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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如此众多的大江大河中，清水江再普通平凡不过，它在贵州省东南部的崇山峻岭间静静流淌，是洞庭湖水系沅水上游的支流之一。然而，清水江还是有它自己的故事，而构成故事最精彩篇章的，可能就是清代以来满江漂流的木材带出的喧嚣与繁华。这一延绵不断的历史过程，几乎就是随着清雍正年间将今天的黔东南地区纳入王朝国家直接控制之后而开始的。虽然这也有官方文献材料形成时间较晚且数量及内容的系统性也较为有限的缺憾，但清水江两岸民间保存下来的极其丰富的民间文献和至今仍在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向世人展开的也正是一幅围绕木材之流动所形成的区域社会历史图景。
笔者选取了木材作为分析和讨论的切入点来展开对清代清水江下游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描述。简言之，清水江木材的流动，始于沿江两岸民众的挖山中的杉树，待树木长大成林后砍伐撬运，通过溪河成排汇入清水江，最后在下游的木材市场完成交易，再由下河各地木商转运进入消费环节；这一环环相扣的木材流动过程，将清水江下游地区不同的人群都带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当中。
不过，在叙述的结构上，笔者首先关注到清初王朝的开辟“新疆”及区域贸易中心市场的建立，特别注意到在开辟“新疆”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倡导和实施的清水江干支流的疏浚工程，对以清水江水道网络为依托的区域性物产商品流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王朝政府的主导和直接介入下，在清水江下游一带界分上河“生苗”与下河“汉民”的卦治、王寨、茅坪三个沿江村寨，最终建立起了三寨轮流值年执掌木材市场贸易，即“当江”的制度，以及下游“汉民村寨”为了地方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而展开“当江”权力之争，又如何最终催生了“内三江”与“外三江”共同“当江”享利的格局。
笔者着重考察了上河地区木材流动的一些重要环节，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在国家力量介入和市场网络作用下，地方社会出现的若干变化，包括在规范和约束木材采运活动的种种江规中所展示出来的适应市场网络需要的各种机制；全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在木材与白银的相对流动中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互动关系；以及各种权力、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最后在木材流动的起点较为仔细地考察了在以木材的种植与伐运为中心的经济生活中，村落社会所发展出来的适应性机制，和以地权关系为重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及观念体系演变的若干重要方面。
诚然，笔者选取这样一种叙事的逻辑，只是便于处理材料和讨论问题的权宜之计。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以木材采运活动为中心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围绕木材之流动及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王朝与地方社会之间以及地方社会内部极其复杂的互动过程。清水江木材之流动的背后，是整个流域不同人群在不同时空中演绎出的不同故事。笔者希望可以围绕这些故事的渐次展开，将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深入探讨通过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区域的地方社会发生了怎样的互动，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多种关系复合一体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做出历史性的解释。当然，这是将特定区域以及生存于其中的人的思想和活动联系起来，在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展开学术讨论的一种努力，也是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寻求学术对话的一种尝试。
作为宏观文化中国构成的一个部分，清水江下游区域社会自有其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比较容易看见的是，木材的流动、商贸的发展，似乎是将清水江流域带入全国性市场、同时也使其加速进入王朝体系的更重要的动因。当然，不能过分强调或夸大市场的作用，在区域社会生活以木材采运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地方社会的对王朝国家“正统性”的诉求，包括对于体现在土地及山林资源控制上的各种权力和身份认同的表达等等。因此，种种基于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发展的文化权力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或许才是理解和解释清水江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关键所在。
