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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前我还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写下来，我已经在很多地方说了那我以为是中规中矩的话。譬如我说我会一直写下去的，我说我觉得写作是通往永恒的途径之一。可是这些话在某种环境下是如此可笑。我看到不少关于写够了就不写了，反正已经成功了的言论，奇怪的是还有很多根本就没写什么却自称自己充满热情的无耻之徒。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位有头脑的人都应该质问自己该不该讲真话。就好像一群树上的猴子，上面几只吃够了桃子跑出去找香蕉，下面根本没爬树的猴子也看着远方的香蕉装腔作势地宣称自己一定要吃到桃子。那中间还在努力往上爬的猴子却发誓这一生只吃桃子，而且还坚持要摘那只最高的谁也摘不到的桃子。这不是显得很迂腐很滑稽吗？
中间的猴子应该说什么呢？他们该对记者说，妈的，这树皮真好，我当磨爪子了。然后暗中使劲向上爬。
我现在住在1306，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十二层以下的北京。我刚刚对着窗口抽烟的时候就想，把这些写下来也无妨。至少我以前在半斤酒下肚突然觉得对方很真诚的时候，也曾讲过这件事。要是在写和说只能选择一种途径讲真话的话，可能写下来是最真诚的方式。这样以后就可以对那些不读书的记者放开了扯，我说老子写书就是玩票，赚钱维生，赚钱恋爱，赚钱去赌，要是哪天中了头奖，老子才不跟这些方块字搅成一块。
上节说在十三岁，好像是一九九六年，美国一个叫丁肇中的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因为学校组织观看他的录像，我们第一次知道这是一个多有影响力的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份录像。丁肇中，这个起着有板有眼的中国名字的科学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他不会中文。
我清楚地记得语文老师在之后那节课的凝重表情。她没有翻开课本，更没有在黑板上写过一个字，她只是就她所知的从炸弹之父讲起了这个奖项的历史。“没有一个中国人，”她说，“如果不想受辱的话，我们倒是能找到无数理由安慰自己。”后来的一些原话我记不清了，大致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者的身份不确定，而经济学奖及其他科学奖项必须拥有一个团体或者高级实验室。“唯一靠我们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是，”她以这样的一句话结束她的语文兴趣培养课，“驾驭我们的文字，写出最好的华语作品。”
二00五年春节前我在长春和几个初中同学打麻将，他们奇怪我怎么就混成了一个作家。他们早已忘记那堂课里所听到的话。然后总还是有人放在心里，那一天我就没有上课，骑着车跑到书店乱转。几个小时我翻遍书架所有此类的书籍，有一篇提到中国曾有四位作家被提名—我至今无法考证是否真实—鲁迅，老舍，艾青，北岛。
我的初中同学已经忘了那年冬天的语文课了，还好他们记得语文老师的名字。就在去年夏天有人还曾经碰到她。我同学告诉她，那个蒋峰，现在都出书了。十多年过去了，她早已想不起来有谁能用这么帅的两个字当名字。几句敷衍她又问起其他人的近况，显然我同学对此还不满意，他不断提示她，“就是那班长，想不起来了？总考第一那个。”我的老师坚定地摇了摇头：“那我就更不记得了，我就能记住你们这些流氓。”
回到前面那话题，我再一次承认语文老师所做工作的意义。的确，三千多天之后，杜老师实在是没理由再记得我们。我妈妈在我报考那年希望我当名老师，我没同意。我对她解释我想在更广的范围内散布我的想法。可是这至少要取决于是否有人读你的书。这点我发现我想错了，讲话不好玩不忧伤的话，没人愿意听你扯什么。而老师不一样，他可以拎你耳朵对你讲，相比书籍而言，他们能够如此直接有效地对那些高贵的孩子们指点此生的终极目标。可能她自己也没能想到，她年复一年的授课曾经给多少孩子指引过方向。
写感激的文字通常都会生涩，可我最应该做的就是不停地喊出谢谢。我几次想联系到杜老师却归于失败。有的时候，一个人被很多她想都想不起来的人默默感激该有多棒。
十三岁之后的六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好小说和坏小说，九七年接触到王小波让我明白自己今后注定要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无意把这篇后记写成像《我为什么要写作》那般精彩的文章。事实证明我还没有能力跟在上世纪华语最优秀的小说家的后面。我越来越看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其实还有很长，就仿佛我渐渐发现并不是每一个蒋峰之梦都可以在时间一到自动展开。
