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清烟袅然，在头上轻轻旋转、凝聚、扩散，贝元见着了两张端庄明丽的脸庞，交替着在他的眼前出现。
贝元想，一个男人真可以同时爱着两个女人吗？
为什么不呢？
真心爱着两个女人，而不拥有她们，跟一些男人只拥有着很多个女人，而并不爱她们，是有分别的吧！？是他比较幸福，还是那些男人比较幸运？
贝元是盼望着早日与妻子重聚的。可是，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如果翠屏的预感灵验了，她再不回到大陆来，而他又去不了香港，那么，自己跟玉荷是不是就能续前缘了？
才这么一想，他就蓦然惊骇，翠屏真有过人的聪敏，她其实早就看穿了丈夫的心，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机会，他就会抓着，把他的玉荷妹妹重新纳入怀中。这个思想是暖昧的、见不得光的、歉疚的、贪婪的。
贝元立即把手中的香烟塞到烟灰盅内，双手摆动，赶走了房内的轻烟，且站起来，赶忙走到儿子的睡处，让自己因为看到清儿，而醒悟自己的身分和责任。
他抚弄着贝清那头柔顺的头发，忍不住俯首吻在他的额上。
“爹！”贝清转醒过来，望着他的爹。
“我把你吵醒了。”贝元说。
“是不是娘回家来了？”贝清问。
“没有，她不会回来了。”
“可是，我刚才分明看到娘坐在我床边给我盖被，娘还笑着骂我：”‘怎么连这小陋习也像你爹呢，总爱在睡熟时踢被子。着了凉，就要叫我操心！’“
贝元紧紧地抱着贝清，喉咙像被堵塞了，说不出话来。
“爹，为什么娘不再回来了？我想她呢！”
“爹也在想她。清儿，我们想办法早日到香港去，跟你娘团聚，好不好？”
“好。”贝清不住地点着他的脑袋瓜，然后忽然望着他的父亲，很诚恳地问：“爹，我们能把彩如也带到香港去吗？”
贝元怔住了，一时间不晓得如何回答。
贝清摇着父亲的手，道：“我舍不得娘，因此不能不去香港，但我又舍不得彩如，那怎么办呢？”
这是宿世的缘，还是前生的孽？贝元真的弄不清楚了。
他不知是在抚慰自己，还是真的在哄儿子，他说：“有些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很少很少有两全其美。”
贝清似懂非懂地望着贝元，嘟长了嘴说：“要是让彩如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她会哭，我知道她一定会。爹，那怎么办？”
做儿子的把父亲要问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根本就拿不出答案。
“睡吧！睡醒了，我们再想办法。”
“你先带我去见彩如，让我们也想办法。”贝清这样说，口吻像个成年人，更见他的可悯与可爱。
早上醒来，贝元急着回了翠屏的信，信中除了道达思念，以及告诉翠屏有关儿子的一切之外，主要是请翠屏代转告岳父章志琛，希望能利用一些人事关系，早日把他们父子申请到香港去。
这样等待了一小段日子，接二连三的收到章翠屏的来信，都在追问为什么贝元不给她写信，又频频地催促他到有关部门申办到香港的手续。
这真叫贝元纳闷，分明是他的各封回信，翠屏都没有收到，为什么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尽快申办赴港手续，大家团聚了，就什么都好说。
贝元拿着翠屏最近的一封来信，重新读一遍，尤其记住了末段是这样写的：……父亲重托了人事，广东省边防部的刘守德已从我们处得到了你和清儿的一切资料，请从速去找他，自然就会代办一切。急着见你和清儿！
贝元带好了妻子的信，整妆前去边防部求见刘守德，伸长脖子，站得腰酸腿软，才被接见。
