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稼书生意气，各方面不善经营，听人说他总是把日子过得颠三倒四。现在的刘学稼已到了天国，天国是否寂寞，天国是否开心，到天国可以好好休息了，愿刘学稼安息。
《八角亭》
１９９４年回到长沙办事，顺便同过去办公室的同事短暂一聚。饭后我想叫车回妈妈家，同事陈志强说，我们开车送你去。我看见一辆不大的吉普车，有些旧，没有牌照。我说，没有牌照被人截住了怎么办？陈志强眉毛一横，说：〃哪个敢拦《八角亭》的车？！走吧！〃陈志强的话得到其他同事的热烈附和，看得出，这辆没有牌照的车，他们就这样天天开着，大概一次也没有被拦截过。同事如此气粗，我就乖乖从命了。
《八角亭》是一个节目的名称，类似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是我离开长沙台前做的最后一个栏目。
我大约从１９８９年底开始主持《八角亭》节目。１９８８年生完孩子，我考虑着下一步究竟该干什么，是继续万金油似的什么都做，还是下到一个部门去，专心做一类节目。考虑再三，我辞去播音部主任的职务，调到了专题部，担任《八角亭》节目的记者和主持人。
《八角亭》一周播出一次，节目时长约二十分钟，通常由两个小主题短片组成。专题部大约三四个记者，每人轮流负责一期节目，我也一样。
我们的节目全都是自采，个人确定选题，个人拍摄编辑完成。
我在《八角亭》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上面提到的对几位再婚老人的采访，我一开始就啃了块硬骨头。
我在市妇联的内部材料中得知，再婚老人的状况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些老人在承受着巨大社会压力的同时，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得不到保障。我记得我拍摄了三对老人，其中在长沙农村的一对拒绝拍摄，因为他们害怕后果不堪承受。那对老人是顶着儿女的极大压力走到一起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因为儿女的不合作而异常艰难。我去的时候，老人们紧闭大门，任人怎样呼唤都不打开。后来门终于开了，大妈走了出来，我看见她的眼里有泪水。我想问她几个问题，但是，面对摄像机，她别过了她的头。我要摄像记者长时间地盯着老人的背影（在当时普遍的认知上这属无用镜头，而现在已经司空见惯），我理解老人的顾虑，也承认现实的无奈，后来我在解说词里说道：面对摄像机，您何时才能回过您的头？之后，我起了一段音乐，像《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曲。
刘学稼说这期节目风格好，是因为我把节目做得比较沉实，有种悲悯的东西。
还有印象的是另一个选题。
那些年造纸行业很不景气，长沙最大的造纸厂天伦造纸厂停产了。对于下岗，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司空见惯。当时造纸厂的很多工人不得已离开工厂谋生，因为社会氛围还不习惯接纳失业人员，工人们谋生艰难，尤其在心理上极难适应。有一天，得到造纸厂复工的消息，我就和另一个记者赶去了。我们看到很多工人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对他们而言，复工就意味着回家，就意味着活着的希望。我没有想过我的那个节目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只是想忠实地记录复工的过程，很多工人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表达了对曾经生活无望的恐惧，对失而复得的珍视，我录了很多同期声。我永远记得那些接受我采访的工人们的表情，那是些害怕失去的脸，喜悦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忧郁。那时对着电视镜头说话是罕有的事，但工人们都不拘束，仿佛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想表达在他们的眼里，工厂是他们的命根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过。
第12节：朝南的办公室
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那样多的失业者，工人的表情给了我强烈的刺激。我仿佛比工人们更加渴望工厂命运的好转，我给片子取的题目就是〃天伦启动了！〃天伦终于启动了，一批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们终于又有了机会。尽管愿望良好，但轮子最终运转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只是在复工的那一时刻做了一个记录者，也许那是政府为国营企业的复生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我想打个电话问问天伦现在是否还在，听说工厂所在的位置早已开发成了旅游区，那里地处岳麓山下，湘江水就在门前流过。
当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创办播出的时候，我心里有种久违的亲切。也许当初《八角亭》的节目定位没有《焦点访谈》这样明确，八角亭是长沙的一个地名，属旧城最繁华的地区，给节目取名《八角亭》，就是想反映和报道社会生活的焦点问题。我的印象是，焦点二字当时并没有最明确地进入记者编导们的意识，大家只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选题。当我的同事开着无牌照的吉普车载着我在长沙的大街小巷穿梭的时候，我知道，《八角亭》的定位一定清晰明确了，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无冕之王的地位。他们一定做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节目，至于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车上个牌照就另说了。