在一定程度上，笔者梳理和讲述的木材流动故事首先得力于大量散落民间的各种文书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这确实要感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清水江地区进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前辈学者，他们早期的艰苦工作不仅保全了很多文献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述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线索；可以说，笔者正是循着他们的脚印走向这片广袤的历史田野的。通过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合作和多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所收集到的大量民间文书中，包括清代以来的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花户执照、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碑铭及誊抄碑文等等，而且这些民间文书在非常清晰的时间脉络、地域格局和人际网络下体现出来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极其突出。虽然《木材之流动》一书中仅仅采用了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但它们确实为清水江木材流动故事的叙述增添了别样的色调与魅力。作为另一项重要的相关工作，这些近年来收集整理的民间文书，将以《清水江文书》为名结集出版，在已经付印的第一辑中，就收入了笔者较多开展田野工作的两个苗寨十余个家庭保存的四千多件以契约为主的各种民间文书。
除了上述各类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自2000年以来，笔者还在广泛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中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其中既有民国时期即随父辈扒船放排谋生的长者对清水江一河上下木材采运活动的记忆，也有少年时就参与“当江”营生的老人对往来客商相木争价场景的回忆；既有清代后期地方团练的“总理”后裔对先祖显赫事迹的追述，也有年轻的“族长”对祖先创业历程的缅怀和村寨历史变迁的解释；既有对历史人物传奇故事的叙述，又有对碑铭、族谱、契约中相关人物与事件的阐释。所有这些口述资料，都成为本书综合各种材料了解和领悟地方社会生活的一个个辅助性证据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田野工作既增加了文献资料更为广阔的来源，而且也使得各种历史文献的解读可以更加符合区域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因此，在多年来的研究工作中，笔者都努力将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的搜集和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视之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实践，从中获取关于区域社会独特的“历史感”与“文化体验”。
《木材之流动》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笔者所做到的，只是撷取了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木材之流动中的主要片断，而且对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勾勒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只是初步的和粗浅的。不过，重要的是，在几年来对清水江木材流动这一有趣话题的持续关注中，笔者似乎找到了寄托乡情与兼顾学术的契合点。一方面，围绕清水江木材之流动，关于这一特定区域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引出许多区域社会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对话点，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学术积累和思想发明的价值；另一方面，那种与清水江割舍不断的血缘联系和对故乡的无限眷念之情，不仅可以化解研究工作中难免的种种艰辛，更可以升华为饱含学术理性的对斯江斯土斯民的人文关怀。不知道这算不算得是有学者视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家乡人类学”。多年来的田野调查工作，使笔者的足迹深入到了清水江两岸更多个性突出的苗村侗寨，与更多质朴的乡民结交为朋友。但笔者清楚地知道，即便如此，对清水江两岸村村寨寨的熟稔，却未必能够说明笔者对生活其间的人们已经完全的了解；多年来积累的田野体验，也未必就可以让讲出的故事那么贴近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追寻随清水江流淌的故事，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
（《木材之流动》，张应强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27．00元）
游走在边界 倾听故事
连瑞枝
先说一个故事好了，是大理的朋友说给我听的。
故事的缘由是，博物馆里收藏了由考古队从农村带回的一尊从明朝以来便被供奉在村里的神像。朋友说，这神像原本是某个农村里的“本主”（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宗教信仰。“本主”即本境为主，是本地区的保护神，几乎每个白族村寨都供奉“本主”。编者注），在本主像收到博物馆的前几年，总有该村的村民结伴前来博物馆参拜他们的本主。这种行为让馆方甚感不妥，便把本主收了起来，不让村民拜。于是村子里出现各种流言，惹得村里鸡犬不宁。人们说这是因为村子里的本主被弄走，不再庇佑村民的缘故。这个消息传开后，上面的人要查是谁放的谣，散布封建迷信。后来，此事并没有一个了结。原因是，放风声的原来是某位书记的母亲，该书记就硬是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在这个故事里，重要的不是书记靠自己的权利压下了调查，保护他的母亲，而这个书记在自己家乡的一次村民大会上，公开要求平息此一迷信的传言，免得他对上级不好交待。没有想到，这时他的母亲却挺身而出指责他说：“你只顾你的官位！你知不知道你是我向本主求来的儿子这个官位也是本主给的！”这个身为书记的儿子被母亲在村民面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个故事反映出来的是母亲与儿子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不论是这个故事里的母亲还是我在田野里遇着的老妈妈，她们总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奉行简单的宗教信念，身体里潜藏着无穷的生命力与实践力。老实说，我认为历史应该给这股无言的潜在力量一个适当的位置。历史是男人的，但这些男人们是他们的母亲们在或多或少的信仰脉络下向神求来的。
