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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亲历过战争的前辈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竭力表现的是苏联军人征服战争恶魔的伟大壮举，而女作家努力表现的是战争恶魔对人的生命的摧残和对军人在战争中角色的反思。比如，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她向我们描述了过去文学史上鲜为人知的穿军装的战地女性的体验：一个女兵回忆道：“我从前线回来时才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还有一个人回忆，当年她们在森林里的老橡树和白桦树下，埋葬了无数死尸。直到今天她还心有余悸，甚至不敢走近老橡树和白桦林。在《最后的见证人》中，没有军队进攻和大规模坦克战的战争场面，是儿童亲眼目睹的战争，很多人表白自从目睹了法西斯分子残忍的大屠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他们不自觉地也学会了杀人。这里我们仅举一个战争亲历者儿时的经历：
“……战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一个相同的梦折磨着我，我经常梦见那个被我打死的德国人……他跟着我不放，一直跟了我几十年，不久前他才消失。当我目睹了在他们机枪的扫射下，我的爷爷和奶奶中弹而死；他们用枪托猛击我妈妈的头部，她黑色的头发变成了红色，眼看着她死去时，我打死了这个德国人。因为我抢先开了枪，他的枪掉在了地上。不，我从来就不曾是个孩子。我不记得自己是个孩子……”还有一个被采访者回忆时，也说过类似的话：“自从我看到第一颗炸弹落地爆炸时起，我已经不是我（一个孩子）了。”难怪这部作品的书名下面特别指出：非儿童读物。
在《锌皮娃娃兵》里，女作家对阿富汗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还原了士兵在战场上的真实面目。比如，作品中有这样的记录：有些娃娃兵，为排遣作战中的恐惧，他们就吸毒使自己麻醉，然后就疯狂地杀人。作家剥去了昔日英雄的光环，再现了那些娃娃兵在战争中的真实感受。苏联作家与读者一贯在军人身上寄予的理想与希望被粉碎了。因此作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指责。很多人认为，这种将英雄等同杀人犯的写法简直就是对那些无辜英雄的亵渎。尤其是那些长眠地下的士兵的母亲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们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她们站出来为自己死去的儿子们鸣不平，甚至将作家告到了法庭。而作家认为，战争是一种将人带进他的情感边缘的极端的场景，作家就是在创造或再创造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人的情感世界。她所希望的是，在唤起人们对战争的仇恨的同时，也能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令作家欣慰的是，她终于听到了觉醒的声音：“我不会谴责阿列克西耶维奇，尽管她这部书帮助老百姓了解了阿富汗战争的内幕，尽管读了她的书后，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更加不利了，但我们的确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在战争中的角色。” 这是一个残疾士兵说的话。《锌皮娃娃兵》不仅在白俄和俄罗斯被搬上银幕或舞台，而且在欧洲很多国家，根据它改编的剧目频频在剧院里上演。《锌皮娃娃兵》深远的现实意义已经超越了国界：曾经发动过非正义战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忏悔过去，避免历史上的错误。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纪实文学是被采访者与作家合作的结果。表面上看，是作家在被采访对象面前倾听并录音，然后将这些录音材料转化成文字。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又不单单是听众，她不仅记录下沉重的回忆，而且在再创作过程中，她将所有的痛苦先吞下，然后再把它吐出来，细细咀嚼。这是迄今为止无人可比的。今天，当作家再次走近亲历战争的人，唤起他们沉重的回忆，共同回顾那残酷的岁月时，这无论对被采访者，还是作家本人都是十分痛苦和残酷的事。“他们开始讲述的时候，语调还比较平静，等快要讲完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在说，而是在喊了。然后就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很多被采访者甚至不理解作家的这种做法，不愿敞开自己记忆的门。因此作家在采访录音的过程中，也不是那么平静，那么顺利的，甚至经历了一些挫折。比如在采访《锌皮娃娃兵》中的主人公时，“那些从阿富汗回来的一些人，对我的盘问怀有敌意，他们不愿打开心扉。有的走了，有的不能讲，有的不愿讲，后来又亲自找到我……”
为了尊重战争见证者的回忆，客观地描述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作者尽量不发言，和读者一起默默地聆听战争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作家达·格拉宁在评价《最后的见证人》时，指出：“在这部由人类痛苦的见证汇合而成的纪实性作品中，作者的参与极少，几乎看不到，有时作者对讲述者略做说明后，就不说话了。但是我们感觉和听得到作者的沉默。她的沉默就是卡在喉咙里，没有讲出来的话。”作家适时地隐藏起来，就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战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可以再重复过去的悲剧了！这生动而沉重的记忆，就算是留给新一代的遗言吧。正像作家承认的那样，她希望人类的记忆是最强大不可战胜的武器。她的书就是“为了这种女性的信念！”斯·阿列克西耶维奇对战争的反思力度，在她的前辈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
