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笫芄奈璧囊锬诳舜哟朔⒎苄醋鳎�1968年，她干脆辞去了工作，专业从事写作，并进行过电影剧本的创作，她编剧的《青春少女》由法国著名女影星让娜·莫罗主演，给法国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还把自己的小说《疯子的步伐》改变成电影，搬上了银幕。《尤里·沃罗尼纳的命运》是耶里内克的第14部小说，“这是一部关于流放、抛弃、孤独和父子关系的书”。书中的主人公尤里·沃罗尼纳是个俄国人，妻子死后移民美国，在芝加哥当了多年的园丁，生活在贫穷、孤独之中。退休后，他找到了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儿子乔，乔让他住在洛杉矶的豪华别墅中，希望他能过个幸福的晚年。从此，尤里·沃罗尼纳坐着由司机开着的豪华轿车在好莱坞的比华利山兜风，出入于亿万富翁之间，但他却感到内心空虚而孤独，无法与迷恋于金元帝国的儿子沟通，只好天天去当地的东正教堂寻找安慰，“尽管是在美国，却感到了家乡的气息”。于是，他走向了这条精神之路，并试图影响为了成功而毫不犹豫改掉了自己的俄国名字的儿子。一个是念念不忘故乡的不幸老人，一个是金钱至上的商界大鳄，小说通过对比反映了第一代俄国移民的命运，对文化的冲突、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寄托进行了思考。法国媒体认为这部小说技艺纯熟，是耶里内克“遗嘱式的作品”。
在法国，得了文学大奖的应该是好书，但没有得奖的不一定就不是好书，因为根据不成文的规定，名作家、畅销书作家和已得过大奖的作家一般是不去凑这个热闹的，所以，我们还需关注一些并未得奖但并非不重要的作品。诗人埃迪·卡杜尔花了10年时间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瓦腾贝格》，全景式地反映了20世纪的许多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墙倒塌、巴尔干半岛战争……书中人物众多，场面壮阔，法国记者、德国作家、美国歌女、柏林政客、法国间谍等在他笔下演绎了一幕幕惊险剧和爱情戏，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在巴黎、纽约、新加坡、莫斯科等地不断变换。法国的《读书》杂志认为，“这是2005年最惊人的杰作之一，是一幅历史画卷”，有“托尔斯泰式的友谊、激情和后杜拉斯色彩”。这几年人气很旺的中年作家雅米纳·雷扎的新著《在叔本华的小雪橇里》也受到了广泛好评，小说中的四个人物互相写信，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倾诉自己的孤独、忧愁和厌恶。哲学家阿里埃尔被斯宾诺莎抛弃以后，陷入麻木与冷漠之中；他的妻子纳蒂娜希望在生活中找到新的兴奋点，却屡屡失望，陷入忧郁之中；他们的朋友塞尔热躲在书本当中，表面上乐观内心却恨自己无能；这三个人共同的心理医生告诉他们，生活是单调的，道德是骗人的，人们会永远怀念生活中的琐事……
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端木松已经80岁了，还在写小说。《流泪的节日》中显然有他自己的影子：一位知名作家向一个年轻女记者讲述自己充满幻想的一生。他讲了整整一天，时而走出梦幻，时而步入现实。世界上的重要事件与自己生活中的琐事交杂在一起，他试图通过回忆来审视这个世界。在这根红线之外，还贯穿着许多爱情故事，过去的爱情和今天的爱情……刚刚来华访问过的菲力蒲·克洛岱尔的《林先生的孙女》也一直在畅销榜上。书中的林先生是一个越南老人，战争毁坏了他的家园，杀害了他的儿子和儿媳，他提着一个简陋的皮箱，抱着孙女桑杜，坐轮船经过漫长的旅行，来到法国一个寒冷而灰色的小城里安顿下来，孙女是他活着的惟一理由和希望。他虽然不会讲法语，却与当地的法国人巴克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通过音乐、手势来交流，林先生从这种友谊中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擅长写悬念小说的亚历山大·雅尔丹写了一部奇特的书，这本叫做《雅尔丹的小说》的小说，不但涉及到当今法国文坛的许多人，而且用的都是真名，他自己也以真名在书中出现，但书中的故事和情节却非常离奇，所以他给这部新书贴上了“小说”的标签。小说的主人公跟作者一样，是个40来岁的小说家，他决定不再写夫妻生活和乖孩子的故事，而要集中精力讲讲雅尔丹家族的传奇，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为这个家族自豪还是羞愧，但他需要对这个家族的爱，需要这个家族所固有的那种对自由的追求。
2005年的法国文坛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我们发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有所回归，许多作家开始重新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用传统或半传统的手法来写作，试图拉回日渐流失的读者。