我怀念在《八角亭》的日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有那一段我可以被称之为记者。１９９８年大洪水，我从北京下到湖南岳阳重灾区采访。一天晚上，听说一条大堤有险，我和同行的资深记者迟明泉打过招呼，就径直往险堤上奔。迟明泉扛着机器跟在身后，因为我走得太快，把迟明泉落下了一段距离。等到我们会合的时候，迟明泉对我说：你要当记者一定是个好记者。那次在灾区的采访，我和迟明泉合作得很愉快，我采访写稿，他拍摄编辑，任务完成得很好。我告诉迟明泉，我确实当过记者，在长沙台已经干了两三年，到中央台反而做得少了，长久不做，一来和一线生疏了，二来采访能力也会下降。迟明泉由衷地表示理解。他宽慰我，女性别太累，当主持人挺好。我想过，我的激情和敏锐也许可以帮我成为一个不错的记者，我确实应该做得再长久一些，或者开始得再早一些。在主持人和记者之间，我没有高低判断，两者我都欣赏，我只是因为在１９９２年调入中央台，记者生涯戛然而止，最终较为单纯地坐到了镜头前而有些遗憾（１９９２年我把在中央台只单纯地播新闻，视为在业务上走回头路，心理上一度极不适应）。记者是拥有双倍人生的人，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探究和发现自己。缺少记者生涯的主持人是单薄甚至是苍白的。虽然以后我又陆续做过一些采访，但总量还是太少。我喜欢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看过她的一些书，当我读到她写的《人》，我在想，天哪，她究竟拥有怎样的人生啊。羡慕啊。
朝南的办公室
在过去工作的记忆里，总有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办公室在大礼堂里用木板隔断而成，二十来平米的面积，除四五张简单的办公桌外，两张藤制的宽大沙发椅算是屋内唯一的舒适品。过去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去那间屋子坐坐，闲聊，或者在藤椅上晒太阳。
那里时常像闲来的茶馆，自在又轻松。
办公室里都是广播电视报的编辑，和每天扛机器编片子的人比起来，办报纸的人相对安静，那种不急不躁的劲儿让人羡慕，在上窜下跳的人堆里显出他们偏安一隅。
早晨，太阳爬上窗户边的时候，编辑们该到的都到了。
曹大姐往往是最先跨进办公室的一个。我至今记得曹大姐进办公室就撒水扫地的样子，麻溜溜的，一会儿办公室就干干净净了。曹大姐走路快说话快，说完话还有一个习惯性的问语：〃你讲是不？〃或者是〃你觉得咧？
〃但是曹大姐只要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就格外地心无旁骛，时不时扶着她厚厚的眼睛架，一写就是半天。曹大姐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戴着厚镜片也挡不住满脸的巧喜。
李秋云是个慢性子，学中医的，中医的阴阳平衡之说让他的一切又慢了半拍。李秋云的眼珠子只有在他格外兴奋的时候，才和常人的转动速度一样，那时候他看上去像有特别的好消息，通常是〃刚才马路上堵了如何了又如何了……〃往往没什么了不起。我喜欢李秋云给人号脉的时候，那时侯他显得很庄严。我的脉细就是秋云先生最先告诉我的，然后他说，你体质弱，不能太累，要经常调养。他还会再有一番阴阳之劝。我总觉得秋云还是应该去当医生。据说秋云是听了某个学文的人的煽动，才弃医从了文，那个学文的人我也认识，我一直想告诉他，劝秋云来码字是他一生最没劲的馊主意。
在制造闲散的氛围上，曹大姐和秋云都是敲边鼓的，和骨子里有闲散基因的人相比，他们生来都算严谨。比如彭胡子，能长毛的地方都长了长毛，不能长的地方就醒目刺眼；他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滩，不是肉多，是骨架子格外柔软，一坐就撒平了。彭胡子还给儿子取名〃一笑〃，他自己也对职称评奖一类的一笑了之。彭胡子像生来坐在城楼观山景的，偶尔狡黠一笑，表示他明白，剩下的爱谁谁。
里面还有个清灵灵的女子，扎着两条辫子，是阿炳，最懂得凑趣的一个。她在一旁不显眼，少了她就觉得少意思，年纪轻轻的好似找准了境界，冰雪聪明。
其余的人和办公室无关，比如我、霍红、刘堤洪，偶尔还有老夫子。
第13节：编辑部的故事
大家会在各自闲散的时候，端着茶，有意无意地聚在那间朝南的办公室。
聚在一起，并没什么正经话。这些人骨子里友好，懂得边界，知道在有阳光的屋子里就是凑趣，太正经的东西那时是不说的，说了反而无趣。调侃最受欢迎，比如我想象胡子嘴上的那两寸杂色毛，简直就是藏着肉沫与啤酒沫、同时挂着唾沫与笔墨的一蓬乱草。彭胡子绝不介意，没退化干净的模样让他自己陶醉。但偶尔也有急了的时候，比如恰好那天老夫子当真。老夫子不老，四十多岁，瘦高，微驼背，顶着满头白发，样子文诌诌，我叫他老夫子。说他是夫子不是平白无故，他家是旧时的官宦人家，从小饱读诗书，书读多了就认真。爱跟他较真的是圆不溜秋两眼活泛的刘堤洪，刘堤洪不急脸也红，老夫子急了才红脸，两张脸一红，大家就打哈哈。哈哈，然后接着喝茶。
九十年代初期有部很红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故事虽然好看，但过于戏剧，一看就是关着门喷脑汁编的。我们那间朝南的屋子则随便得多，自然得多。大家本都性情，本不相干，各属各的部门，因为有那么点趣味相投，就心照不宣地凑到一起。大家都码字，编书的编书，写小说的写小说，也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酸腐。怎么可能酸腐呢？比如霍红又名霍大侠，小说写得才气冲天，人长得夺目地漂亮，偏又侠肝义胆。女人一有侠气，一切就会简单。