除了上述三部战争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外，斯·阿列克西耶维奇还创作了《被死亡迷惑的人们》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依然是写人类灾难的：一个是写政治灾难，一个是写生态灾难的。在作家已完成的5部作品中，作家都是以倾听他人的声音来感悟世界的，并且想以此探讨人类生存之谜。目前作家正在创作她的第6部纪实文学作品《永远捕猎的神鹿》，这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书，在这部书中作家将继续追寻人类生存的奥秘，将通过她与被采访者心与心的交流，去解密人类的爱情……
（陈新宇，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邮政编码310058）
威廉·福克纳：“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美国］杰伊·帕瑞尼 著 惠云燕 译
杰伊·帕瑞尼（Jay Parini），诗人、小说家、米德伯理学院英语教授。其著作《无敌时代：威廉·福克纳的一生》2004年1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
迄今为止，威廉·福克纳是一位一流的、从来不会过时的少数作家之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美国每个自成体系的文学教科书中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生在文学课上学习他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甚至中学生也经常被福克纳的书或者有名的小说吸引，例如《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和《熊》。
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异的。令人悲伤的现实是：按照现代主义的传统，读者群一般都会主动回避沉重或者艰深的主题。很多教授和学院派的评论家花了数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来确认福克纳确实是拥有读者的。当然，一旦对福克纳有了恰当的了解，一些读者就会不断地寻找他的小说，这也是人们对他那些不太重要的作品仍然保持兴趣的原因。
让我感兴趣的是，尽管福克纳获得了学院的厚爱，他自己却对大学和学校几乎充满病态的恐惧。至少在他后来和弗吉尼亚大学建立相当不错的关系之前，情况就是这样的。
大部分时候，福克纳远离学院，就像欧内斯特·海明威，还有很多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一样，他是自学成才的。他最多曾经是个并不出众的学生，从来没能完成在密西西比北部的牛津城的中学学业。为了踢足球，福克纳在1915年的9月，进入了11年级。那个秋天结束的时候（为了点不大名誉的原因），他就离开了学校。
但是，缺少正规的训练并不意味着他对待学习不认真。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进行了广泛的阅读，虽然并不系统。通过学习荷马的主要著作、《圣经》和同时代的各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他一路向前。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阅读得到了一位年长的朋友，菲尔·斯通的指点。实际上，1918年春天的时候，福克纳跟随斯通到了耶鲁，住在寄宿公寓的同一间房子里。虽然福克纳并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但是整个初夏，他一直住在纽黑文的校园里。他作为旁观的一员，参加学校里的活动，他甚至还参加了5月里沿着胡萨托尼克河举行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他也花时间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阅读和写作。
当时美国参加了欧洲的战争。福克纳和他大部分朋友一样，也打算参军，对他那代人来说，这是相当冒险的事情，福克纳知道这一点。当得知美国军队并不接受原先的预备飞行员的申请，他参加了在加拿大的军校飞行员培训项目，他的目标是在皇家空军服役。但是在他得到飞行章之前，战争就结束了，福克纳惊慌失措，不得不两手空空偷偷逃回牛津，只带回一些供以闲聊的长篇故事。
福克纳的家乡恰好是密西西比大学所在地。他的父亲是大学里的行政官，所以他的家位于校园里。他在1919年作为“特殊学生”于秋季入学，这是一种专门针对退伍老兵入读大学的途径，可以免除像高中毕业证一类的资格限定，不过他对此并没多少热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福克纳在学校里游荡，上课，但是很少交论文和参加考试。在一节有关莎士比亚的课上，教授问他奥赛罗在特定语句中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呢？那是400年前发生的事，我那时又不在。”所有的老师都碰到过这类学生，如果这个自以为是的学生在学期结束时就消失不见了，我们通常都会很高兴。