那位刘守德也没招呼贝元坐下，只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就道：“你求见是为了香港有位姓章的先生有事要跟我商量？”
贝元道：“章志琛先生是我岳父，他在香港，我的妻子最近到香港跟他重聚了，他希望我和儿子也及早申请到港去，因而拜托了你……”
刘守德立即伸手止住了贝元的话，道：“慢着，我跟章先生只是片面之交，他从没有拜托我什么，就算有，我也不能替他办，你知道现在国家体制不同，法规自异。在大陆干活并不差，何苦巴巴地想办法往外逃。”
这番话令贝元狼狈极了，急得双手不知往哪儿放，支吾着不能圆句。
刘守德早已站起来，做好了送客的表情，道：“我事忙，不多招待了。原以为香港的章先生托你来问句好，所以才腾些空来接见。”
贝元垂头丧气地走出边防单位的大楼时，迷惘、沮丧、气馁、烦闷，所有负面的情绪都涌上心头，把整个人压迫得要爆炸似的。
“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无法解释的。”
贝元终于忍不住，带着贝清寻到伍玉荷的家里来，只有伍玉荷才是他倾诉的对象。
“贝元，你别焦急，很可能是翠屏记错了名字，她父亲重托的不是那位姓刘的。”伍玉荷安慰着他。
贝元摇摇头：“其中一定有诈，我写给翠屏的信，她全收不到。”
“可是，你仍然收到她的信，不是吗？”
“暂时是的，或者过一阵子，又要出问题了。”
事情是透着蹊跷的，伍玉荷明知如此，也无奈其何，安慰的话可能是白说，但也要说吧！
贝元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果然在几个月之后，就再收不到章翠屏的信了。
“乱世失散的人何其多，当然不只我一个。”贝元燃点着香烟，不住地啜吸着，帮助他镇定神经。
伍玉荷轻叹一口气，道：“如果贝桐伯伯不是在前几年去世了，以便多一户人家可调查到翠屏的消息。”
这么一说，伍玉荷就想起：“贝元，为什么不给贝政或者你细姐写封信？”
贝元叹口气：“自从父亲过世之后，他们就跟我断绝来往了。”
“翠屏到香港去后不曾跟他们碰个面吗？”
贝元摇头：“怎么会。连我都不往来，地址又变更了，我给他们的信都打回头，明显是细姐不愿意跟我再有什么相干了。”
伍玉荷慨叹：“一个家里头有多过一个女主子，就总是多事。你家跟我家都是如此。”
这么一说，伍玉荷就想起了，问：“贝元，你还跟晋隆洋行的人来往吗？”
“为什么这样问？”
“他们一定会知道你岳父的消息，都是做英资大洋行的代理生意，一个圈子内能有多大呢。就如要查广州上下九的丝绸行，一问我家老爷，就全部如数家珍地能背诵出来。能找到他们就成了。”
伍玉荷不是说得不对，但大陆解放后，晋隆洋行也就解体了。
英国烟草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当然经营不下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已经改由国家统筹全国的香烟生意，不论是国产香烟抑或进口的舶来烟，都如是。
贝元早已经被分配到国营单位内做些文书工作，跟晋隆洋行的人早就失去了联络。
日子就在茫无头绪的等待之中过去。
连伍玉荷最近跟贝元见面时，都觉得他衰老了、憔悴了。
伍玉荷的心在隐隐作痛，怎么时代的变迁，家庭的不测，会令一个刚强的男人萎靡如斯？
这天，贝元带着贝清来到伍玉荷家，他视到伍玉荷家来是一项最令他畅快的娱乐。尤其是目睹彩如一见贝清，就牵着他的手那副小心呵护的情景，他心里就不期然地有着一份踏实和安慰。
彩如是越来越像个小小的大姑娘了，连举动都多少带着母亲的韵味。见了贝清，一把拖着他就说：“小弟，来，我给你看看今儿个晚上，我们烧了什么菜。”
贝清忽然甩掉彩如的手，嘟着嘴不说话。
“怎么呢？生谁的气了？”
“你！”贝清说。
“我？”
“对。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叫我小弟，我不是你的小弟。”