曾以小说《母猪女郎》而一举闻名的女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在新作《故乡》中放弃了探索多年的心理象征和抽象描写，重新采用写实的叙述方式来讲述有些悲惨带些秘密的故事，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还有不少作家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开始反映当今的社会问题，里夏尔·米莱的《丑女人的口味》和布拉斯姆的《魔鬼们的假面舞会》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忧虑；当泰特的《混合的宇宙》和莫尔干的《忘记暴风雨》抨击了宗教极端主义；儒波…勒吉亚尔的《真实的故事，虚假的故事》和桑德莱的《火辣的鞭子》反映了栾童的丑恶；贝尔特朗的《白皮肤汉人》和皮雄的《靠近天边的地方》则涉及了无痛死亡。让人惊讶的是，2005年有不少小说义愤填膺地控诉剥削，为劳动者鸣不平，让人想起了左拉的《萌芽》。鲁菲的《如果上帝死了，我不会再活下去》抨击了只顾赚钱的老板，盖兰·絮尔维的《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反映了掏粪工人的动荡生活，塞维斯特的《伤心》写的是负债累累的市民艰难的生活，斯坦热在《神圣的法国人》中则用讽刺的口吻正面描写美国跨国公司对法国工人的盘剥和法国工会所起的作用，在卡斯泰尔的《恶心》中，愤怒引起了反抗，一个受压迫的会计决定发起革命；昆齐格在《库鲁》中也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控诉了资本主义压迫。
传记作品和历史小说也吸引了许多作家，费尔内的纪实小说《M先生最后的爱情》写的是大画家马蒂斯，图拉蒂尔《天已经黑了？》写的是马奈，阿耶雷的《黄昏的回忆》展示了拿破仑临终前的独白，孔费安在《阿黛尔和轻装旅行的女人》描写了雨果的女儿在安德斯群岛的生活，《谁让维吉尼亚·伍尔夫感到害怕？》写的著名作家伍尔夫，《费加罗的故事》讲述了法国著名报人费加罗的传奇故事。而厚达1116页的《路易十六》则综合了当今的历史研究成果，一扫成见，竭力让人窥见历史真相，而且文笔非常优美。
侦探小说在法国文坛上一直不入流，但近年来，由于销量大增，日渐受到重视，许多出版社都开始组织开发或重新恢复出版。法国读者往往喜欢有历史的深度的侦探小说，资料要丰富，写得要忠实，情节要曲折，悬念要足，克里斯多夫·格朗热和女作家弗雷德·瓦尔加是目前法国文坛最受欢迎的侦探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销售都已上百万册，足以与英美畅销书作家抗衡。但不可否认，外国小说已大举入侵法国，不但数量多，而且长时间占据了法国的畅销书榜首，如《达·芬奇密码》、《哈里·波特》等。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也已连续几年把年度最佳图书的桂冠送给了外国作品，这多少会让以法兰西文化为自豪的法国人感到有点不是滋味。
（胡小跃：海天出版社译审，邮政编码518033）
两仪文舍
杭 零 2005年9月30日，在南京师范大学法语联盟中心举办了一场中法作家文学对话研讨会。座谈会上聚集了江苏作家苏童、毕飞宇，诗人朱朱，山西作家李锐，香港作家梁秉钧，加拿大籍华人女作家应晨，以及法国作家菲利蒲·福雷和彼埃雷特·弗勒蒂奥。研讨会的主持人，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女士，给研讨会规定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形式：对谈在一位汉语作家与一位法语作家之间进行，双方分别选取对方作品中的一段，并且分别用中法两种语言进行朗读，然后就选择该段落的原因进行阐述和交流。通过这样的阅读和讨论，一方面对到场的中法作家的作品起到了推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引发了富有深度的文学对话，在交流中体现了中法作家各自的创作思维和文学观，令与会者感到耳目一新，取得了良好的现场效果。
一
实际上，这种新颖的文学交流形式和深入的文学对话并不孤立地存在于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在南京举行的这场中法作家文学对话研讨会，隶属于由巴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牵头，安妮·居里安主持的实验性文学活动——两仪文舍。自2002年以来，两仪文舍已经在法国巴黎人文科学之家举办了九期文舍对谈和一期主题会议，参与其间的有华人作家梁秉钧、格非、应晨、李锐、杨炼、李昂、莫言、于坚、韩少功、多多，法国作家杰克·儒埃、弗兰西斯·密西奥、安托万·沃罗底、菲利蒲·福雷、让巴蒂斯特·帕拉、阿卜杜卡迪尔·热玛依、捷妮雅·布里萨克、穆普瓦、阿丽森·斯坦叶等。2005年借中法文化年之机，这一活动首次来到中国本土，在上海、南京两地举办了多场文舍对谈和主题会议。
在两仪文舍诞生之前，中国作家和法国作家就已经在法国汉学家的努力下进行了多次交流。早在1994年，中法作家的第一次会谈就在北京举行，1996年法国中国之蓝出版社出版了安妮·居里安编辑的座谈会文集《文学在中国——中法小说家座谈》。2000年3月和2001年12月，在法国外交部、文化通讯部、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通力协助之下，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人文科学之家又分别举办了两届中法文学研讨会，使华语作家、法语作家以及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得以共济一堂。2000年3月讨论会上宣读的文章，已被在法国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新法兰西杂志》（2001年10月号）部分转载，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则于2001年11月予以全部出版（题为：《中国文学：过去与当代写作，作家与汉学家的交叉互视》）。