福克纳虽然对正规课程不感兴趣， 却写出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他也经常为学生文学杂志撰稿。他花了很多时间上当地的高尔夫球课，并是互助会的固定成员。给予他最大的学院影响的，是一位住在附近的叫做加尔文·布朗的英语教授。布朗阅读了福克纳的作品并提出建议。他也指导福克纳的阅读方向。但是正式的学院生活对于成长中的作家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好几年以后，1921年，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大学邮局谋得一个职位。接下来的三年，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工作是坐在壁炉后面卖邮票和分发邮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段时间是福克纳同学院有着最亲近接触的时候：作为它的雇员并有一定的自由。正是在这些年里，福克纳花了大量的时间坐在一把位于邮局后部的皮椅上阅读小说和诗歌，这大大扩展了他的文学知识。他还利用在邮局的便利，仔细整理学生和老师的报刊，除了分发邮件以外，他又用了很多时间写作。当顾客来买邮票或者寻求帮助的时候，他经常拒绝到窗户边去。
1924年9月，邮局检查官从科林斯湾给年轻的福克纳写了一封很长的、满是抱怨的信，包括他完全忘记自己的职责、不仔细对待邮件、对顾客态度冷淡。当检查官亲自来调查情况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堆没有整理的信件，那里整个一团糟，福克纳很快就被解雇了。“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被有钱人支使，” 那时他说，“但是感谢上帝，我再也不用被一个拿着两分钱来买邮票的杂种支使了。”
实际的故事比这个要复杂，琼·圣·科瑞在1989年发表于《密西西比季刊》的文章中具有说服力地争论说：福克纳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加工，甚至是开了个大玩笑，编造了邮局检察官的来信（检查官确实来了，但是他比那封信里显示的温和得多）。福克纳喜欢好的故事，甚至对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他不顾一切的想离开邮局和大学那隐居一样的气氛。他渴望自由。
从那时起，福克纳对大学一直存有戒心，经常拒绝学校的访问邀请。学院氛围里的某些东西使他感到危险，大部分时候，他更愿意生活在学院的边缘。有一次在日本谈到他的作品时，一个人问他文学风格和思想之间的区别，福克纳回答说他对这些东西“所知不多”。他补充说：“我甚至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理性和逻辑思考的方法。我的不多的数学知识也不足以让我有这样一个大脑。”福克纳似乎坚持一种浪漫的天才说法，他相信作品里的想像是从作家的心灵深处无意识地流淌出来的，因此理性的头脑是不可能获得的。
然而，在学院里，成为作家的想法福克纳很早就有了。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喧哗与骚动》（1929）和《我弥留之际》（1930）出版之后。他被邀请去参加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的南方作家会议，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会议的中心。每个人都想见见这位作品很快就引起严肃评论家注意的年轻人。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被众人围住，沉重地靠在从纽约赶来陪他的编辑的胳膊上。福克纳喝得太多了，实际上，他呕吐到他的敬仰者的脚上，后来被拉回旅馆，放在床上。在那次尴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想和学院会议打交道了。
福克纳从他的小说上赚的钱很少，所以他就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在好莱坞找工作。在那个时代，有名的作家对影视界趋之若鹜，在那里他们可以做比较少的事而得到相对比较多的报酬。除了追逐年轻女人和大量饮酒以外，福克纳在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做的工作并不多（他确实收到过为好几部著名电影写作得到的报酬，包括1946年的著名电影《长眠不醒》。但是他对剧作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只写过一些场景转换和情节的注释）。这时，他已经结婚了（不快乐地），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在他的家乡牛津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家庭，从那儿走到他母亲的住处只要一小段的路程。在这里，除了不断大量饮酒外，他努力地进行小说创作直到1962年去世。
从各种学院、大学来的邀请函多如雪片，但是福克纳大都谢绝了。他知道文学学者和教授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当他们邀请他到校园去的时候他也很高兴，但是他很少接受这些邀请。
关于福克纳在学院里受到欢迎的事实可以写很多书，但是这些书无一例外的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这位特别的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从40年代末期开始，会受到教授们的如此欢迎。答案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有关，这种方法将重点放在内容的近距离分析上。一位活跃的新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克里斯·布鲁克曾经在一次会谈中对我说：“他的作品对于创作本身解释得非常多，这对于课堂教学是非常适合的，通过研究福克纳，造就了一代学会近距离阅读的评论家。”
学院的评论家喜欢复杂的现代主义作品。比如评论家和教授中最有名的T。S。艾略特和詹姆士·乔伊斯，他们都硕果累累。在课堂上，有许多东西可以讨论，如《荒原》和《尤利西斯》。书中的暗示可以被回溯探寻，讽刺很容易引起讨论。书中复杂的时间变换和大量的叙述性描写，是现代主义作品的理想范例。读福克纳作品的困难之处在于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