众资讯需要为主要特色的其他种类的新闻节目。近些年这类节目品种不断丰富，花样不断翻新。给人印象最深之一的是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说书似的说着各类趣闻，多数是在传统观念里不上大雅之堂的玩意儿。但是人家传达的也是资讯，而且节目富有个性，当然受欢迎。
无论如何翻新，翻来翻去，总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新闻节目就是传达资讯，按中国新闻环境的特性，各媒体获得的资讯大同小异，到了这个份上，由什么样的人来传播、怎样传播就至关重要了。
在官方色彩不那么凸显的领域，人的作用就会彰显出来（鲁豫说新闻、马斌读报已经说明问题），我们迟早会走到拼明星的时代（其实已经开始）。尤其对一些重要时段的新闻节目，主播的作用不言而喻。
在西方的电视理念里，新闻主播的能力、个性、魅力一样都不能少。只有当主播居于节目的主导地位、其自主性得以充分发挥时，他（她）的个性特质和魅力才能尽情释放。我们曾经打造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伪主播〃（现在还在继续打造）——我们是主播，以我们为主的〃播〃，这样的安排除了描一个模子，起不到实质的作用。中国的新闻节目并不只有一个《新闻联播》，如果我们确信新闻主播在中国的电视传播中必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我们的主播在哪里？！现有的不行，我们的培养路线是什么？！
然而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对于我及《中国新闻》的创作团队，还有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问题需要弄清楚：晚间九点版的《中国新闻》究竟是一档什么类型的新闻节目？是《新闻联播》的姊妹篇，还是一档〃另外一种〃新闻节目？它十几年前拥有的独特性还存在吗？它靠什么独特？是它的去官方化色彩还是什么别的？在现在这样一个群雄并举的时代，如何打造它的独特性呢？
十四年了，写下这个数字，我把自己吓了一跳。〃来吧，来播新闻吧！〃十四年，就这样匆匆度过了。
跨出国门的女主播
１９９２年，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到处都在讲述〃春天的故事〃。因为我在屏幕上的自信、干练、洋化、面向未来的光明气质，有媒体把我的出现，赋予一种象征意义，认为那种气质在别开生面的同时，更应和了时代的发展需求。
大量的海外受众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屏幕上出现了有个性、有个人化色彩的主播，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讯息。我的自信是海外受众最欣赏的一种气质，这种自信暗合了海外观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太希望国家强大了。有些年老的观众甚至因此联想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因为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现在的屏幕形象不再具备当年的符号意义，但在十多年前，那个形象是独特的，也是鲜明的，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我走出了国门，走进了海外华人的内心。
第19节：春花盛开的季节
第一次以女主播的身份出国是在１９９４年，在春花盛开的季节。
美国旧金山一家中文电视台发出了邀请。那时，他们每天通过卫星把《中国新闻》录下来，再插进当地的电视节目中播出。旧金山有几十万华人，过去都是中央电视台把节目做好，邮寄到当地，播出的时候早已成旧闻。《中国新闻》的出现，使当地华人及时透过画面，看到了当天的中国新闻。《中国新闻》成了海外华人了解中国大陆的唯一电视节目，我就是这个节目的形象代表。
那时，我的人事关系还在长沙。从我借调中央台的第三个月开始，中央台便着手办理我的进京调动手续，但手续之繁复、过程之冗长难以尽述，时隔一年多，手续还在办理中。
我的出国护照都是回长沙办的。
第一次出国，觉得应该穿得体面点，尤其自己还是个新闻主播。因为处在借调阶段，我在中央台的月工资只有二百五十八元，没有奖金，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平时我的钱大都用在播出服装的置办上，不够的用自己以往的积蓄弥补。我不是攒钱的人，进京前，我的积蓄不多，而初上中央台屏幕，用于屏幕形象的开销相当大，以至那段时间成了我一生中经济最困窘的时期。
和那时所有出国的人一样，出国前的重要工作是〃置装〃。当时我想象自己应该有两套像样的职业装，用于在国外的公开活动场合。平时上镜的都不能用，因为只有上衣没有下身；还想象应该有几身像样的休闲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鞋、包。休闲装平时都有，但拿出国的眼光一衡量，又觉得什么都不能用，尤其想到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海外的中国人失望。