我和霍红经常拿彭胡子几个开涮：一边写着《悠闲生活絮语》，一边把内裤落在某个歌厅的角落里。面对有侠气的女人，是男人的自然就大方。最好玩的是，当大家都心领神会的时候，一直没动静的曹大姐会突然插上一句：禾改咧？（方言：为什么的意思）隔着厚眼镜片，眼皮子使劲儿往上撑着，曹大姐搞笑的时候到了。那里的氛围总是愉悦的，一如窗外的阳光，透亮，温暖，惬意。
我试图找些细节，想把那点意思说得再明白些，但十几年的光阴使细节都模糊了。也许我们大家原本都不刻意，都自自然然，而自然的东西最是不着痕迹。其实，我这人是最不善同别人打交道的，若能让我找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感觉，我就会心存感激。平日里我表面的洒脱，有时就是窘境中的自我遮掩，我其实是个内心羞涩的人。我只能寄希望于同相投的人在一起。同相投的人在一起，我会显得格外大方，我往往会表现得富有侵略性，智商也活跃，那时我也会很不厚道，拿别人开心在所难免，最终别人羞涩了投降了我就高兴了。
什么人哪！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彭胡子、堤洪、秋云都被我开心地〃涮〃过，他们友善地给我面子，从不戳穿我。哥儿几个，得罪了，原谅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们的〃痛苦〃之上，小女子生得浅薄，这厢有理了。
人以类聚。在我的记忆里，我始终守着那间温暖的朝南的办公室。有时，它会不经意间在我脑子里突然一闪，闪得格外清晰；有时，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意念，在我心里轻柔柔地揣着。
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人的记忆是那样的靠不住。真的，人生匆匆而过，本不记得几个完整的画面，记得的就已同生命融为一体。看到〃朝南的办公室〃几个字，相信胡子夫子霍红们都明白，我最终也忘不了他们，那种君子相交淡如水的情谊会永远保存在我们彼此的记忆里。
走进记忆就是走进生命，是吧，哥儿几个？
我与《中国新闻》
中央电视台每年有十大优秀栏目评选，《中国新闻》几乎年年入选。２００５年，《中国新闻》再次成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有人还在网上把《中国新闻》的播报团队称为央视的最佳屏幕团队。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在海南岛一个朋友家闲住。一天，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脸玄机，声称我要有空就最好听他说几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几句也无伤大雅，我就对他说：〃行，说吧，多少钱？〃不要钱。〃我立刻对他有了点认真。
〃小姐今年要迁移，是大迁移，时间是４月到９月间。〃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号，我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人该不该信算命呢？当然，这不是我想说的话题。
到１９９２年，我已经在长沙台工作了十四年。
其实就所谓做事而言，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就有走到尽头的感觉，再想往前跨一步已经很难，各方面的条件都受到了制约。１９８８年我选择了生孩子，充分体会做母亲的快乐，但是职业女性的需求很快就显露出来。怎么办？生完孩子复出占据了一段时间，担心复出不适应带来的忧虑又很快过去，我恢复得很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总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吧？那一阵，我的心情很不好，乌眼鸡似的盯着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恨不得见人就扇一嘴巴子。我身边的几个玩文字的朋友建议我，不妨写点东西。他们认为我的感受能力不错，写出来应该也错不了。受他们的鼓励，也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我还真写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评比的一等奖。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写东西琢磨文字很快乐，也很纯粹，那种纯粹的快乐把我从乌眼鸡的状态里暂时解救了出来。但是，我毕竟是做电视的，我对镜头充满了激情，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总不能就这样开始打发日子吧？！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
去哪儿呢？此前湖南电视台想过要我，长沙台当然不给，同在一个省会城市，省市台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当时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很多湖南人南下，闯深圳闯海南，那一两年光我们长沙台调往深圳的各路人马就有十几个。〃要不，我也南下吧！〃几经权衡之后，我选择了海南电视台。
第14节：我与中国新闻
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