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对当代艺术和观念艺术的质疑，而李锐的本意只是以“颜色”来表达农民和艺术家互相不理解的悲剧，以“颜色”来象征生活的困难。在苏童与彼埃雷特·弗勒蒂奥的对谈中，彼埃雷特谈到苏童以“迷宫”为主题创作的《拾婴记》打动她的地方在于它在写实的同时有着梦幻色彩，而她非常不喜欢《包法利夫人》这样太写实的作品，她认为这样的作品不能带给读者心灵的自由。而苏童却称《包法利夫人》是他最喜爱的作品，福楼拜试图以写实的手法指明人类光明的彼岸。两位作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争论，反映出中法当代作家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前者回归写实，而后者更为追求抽象化和形而上。
两仪文舍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参照体系，令中国作家们在交叉审视的目光中关照自身和对方的文学。在与不同的文化观念的碰撞中，在从外部投来的眼光中，也许更能引发中国当代作家去思考，什么是中国的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应该与西方文学和文化保持怎样的关系，从而去为自身定位，挖掘中国当代文学的本真所在。
三
在两仪文舍中，参与交流讨论的主体不仅是传统的双方作家，更出现了重要的第三方——翻译家。文舍汇集了在法国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国译者和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法国翻译家尚德兰、罗玛丽、艾梅里、德琳等。翻译家的参与，让作家感到兴奋。杨炼表示，他非常喜欢和翻译家谈诗，他们对于作品的理解非常透彻。同时，由于翻译家的参与，文舍的讨论主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问题，作家们也和翻译家一起，以自己的作品译本为题，就姓名翻译、时态翻译等中法互译中常见而棘手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翻译和翻译家是文学交流的重要支柱，但在过去的国际文学交流中，翻译家仅仅起到进行语言翻译，协助对话展开的作用，从没有以独立的个体的身份参与交流。实际上，翻译家作为译本的创作者，对于原作品必然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们具有双语、双重文化的眼光，能够从独特的切入点对原语和译入语文学进行观察和分析，往往能给作家带来新的启发。作品的翻译问题对原作的传播和阐释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作家往往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无法了解自己作品的翻译情况。两仪文舍独特的运作方式，使得作家的创作和翻译家的创作在极短的时差内相继进行，有的作家在写作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在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翻译家介绍他们对翻译难点的处理方法，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所产生的效果等原作的翻译情况，作家得以介入对自身作品译本的评价，和翻译家共同讨论，指导未来的翻译，成为自身作品翻译的参与者。两仪文舍强调译者的作用，重视作品的翻译问题，引入翻译家对作品的解读，无疑是具有远见的一大创举，为今后的国际文学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
两仪文舍的组织者不仅重视讨论的现场效果，也非常注意活动的长期的、外围的影响，整个活动有一整套出版发行计划相配合，讨论会的所有文稿均予以发表。每次会后，两位作家的作品以及安妮·居里安对会议讨论的归纳总结汇总成专辑，以中文和法文分别出版。专辑由四份文学杂志负责轮流发表，法方为《欧洲》和《八月之雪》，中方是香港的《香港文学》和海口的《天涯》杂志。由此，两仪文舍每次开会之前，人们就可以在一份中文杂志和一份法文杂志上读到上期的专辑。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还发行了汇编参与作家为两仪文舍撰写的作品的文集《两仪文舍——法中文学对话》，并拟发另一本刊载讨论各方专家在会议专题上的研讨与分析的总集。出于对文学意义和人类学价值的尊重，所有书籍均以中法双语进行出版。同时，历次两仪文舍会议的全过程，经录像后都以法文和中文上传到网络，进行网络传播。
两仪文舍在多个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文学交流形式，创造了一个由阅读、创作、翻译、讨论、出版，五元构成的完整的新型文学交流模式，在各个方面促进了具有当代性的创作。两仪文舍所采取的跨国跨文种联合推介作家作品的形式，也促进了中法两国读者对对方当代文学的了解。中国文化在法国人中引起的兴趣日见浓厚，为数众多的法国出版者都向华语世界敞开大门。但在法国，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先前主要朝向古典作品，而如今也转及当代的文学创作。在这样一个巨变频仍的时代，华语作家置身华语圈乃至全球的梯度上，如何构建他们的世界，又如何呈示他们的观照，这是法国公众满怀兴趣热望了解的。同样，在华语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如果说法国古典文化与文学为人熟知和推崇，当代法国文学进入视野引起注目则还是比较晚近的事。这种面向当前法国当代文学界的开放，也是近年来所不多见的。两仪文舍的这些做法无疑为宣传中法当代文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今后，像两仪文舍这样具有创新性的文学交流活动，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还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都是值得期待的。