我从二00一年开始写作，到启动这本书前已经完成了三个长篇和几十个短篇。二00五年九月我在《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诱导下，顺着他的观点说多出书不如多看书。我朋友在见报后质问我就你丫出书最多，还劝我们别写书。后来想想我应该把这观点拿掉。写好小说的人都知道，我们所遭受的最大折磨不是才华枯竭无从下笔，而是有那么几个故事不时晃在眼前挥之不去，直到你把它写出来。《淡蓝时光》是其中一个，它使我在路上又可以扔掉一个包袱。
本书从二00五年五月写下第一个故事，到十月中旬修改完稿。全书都写于长沙的一个六楼阳台上。中间曾因事去过两次上海，两次北京，一次千岛湖和一次武昌，几乎每一次的出门都会改变我的想法。第一个版本有一百个故事，因为担心篇幅的短小及风格的雷同，我大刀阔斧地删掉了三十六个故事，留下第二个版本。几经修改，我将一些元素融在同一个故事里，就成了现在五十个故事的版本。
本书出版前曾在《上海青年报》开专栏，感谢编辑周怡倩的刊登。另外美女张悦然也为本书作序，相比这篇不知所云的后记，那篇序言非常出色。
插画由廖凡提供，为了不干扰文字他费了很多心思，我以前看过他的摄影作品，很棒。
关于献辞，关于爱
我年少的时候立志写好第一部属于“蒋峰”的小说，比这更美妙的想法是把每一部写好的小说献给我正爱着的女孩。随着现实的推进，我越来越发现这想法仿佛夜晚的繁星一般美丽而不可触及。写书的进程远远比不上恋爱的速度，即使0五年我奋发图强，一连出版了五本书。
虽然我时刻都流露出对于才华和聪明的自恋，但还不至于自大到连这一点也拿出来现世的地步。无论长相厮守，露水情缘，还是偶遇新欢，在我看来，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经营，永远不足以成为他骄傲的资本。
然而无奈总是事实。恋爱中难免会出现或她离开你或是你离开她的事实。两个人花了那么多心思及青春编织的一张网，偶尔就会被某人激动的喘息或是不知何处而来的一阵冷风给吹破了。
在宁波的一个大学里，有人曾问过我觉得现在的恋爱好，还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好。我现在帮《FHM》问别人，问一些有名女人各种不着调的问题，比如我问她们什么季节恋爱成功率最高，我问睡前做爱还是醒后做爱最愉悦。她们的回答也全不相尽。有一次我想起了那个别人问过我的问题，我想知道她们是怎么恋爱的。可能是她们并不真诚，不然就是真和我有很大区别。她们充满幸福地回答：正在的恋爱最好啊。我不这么想，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在环视会场一周，确定没有记者（只有几个校报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在场后，我极其认真地告诉她，我觉得过去的恋爱最好，我无时不在想过去，即使在前女友还是女友的时候。会场在短暂的骚动后，又有了些更没劲的问题。我激动时人们会兴奋，我乏味时会场会陷入一种停滞的静默之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有一个女孩在角落里低声哭泣。我的话彻底伤了她的心。在中午她坐了五个小时的客车从上海赶过来，悄悄地混入会场，想给她的男朋友，那个今晚唱主角的人，那个叫蒋峰的作家，带来一个意外惊喜。
生活老是被那些戏剧性的情节干扰，让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是踩到石头还是光脚趟过去。我在广州认识的一个女孩在情人节前夕告诉我，她不能跟我在一起了，她还是爱她的女朋友。我说我不明白，我就没有男朋友。她警告我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她是同性恋，她喜欢做T，她只是把我当作失明者的驾校，当她确定自己无法开车，确定这辈子只能坐别人车里的时候，她流露出失败后的沮丧。她说真的不行，我一想到跟你在床上就感到恶心。我能说什么呢？难过得连火都发不出来。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分坐在糖水屋圆桌两边花几个小时讨论爱情，仿佛是语言在空气中进行同性及异性地交媾一般。最后一次她拿走了我的《大逃杀1》（相对于2，1几乎是绝版）及《地下》，说了一些男人间的告别话。我那时坐在火车时就在祈求，但愿不要再有更糟的运气，也就是永世都没人知道我有个女友是T，而且并不怎么漂亮。