在大理地区，这些老妈妈们聚在一起时，能完成村里大大小小很多事。举凡庙宇的修建、神像的维护、节庆与仪式的张罗等。这些穿梭在村内各种场合的干练身影，着实令人无法忘怀。有一次，我和朋友到凤仪山区造访一座本主庙，到了村里才知道当日轮值掌管钥匙的老妈妈正在农田干活。村中另一位年届七十的老妈妈说她可以领我们上本主庙。只见她神采奕奕地走在陡峭曲折的山路上，一路领先。因为没有钥匙，拍了几下大门，确定无人之后，她便绕到庙后，爬上由土泥堆成的围墙上的缺口，一晃便不见身影。只听见她用白族话喊着，你们到门口等着，我给你们开门。我等岂能让一位老太太翻墙给我们开门于是便也人仰马翻地费了好一番工夫翻墙而过。我对时髦的女性理论不甚理解，但这一幕告诉我，是信仰的力量使得这些老妈妈简朴直接又单纯爽朗。大理还有一个有名的传说，说的是观音化身老母负石吓阻唐军张虔陀入侵大理的故事。这些印象，使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理解这个地区在历史、传说和社会运作的潜在机制。《隐藏的祖先》一书的成形，在许多的时候，是对我没有效率的田野生活以及零碎的灵感所做的一种解释。
宗教社会史研究是我的兴趣。在我早期涉猎历史文献时，即对明朝末年各式各样的逃禅隐遁的文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明亡之时，繁盛的江南，一夕之间成为生死两难的地方。清楚地记得，除了江南以外，广东、福建、四川、云南的文人也有逃禅的现象。这些行为的背后都蕴含着非常明确的社会史意义，其中不仅有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更多的是文人间的同气相求，更多的是社会精英潜藏的内心世界与地方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看来，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故事可说，但大多数的时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得在生冷的资料中去爬梳有凭有据的事件，许多的故事是写不出来的，只能凭想象使得研究变得更有意思一些。十年前，云南对我而言是一个够远的地方，我对它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陈垣在写《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时，对明朝以前的云南关注得较少，对明末有比较充分地描述，最主要是到了明末，书写成为一种文人风尚，历史文献开始庞杂也逐渐活络起来。书写原来是要记载一些特定之事，人们必须透过书写来记忆明朝末期特定的历史。但书写中所遗忘的也是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书写本身更多地是表达了书写者的选择，透过已有的这些书写，我想也可以解释书写者遗忘了什么。
没有历史怎么会有一个地方没有历史这个问题引起我短暂又深沉的迷惑。数年以后，一位人类学老师善意地问我有没有兴趣从事西南研究，“大理有佛教”，他说。但陈垣已经说了，苦文献无征。那我还能做什么我能问什么问题我常常在村子里无头绪地走来走去。历史学工作者究竟如何在田野里找到他要的东西田野会告诉我们什么田野又和我头脑里想着的“社会”二者之间有多大的距离。我们太习惯文字性的记载，往往在农村里、在档案馆、图书馆里，收集未出版的文集、族谱资料，找寻未被收录过的碑刻与民间文字性的资料。还有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处于究竟何者为真的辩难之中。村民闲散的生活、地方耆老的追忆，甚至是村庙为着各式各样目的所举行的大大小小的仪式等等，这些与我尝试在文献中重构的社会史内容，二种社会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乍看之下甚至可说没有任何关系。难道在同一个地方，一个社会彻底地消失，而另一个社会重新建立若非如此，那么它们之间必然有其内在的连贯性，持续的动力才能促使它们成为一个社会。
这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是边写边思索该如何在大理社会提出一个适当问题的过程。有点像是考古，不知道会挖出什么东西来，该在什么脉络下思考这个社会。很明显，在云南书写文化上看来，这个社会曾经历了一个断裂的过程，“没有历史”暗示着他们的某个特定的时空被历史遗忘，但又以不同形式将之记忆成另一种样子。更精确地说，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地方精英调整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以便于适应新的局面。对于生活在不同历史节奏下的村民们来说，他们将历史化约成传说，将传说的人物供奉在村子里，在特有的节日中将他们扛出来，游走一番。对他们而言，人死后还得归本主来管辖，这往往使人有一种错置之感，仿佛这些村民仍活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这些历史人物以其强大的灵力附着在土地之上，成为不断地被传诵的地方知识。表象下的“没有历史”，更多的却是反面意涵，意味着“多重性历史”的概念，对他们而言，不同层次的时间观，像是深浅各异、流速不同的一条河川，在各自流淌。
这种“多重性历史”的概念是我看云南社会的一个方式。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以“王权”的眼光看很多留存下来的古村。云龙、姚安、凤仪、剑川、洱源、腾冲、大理、昆明、官渡的一些村子是从明朝以后的保留下来的传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