（杭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士生，邮政编码210093）
瓦尔登湖
李美华
原本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因为一个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关系，从此在美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就是位于波士顿康克德小镇的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的成名完全归功于美国先验派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梭罗出生于波士顿的小镇康克德，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崇尚过简朴而有原则的生活，1845年至1847 年，梭罗只身一人来到康克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座小木屋，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他把一切都简单化，严格控制自己的开支、日常用品以及跟其他人的联系。他的观点是回归自然，摒弃一切物质享受，过简朴、单纯的生活。梭罗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写下了《瓦尔登湖》一书，成了美国先验派哲学的代表作品。此外，梭罗的作品还包括诗歌、评论和散文等。遗憾的是，梭罗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五岁就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身在波士顿，离瓦尔登湖如此之近，自然生出去一瞻丰姿的念头。于是和一个朋友约好，打算乘坐通往波士顿外围小镇的火车前往。那天正好碰上波士顿少有的高温天气，气温高达华氏98度。在太阳底下一走，马上便热汗淋漓了。还好，火车上空调很足，人又不多。坐在凉爽的火车上，观赏两边的风景，在这大热天里，还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车到康克德小镇，我们下了车，问车站的工作人员瓦尔登湖怎么走。工作人员给我们指了大概路径，笑问我们是不是要去游泳。我们把这当成玩笑，告别了他，直奔瓦尔登湖。
这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小镇。街道两边绿树成阴，一栋栋民房小巧、雅致而干净，给人以很清爽的感觉。一路上，我们不时看见路边漂亮的鲜花、造型独特的树木、打扫整洁的小院，还经过了一条名为梭罗路的街道。我们边观赏风景，边悠闲地漫步。来到瓦尔登湖，居然发现用去了四十多分钟。
站在瓦尔登湖边，只见一片茂密的森林环抱着整个湖面。蓝蓝的天、洁白的云、碧绿的树、洁净的水，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画。这不但是个游览区，而且是个休闲度假区。走到湖边，一幅夏日嬉水的休闲图顿时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时我们才明白车站工作人员说的并不只是玩笑话，这里真的可以游泳。紧靠岸边的洁净的水面上，满是或嬉水或游泳的人群。原来这里是夏日休闲的好场所。很多人都是一家老小一起来的。湖面上既可以看到卿卿我我的恋人，也可以看到父母教孩子游泳的场面。更有趣的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她把一只沙滩椅放在岸边的浅水里，穿着游泳衣半躺着，手里拿着一本小说，正聚精会神地看着。
受洁净的湖水和人们欢快的情绪所感染，我们也脱下鞋子，步入齐膝深的水里，让那些嬉水的人们做我们的背景，留下了我们笑容满面的身影。身边一个八九岁大的小女孩正在嬉水。我顺便问了她一句：“你会游泳吗？”她很自信地回答：“会。”然后趴在水面上，双手撑在水底的地面上，边往前爬着，边踢动双脚做狗爬式，孩子的天真令我们哑然失笑……
尽览了湖边宜人的风景，我们沿着湖边的羊肠小道，顺着路标去寻找梭罗曾经居住过的小屋。路途并不远，一会就到了。令我们失望的是，这里根本没有小屋的踪影，只留下了一个高一米左右的石条拉上铁链围成的旧址。前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梭罗小屋旧址”几个字，旁边有一块木排，上面的字已经被漆成白色，是梭罗说过的一段话：
我到树林里去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有意义地生活，面对生活中最有实质性的事实，看看我能不能学会生活必须教会我的东西，而在我死的时候，不会发现我其实没有活过。
我们在这块木排前伫立良久，这段话看似简单，但给人带来的思考却是意味深长的。
人该如何生活？人活一世，到底是物质条件重要，还是精神生活重要？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才有了现实社会中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当今社会，许多人崇尚奢糜的生活方式，盲目追求物质条件的优越，甚至不惜冒犯罪的危险，这到底值不值得？我想，如果大家对当年梭罗的哲学有些微的认同，也就能把物质利益看得淡一些了。
瓦尔登湖和梭罗的哲学留给我的思考不是一天两天就会淡化的。而活着的意义，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想，人，穷尽一生，也很难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不过，对于人，我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的。至于孰轻孰重，那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了。