似乎更该祈求的是别再让我经历戏剧性的情节，写小说已经很累了，别再让我演小说了。我曾在深夜的广场邂逅逃出来的妓女，在两星期地躲避、缠绵后，稿费一到就把她安全送上了飞机；我曾把四分之三的收入用于资助我暗恋的一个女孩及她的男朋友，在送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我们破天荒地接了吻，然后她像导演安排的角色一般说了句以为我不会懂的广东话—点解你肯陪我去医院堕胎，点解你能将礼物放到我包中，却从唔话给我知，你中意我？我装作没听懂，拼命吃东西。我知道过去的十八年里她的韩剧看得太多了，她把我当成了陪衬男偶像和女偶像爱情的那种又笨又丑的绿叶。我做得那么明显，非得要我把你傻子一般的话说出来吗？
我以为恋爱中的分或合就像是掷硬币，我掷了五次都是背面，我怎么算也轮不到我再次见不到一元的字样吧？然而充满想象的事情仿佛两面都是国徽一般令我接连碰到。我武汉的女朋友当她不再怀疑已经爱上我的时候，向我坦白前段时间她一直在做援助交际，赚钱买些贵重的礼物，原因只是来向我证明追她的人不止我一个；杭州的一个女孩居然怂恿并且如朝圣祭祀一般地在床边观看了她最好的朋友的第一次。
AT——感谢他为本书扉页提供诗句——曾笑过我恋爱的本质已升级为中国少女普查。我也不愿意这样，更不愿意重新回想这些，已经很久了，几个冬天的积雪都未能掩盖住这一切。还好AT又说，时间真不能淡化一切，他发现了，有些事情随着年月的推移是越磨越亮的。
十月份我陪女友去邵阳参加朋友的婚礼。由于是奉子结婚，闹洞房一步的省略将我们过早关回了酒店。虽然我对大家讲解了长沙、四川、上海、北京四种麻将的打法，但仍然无人对此萌发兴致。于是我们躺在各自的房间听雨。滂沱的雨声令我们想到雨水从山顶上沿着盘山道一圈一圈地往下流。后来雨住了，我对她说，长篇写完了。然后呢？然后我要走了。然后呢？没然后，她也没有问。我们又在黑暗中听了一会儿寂静，她说前段时间我在武昌时，她曾在一次扫除时顺便读了我桌上的手稿，她那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小天和笑笑分开的理由，她觉得这并不合理。接下来的话我替她说了—现在我就是这么干的。说完我平生第一次躺在一个外人的怀里那么放肆地哭了起来。这辈子我们两个都不会再碰到这样悲伤的雨后傍晚。仿佛我们是为了死去的孩子哭泣，那孩子叫爱情。
一个月以后我真的在北京夜夜找人喝酒，我真的跟小天那样酒醉便拨向那些熟悉的号码。无论所得到的回答是冷漠还是伤感，我明白自己就是在做一件无耻的事情。此后我出门前若是估计今天会喝醉就将手机扔在家里。我会提醒朋友藏好他们的手机。不幸的是那些号码我都记得。假如幸福记忆可以历历在目的话，那十一个数字也曾是幸福的一部分。
至今为止我只写过一本有献辞的书，那是五天四夜的初恋加上八个月思念的果实，结果并不理想。又过了八个月，它像重磅炸弹一般出现在女友的视野里，彻底将两个人炸开；至今为止，如果不是在查我背景的话，没有一个女友对我的书感兴趣，尽管她们在出行时摊开我的书挡住视线，那是给对面的朋友阅读封面的最舒服的视角。
0六年前我写完第四部长篇，出版了第六本书，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漆黑的隧道里越走越孤独。去年见张悦然的时候，我对她的评价是矫情而敏感。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这样了。对于自身的缺点总要粉饰一下，我觉得每一支烟都是一刻钟极度悲伤的叹息。顺便说句内心话，张悦然是我接触过的这一代里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存在与自负，或许就能把那个女字省略掉。
请原谅我在最后套用本书结尾的语式——记忆里就是那一幕，他看到了笑笑特有的一脸委屈的眼睛，那眼神像漫过时光的镜子，即使在十一个月少七天后，即使他再也见不到她时，即使在每年秋天他目送候鸟南飞时，他也能在睡梦中看到她动漫式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那天他和一个导演聊了一下午的动画片。那家店叫普罗旺斯的树。傍晚时分他们在地下大食代要了最好吃的印度飞饼及鸡翅。他跟她说书出来了，几乎是翻过全书她才看到扉页的献辞。泪水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还没把她拉到地面以上泪水便沾满了衣襟。天色在一瞬间暗淡下来，任凭眼泪被寒风吹到耳环上。他拉着她手臂沿徐家汇一路往前走，没有一辆空车为他们停下来。他在两侧匆忙的行人间看到冬天斜长的影子。她像只伤心的小兔跟在他后面。我累了；在等红灯时她哑着嗓子说。她已不再流泪，似乎两刻钟的泪水已令她双眼渐渐干涸。仿佛此生她再也不会这样为爱情流泪了。他看了看路标，摸向她的脸轻声说—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完全走错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