而2001年12月讨论会的与会文章，被《欧洲》杂志专期介绍（2003年春季号），并在2004年由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出版了安妮·居里安主编的文集《写作现代——中法文学讨论》。经过这几次有益的中法当代文学接触和交流的尝试，组织者感到“思想观念以及作家群体之间的认识与再认识的阶段过去之后，创造一种交流结构以便更深入地对话似乎势在必行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两仪文舍这一中法当代文学交流的新机制，它以最贴近当前的文学创作为宗旨，汇聚法语圈和华语圈内不同领域的参与各方，包括作家、翻译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定期召集会议，以写作研讨会的方式对作家创作进行探讨，以此为中心展开活动。
二
组织者之所以将这一活动命名为两仪文舍，是极富深意的。“两仪”是指围绕两极，即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种文学——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之间的游移往复。作家个人并不代表其本族的文化，而是该文化的承载体，同时又携带了他们接触到的其他文化的成分。“两仪”亦指参与活动的作家和译者两个群体。“文舍”之名则着意突出正在进行的写作、思考和对话的过程，即作品如何在创作中、讨论中、互动联系中逐渐成型。两仪文舍的法文缩写——ALIBI，究其拉丁词源，还有“别处、他处”之意。两仪文舍不仅为文学交流、辩论提供了契机，作为“别处”，它同时又恰恰处于写作、翻译和讨论的中心，促使我们转换思维方式，引导我们往返于各种不同的作品、语言和文化之间。从两仪文舍的命名中，我们不难看出组织者所具有的宽广的文化视野，以及致力于为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提供对话环境的良好愿望。为了使交流更富成效、更具深度，两仪文舍的文舍对谈部分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以同一命题分别向一位华语作家和一位法语作家约稿。两篇文稿写成之后，均付诸翻译。两位作家在阅读对方作品的译文之后，展开对话，会间每位作家先对自己赋予初始命题的含义作出阐释，随后就对方作品进行提问和评论。译者以及与会听众中的各方学者，诸如比较文学、语言学、造型艺术的专家等等，均可发表见解，最后以两位作家对命题再次交换看法作为总结，以期从中反映出作家个人对各种观点的真知灼见；而两位作家之间的讨论及随后与译者的探讨，也将把个人的观点呈现在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大背景中。文舍已经以名字、引文、幸存、颜色、死亡、街区、孩子、文物、土地、迷宫为题展开创作和讨论，从对主题的选择也可窥见组织者的整体观念：组织者希望通过累积历次会议的各项专题，勾勒出中法当代文学各自整体的画面。
采用命题的方式，以同题不同文的两种文本互为参照，并引入作家构思与写作的过程，以此作为交流讨论的基础和中心，这无疑是两仪文舍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这样的方式，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是个挑战。很多作家表示，刚开始时对于命题作文感到有些顾虑和为难，但当把它作为一项写作计划接受以后，便成为了自身创作的催化剂。格非曾被邀请以“引文”为题进行创作，他说：“我有五六年没有动笔了。我必须构想一种新的写作思路，我希望写一些简单的东西。今天邀请我就‘引文’这一题目写作，促使我又进行了一次尝试。” 可以说，两仪文舍的命题最终为调动作家的构思和创作潜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成为了当代作家的“写作练习”。而当作家们将各自的创作成果、各自的阐释与理解置于两仪文舍这样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文学搭建的平台上时，中法当代文学的聚与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
当今的作家们都置身于开阔的世界，全球性已经和其他文学表现对象一样进入了他们的创作中，世界文学遗产是他们汲取的共同源泉，无论是文学创作的技巧与手法还是所传达的主题与思想都没有国界，是可以超越文化背景，共存于中法当代文学之中的。在进行同题创作时，格非和弗兰西斯·密西奥就同时采用了博尔赫斯式的手法；而梁秉钧和菲利蒲·福雷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到了日本；当苏童和彼埃雷特·弗勒蒂奥面对“迷宫”这一命题时，他们都将之解读为对人的生命的描述：生活即“迷宫”；毕飞宇和菲利蒲·福雷则都将生与死、女性，视为小说永恒的主题。
同时，无论是个人生活环境的差异还是语言文化的大背景的差异，都使得中法作家之间又鲜明地体现出了“散”的因素：或是对对方作品的误读又或是在某些观念上的分歧。在应晨与安托万·沃罗底的对谈中，安托万·沃罗底就曾从西方眼光出发，误以为应晨的作品中讨论了佛教问题，带有亚洲哲学的色彩。而应晨则予以了否认。而菲利蒲·福雷在与李锐的对谈中，误认为李锐小说中对“颜色”这一主题的处理体现出对当代艺术和观念艺术的质疑，而李锐的本意只是以“颜色”来表达农民和艺术家互相不理解的悲剧，以“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