（李美华：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政编码361005）
画廊的情爱象征
张抗抗
美国女作家丹妮尔·斯蒂尔2005年出版了她的一部长篇新作Impossible，这个书名直译的话是《不可能的爱》。译者给它起了个颇具中文情调的名字——《画廊情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在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两本书的题目，四个字竟然有三个字重合。也许由于这一令人惊奇的巧合，编者请我为该书的中译本写几句话。
我也因此对这两部小说内容和小说意象的相关性，产生了某种好奇之心。
丹妮尔·斯蒂尔在写作该书之前，肯定没有读过中文的《情爱画廊》，而我在1995年写作《情爱画廊》之初，《画廊情殇》还是没有影子的事。应该说，我和她，对于对方都一无所知。这两部书远隔重洋，具有东西方相异的文化艺术背景，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写作“心有灵犀一点通”——都不约而同把爱情的发生地，安放在与“画廊”有关的地方？为什么我和丹妮尔小说中的艺术家，都爱上了比自己年长的女人？为什么我们塑造的艺术家男主人公，都是狂热追求艺术创新、性格难以掌控、不拘生活小节的“画疯子”？
但这些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既然爱情没有国界之分，艺术没有国籍之别，那么，全世界的爱情，全世界的画廊，都会活跃于不同国籍的写作者的视线之中。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画廊早已不再钟情纯粹的东方情调，无论是经典西洋油画还是传统水墨写意，都吸取了现代艺术的元素，融入到世界艺术海洋之中。美国的画廊则也许更为离经叛道，任何不同民族不同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都可能在纽约东区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爱情——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全新的发现与创造？在如今全世界都似乎已经穷途末路的爱情旅程中，“洛丽塔”早已长大、廊桥的女主人弗朗西斯卡老了、“泰坦尼克号”沉没了、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埃里卡用刀子刺向了自己……“情殇”是一个汉语语词，然而，其意之精准，可成为覆盖全球的爱情专用词，更像是人类的爱情宿命。
尽管要将《情爱画廊》与《画廊情殇》作比较是困难的，但我仍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我的小说故事以一幅幅充满创造力的绘画，构成了绚丽的情爱画廊，而她的小说借用画廊来产生爱情；我描述艺术创作本身激发的爱情，而她写的是作为商品的绘画，在交易中发生了爱情而又拒绝物质交易；我试图以无声的绘画语言和画面，替代以往爱情表达的陈词滥调，而她的画廊只是爱情的背景，甚至与绘画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我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障碍是爱情的土壤，而丹妮尔笔下的爱情专注于如何战胜自己；我的叙事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而她的小说情节从头至尾更像一份经纪人精确的时刻表……
但这些小说设计以及审美风格上的种种区别和比较，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不知道。
真正引发我产生兴趣和思索的，却是关于“廊”的象征和隐喻——画廊、走廊、长廊、游廊、廊檐、廊桥……画廊通常是封闭的，它的墙壁实际上由一幅幅绘画作品连接而成，由于观赏需要顺序而行，产生类似“廊”的感觉，画廊不具有扩张性，它所有风光都在画廊内部。而走廊和长廊的主要功能是房屋与房屋之间的连接体，是可在雨雪中行走的通道；中国宫廷或豪门的花园九曲长廊，或沿坡而筑或临水而建，以柱式颜色或窗棂的图案变化展现美感，带有装饰与审美的功能；廊通常呈半开放式，行走在廊中的人，在观赏廊外风景的同时也融入为廊的风景。廊檐是避雨遮阳的实用性建筑，江南古镇水边多廊棚，亦为同理。廊桥可看成是一艘通风而安全的渡船，在中国南方某些古镇，廊桥甚至是用作贸易的集市，联通并交换两岸的物资。在世界各地的建筑中，“廊”都是一个兼具功能与审美的奇妙物体。
廊可穿行、廊可抵达、廊可听琴、廊可读书、廊可观赏、廊可徘徊；廊中的人来去自由、或隐或现；廊下的风声雨声，营造出浪漫的情致；廊的开放式空间，使得它充满想像与魅惑；廊连接了两个端口，就像男人和女人短暂的邂逅相遇、如同一个身体进入另一个身体；廊中注定了要发生故事并遗情遗梦，那是一个最适合爱情滋生、而又便于爱情迅速消失逃逸的处所……若是我们能够坚持走完长廊，那么，爱情也许才会在一所房子里长久地安居下来。
所以，无论在大洋此岸或彼岸，都会有写作的人，对“廊”的意象一次次着迷。他们有时错把画廊和长廊当成了思想的隧道，企图穿过长长的黑暗，走到大山的另一侧去。
（张抗抗：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石榴梦
［美国］维吉·拉克什米 著
对小女孩祖西来说，美国远得像在世界的尽头，再往前走一步就到了外太空。她刚刚跟随曾经是富布赖特学者的父亲，举家从孟买移居费城。祖西和哥哥班斯为了移民美国可没少做功课，现在她自认为对美国的历史和人文已经相当了解。在印度，人们总是传说美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财富俯拾皆是，清洁工变成大老板也不足为奇。可眼前自己安在美国的新家却令祖西失望透顶：社区一片混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