恰好有一家香港的服装品牌要进入中国。当时在集体宿舍住我隔壁的文清与公司的老板相识，不知她如何说动他们，让他们觉得为我提供一次着装，会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是在文清的陪同下，我兴高采烈地去那家还在布置当中的品牌店挑衣服。
我对职业装的欣赏和需要是欧式的，线条硬朗、简洁大气。而那家职业装的风格在我的眼里是亚洲式的，窄肩短袖，有点小气，于是挑选起来就比较费劲儿。跳过店家的热情推荐，我为自己挑了一身暖灰色职业装、一件白底蓝条高支纱纯棉衬衫、一身浅姜黄色的休闲裙装。衣服的质感都不错，在那时的中国，就算很好的行头了。
当时鄂尔多斯羊绒衫刚在北京的公主坟开了专卖店。那时听说羊绒制品是国际公认的奢侈品，即使在西方，也非普通人所能轻易拥有。我决定为自己购买两件羊绒衫——努力让自己在国际场合不掉份儿，甚至为中国人增光添色，是我当时做这一切的最初动力。
那时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品质很好，虽然款式单一，但一看就是好东西。我挑选了一件暖灰和一件浅烟色的圆领套头衫，每件四百三十元，就我当时的经济条件而言堪称巨款。但这两件衣服买得特别值，现在我都还穿在身上。
每年我都要清理掉一些衣服，这两件鄂尔多斯羊绒衫却始终没舍得处理掉。衣服的袖边已出现磨损，多次清洗，款式也有些走样，但我始终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每年都在家里穿几个月，然后仔细整理收藏。在当时，我不是没有穿过比羊绒衫更贵的衣服，但它们是我的第一件具有奢侈概念的服饰，而且又是在自己经济困难的状况下所拥有的，于是对我就有特别的意义。半年前，我特意去了鄂尔多斯总部，想照原样再买两件，但已经买不到了，不是那样的款式没了，而是那样的品质再也没有了。
我如此仔细地写到出国前行头的准备，是想表达自己对那次出国的郑重心情。
那时，我们部门，甚至更大范围内，谁都没有去过美国，何况以被邀请的身份去访问，所以郑重是自然的，想体面更是自然的。
旧金山中文电视台用邀请访问的方式，增加同中国合作者的联系。因为邀请机构小，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去了就是各处看看，倒没有自己想象的场面压力。那次最大的收获，便是直接感受到一个制度相对健全、发育相对成熟的社会，能给她的国民提供怎样的生活。那种生活最触动我的，就是一个公民可以拥有怎样的尊严。
真正感受热闹场面是在１９９６年，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那次是由洛杉矶当地华人社团发起，邀请中央电视台在洛杉矶举办一场大型的海外华人华侨春节联欢晚会。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海外办晚会，没有任何经验。经过协商，主创成员来自中央台，当地提供节目和场地以及电视摄录设备。我是这场晚会的主持人。
在海外的华人一直有两派，亲台派和亲大陆派。由于经济的原因，台湾地区的华人当时在海外势力较大。到唐人街，操台湾国语的华人比比皆是。有些人出国前身在大陆，到了美国，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慢慢也改说台湾国语了。所以，这次由大陆派华人主持发起的晚会，在当地华人社会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中国大陆也有能力来美国办晚会了。作为前期宣传，印有我的巨大图像的海报贴满了活动区域的主要街道，演出地点选在离比华利山庄不远的帕萨迪纳大剧院，那里曾经举办过奥斯卡颁奖晚会。
虽然有各种社团，但华人被组织起来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还是比较少。华人主要社团都行动起来了，为这台晚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演员来自全美各地，大都曾经是中国大陆的专业演员，比如歌唱家高曼华出国前曾获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是大陆最好的女高音，到美国后成为旧金山歌剧院的首席女高音。
第20节：赢得尊重
人在海外，心其实是寂寞的。身为异乡客散落在异乡，遭主流社会排斥的同时，同族之间平时也交往无多。在不是本族文化的氛围里生活，人其实没着没落。你可以接受当地文化，但你享受不了异族文化带给自己的亲近感。你可以身着礼服，精致优雅地去参加外国人的Ｐａｔｒｙ，但你发现还是中国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大肆饕餮才是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