“可是，你比我小一岁呀，不是吗？是该由我来照顾你。”
“不。”贝清挺一挺胸膛：“这世界没有女的拖着男的手，只可以男的带着女的走。”
彩如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
“有什么好笑的？”
“笑你呀！小小年纪就要当个大男人，当不成就生人家的气，告诉你，大男人有大气派，不能像你这样，动辄就闹脾气。”
“我不是闹脾气，我只是告诉你，我现今长大了，不喜欢你一见我面，就拖着我的手走。”
还没有待彩如回话，贝清就立刻再补充说：“要拖手的话，由我来拖你。”
说罢了，一拉起彩如的手，就往前门奔去。
“你要带我到哪儿呀？不是到厨房去吗？”
“那是女人管的事，我们到鱼塘去，趁天未黑还能捉到小鱼呢！”
目送着彩如和贝清跑出门去，贝元就走到屋后的厨房，倚在门上，定睛看着伍玉荷在忙这忙那地烧晚饭。
细汗分明已是满额，伍玉荷只能拿手臂擦一擦快要流泻下来的汗水，就又非常专注地洗瓜切菜去。
贝元看呆了，心上不住地牵动，有一种难以禁捺得住的意欲，他要冲上前去，为伍玉荷揩了额上的细汗。
那应该是他分内之事。
心忽而飞驰到很多很多年前的光景，贝元看着他的玉荷妹妹冒着雨自街口飞奔走向贝家的大门外，大声叫嚷：“贝元哥哥，贝元哥哥，快来快来，我带你到庙前看布公仔演戏去。”
当小玉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贝元跟前去，才站定了，贝元就拿出手帕来，为她揩去脸上额上的雨水。
似有相同的情景，在玉荷出嫁之前，她跑到珠江畔与贝元相见，说：“贝元哥哥，我舍不得你。”
贝元同样拿出了手帕，为他的玉荷妹妹印掉了腮边的苦泪。
是泪是汗是雨，都不相干。
反正是他贝元的责任，要为玉荷揩干她一头一脸的泪水汗珠雨滴。
伍玉荷像朵在凄风苦雨中依然坚挺着生存下去的小花，应该倍受爱护。
贝元再也忍不住，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就抓住了伍玉荷的手。
伍玉荷的手正拿着一把切菜的刀。
那刀如果就这样劈下来的话，贝元的颈项就会血如泉涌了。
他忽然受惊似地，摔下了玉荷的手，连连后退几步。
贝元心知，他恐惧的不是那把钢刀，而是他心上那个要怜惜、要保护、要爱恋伍玉荷的意念。
只要有那么一刻，他管不住自己，就会像钢刀劈下来般，叫他受到重创。
贝元望着伍玉荷，讷讷地说：“对不起，玉荷。”
伍玉荷定过神来，垂下眼皮，答“贝元，没有什么。”
“我……出去了。”
贝元缓缓转身就走。
伍玉荷追前了两步，叫住了他：“贝元！”
贝元回过头来，看到了伍玉荷又是一脸的泪。
他走回来，掏出口袋里的手帕，为她轻轻地揩抹着。
然后，他听到伍玉荷饮泣着说：“贝元，我们俩都不是个自由人。”
是的，伍玉荷心上仍有戴修棋，正如贝元心上不能把章翠屏扔掉一样。
羁绊着他们的不是礼教，牵制着他们的也并非人言。
那年月，男女关系尤见草率，那种朝不保夕，且作今日之欢的心态，控制了人心大局。
可是，伍玉荷和贝元，有情而不忘义。他们都不能跳出感情上的桎梏，感觉到仍对自己的配偶有一份固守坚贞的道义。
这一夜，伍玉荷是辗转反侧的。
脑海不断地翻动着同一的画面，贝元突然冲进厨房来，抓住她那拿着钢刀的手。
他只不过是打算为她揩泪。
如果伍玉荷在晚饭之后，把贝元父子留下来，不是不可以的。
章翠屏已经杳无音讯，她分明不会走回来，贝元也不可能走出去。
伍玉荷要把贝元留在身边的话，贝元会肯。
但，伍玉荷并不愿意这样做。
她说了：“贝元，我们都不是自由人。”
跟她的贝元哥哥，早已经告别了。
告别的当日，贝元哥哥给玉荷妹妹说了：“好日子必定在后头。”
是的，不必含恨，只须怀爱，日子会好过。
放在心上的爱情，不必通过肉体的欢愉与名分的确定予以落实。
只要有那么一缕轻烟在眼前袅袅然向上冒，就如暮鼓晨钟，令她蓦然醒觉，她和贝元的情分只可以如那缕青烟不可以凝聚，只可以扩散，让满室芬芳，让心灵舒畅。
自从这一次之后，贝元很少上伍玉荷的家来了。不久他所属的单位要把他调往东北去。
出行之前，伍玉荷闻讯立即带着了彩如赶到广州来跟贝元见面。
贝元说：“玉荷，你来得正好，我正要给你写信告别。”
“要调到哪儿去？”
“大连。”
“那是好远的地方。”
伍玉荷轻喊：“为什么呢？”
话才出了口，她就道：“原因真不必追究了。”
“玉荷，我有一件事不知该不该跟你商量。”
“你说。”
“我想把贝清留下来，拜托你带他一段日子。”
伍玉荷没有回话。
忽然的，她满腔热泪，一眨眼，泪水就溢出来。
贝元的那句话太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了。
是不是这童年挚友一去兮就不复还？
伍玉荷忍不住便失声嚎哭起来。
他们从小就有太多的心灵感应，彼此都知道对方心内的话。
贝元轻轻拥抱了伍玉荷一下，道：“放心，我会回来的。你好好地照顾两个孩子，我和你那两个孩子。”
人小到大，贝元答应过伍玉荷的话，都必定实现。
只有这一次例外。
贝元在东北工作五年之后，传到小榄的消息是：贝元因肝癌逝世。
丧父那一年，贝清已经成年了。
贝清跟彩如坐在鱼塘边，贝清问彩如：“大连是个怎样的地方？”“听说是很美丽的一个地方，有天连水、水连天的大海。”
“我从来没有见过海洋，海洋怕要比这个鱼塘大千百万倍。不知我爹在大连是不是能天天都看到海。在海滨看日出，一定是很好的景致。”
“他不可能有如此的闲情。”
彩如这么一说，贝清就沉默了。
“清，对不起，我不是有意令你难堪。
“我想念我爹。”
“我知道。”
“我应该想办法去大连一趟，最低限度在他去世之前应该去一趟，可是我没有。”
“人人都总是不能如愿，你何必自责。”
“彩如，生活真困难，吃不饱，穿不暖，都不要紧，只要自己亲爱的人别离开自己就好。”贝清说。
“我娘不也如此。我爹比你爹更早去世。”
“彩如，”贝清忽然回转头来，望着彩如说：“你会不会离开我？”
彩如摇头，非常坚定地摇头，道：“不会。”
“你怎么知道不会？”
“我说不会就不会。事在人为，我对自己有信心，对生命有信心，即使在今天。”
“彩如，你真好。”
“你知道，我娘跟你爹也是从小到大的朋友。我听我娘说，你爹和我爹都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她毕生受用。”
“那是什么？”
“好日子必定在后头。”
“嗯，这就是希望。”
“不，这是信仰。希望还是会渺茫的，信仰则是肯定的、必然的。”
这句话没有错，只是在好日子还在后头之际，眼前的困苦就非挺起胸膛勇敢地熬过去不可。
国家在五十年代末期开始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
缺粮饥馑开始蔓延各省各县，广东毕竟比较富庶，情况还算好一点。
伍玉荷守着两老两少，无论如何是相当吃力的。
戴祥顺夫妇本来就已在闹老年人的各种衰老病，戴妻的眼睛犯白内障已非常严重，视力已经减到最弱，只能模糊地看到一些影像。
这当然为伍玉荷加添了很多麻烦和辛苦，可是，她半句怨言也没有。
每当她对翁姑尽孝时，心上就感到格外的安慰，因为那是对修棋恩情的最具体报答。
伍玉荷记得当年她嫁进戴家去，受了翁姑的无理责备而感到难堪时，丈夫戴修棋曾握着她双手，放到他胸腔前，很虔诚地默祷说：“总有一天，爹和娘会知道我并没有娶错了这个儿媳妇。”
伍玉荷当时心里就许了愿，希望上天能赐给她一个机会，让丈夫的这句话得到证明。
终于这个机会来临了。
伍玉荷领到了配给的米粮时，必定先让翁姑吃饱了，轮到自己。
有时彩如看在眼内，心生难过，就会发起脾气来，对母亲说：“娘，你得顾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