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梁启超在本世纪初的这句赞誉，足显伶界大王谭鑫培在当时的影响。恰如李仲明所言，当时的北京，“到处可以听到戏迷们哼唱着‘店主带过了黄骠马……’和‘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的谭派唱腔，可谓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谭鑫培》，第86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
京剧发起于民间，以唱腔而论，有一个从简约直白到丰富细腻，从单纯唱剧情到刻画人物心理的过程。谭鑫培就是完成了从民间的村野粗旷到高雅完美，登堂入室进入文人雅士甚至宫廷的艺术殿堂的转折性人物。
作者将谭鑫培的表演艺术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加以详尽的介绍，对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谭鑫培的艺术道路，早年是从武丑、武生戏开始；中年是老生戏为主，文武老生、武生戏为辅；晚年则基本以文老生戏为主。到了晚年，尽管因年龄限制以唱功为主，但他的表演却是“更加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第89页）。谭鑫培创造了与当时的汪桂芬、孙菊仙等直腔直调唱法截然不同的声腔艺术，注重优美婉约、细腻入微的感情表达。遗憾的是，谭鑫培传世的唱腔只有七张半唱片。
谭鑫培辞世后，谭富英继承了乃祖事业，创建了“新谭派”艺术，成为谭氏家族活跃在京剧舞台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
谭富英生于1906年，卒于1977年。11岁入富连成科班学老生，以后又拜余叔岩为师。他天赋功力两者兼备，与谭鑫培一样有一条“云遮月”的好嗓子。恰如《谭鑫培》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谭富英的唱工乍听似不着力，到了关键处，轻转慢扬突放尖音，清脆洪亮，声入云霄，满座震惊。他这一招最得乃祖神髓，被公认为“谭派嫡传”。谭富英在“忠实地汲取谭派、余派唱腔艺术的前提下，经过多年艺术实践和不断地探索努力，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较完整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老生唱腔艺术风格，被誉为新谭派”。
作者指出，谭富英的表演艺术成就，“与谭鑫培、余叔岩、谭小培的教授不无关系，由此不但丰富了谭派的唱腔艺术，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京剧老生的唱腔艺术。（第201页）”
谭元寿先生曾因饰演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而家喻户晓。他虽然是谭派老生的第五代传人，但无疑是继其曾祖谭鑫培、父亲谭富英之后谭氏家族中又一位最重要的谭派艺术传人。作者对谭元寿的艺术道路重点着墨，进行了细致介绍和分析。
分析谭派艺术的传承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当时的梨园氛围。书中，李仲明先生详尽分析了培育谭派艺术的社会土壤，介绍了那些为谭派作出贡献的许多谭氏家族以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例如，余叔岩是谭鑫培的爱徒，后来他又收师傅的孙子谭富英为徒。虽然在文艺领域，这种做徒弟的回过头来收师傅家门后人为徒的现象并不鲜见，但余叔岩在谭富英拜己为师时所发自内心的一番议论非常令人感动：
咱们两家往来的关系，是极不寻常。当初你爷爷拜我爷爷（指余三胜——笔者注），得了些东西；后来我又从你爷爷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义不容辞的是，我要把我从你爷爷那里学到的东西再还给你。我从你爷爷的头一出戏是文武老生戏《太平桥》，当时我正在倒仓，你爷爷逗趣地说我是哑巴《太平桥》，现在我也首先教你这出戏，我要一招一式地还给你。（第201页）
透过余叔岩这段报恩式的感慨，谭氏家族在梨园界的德望可见一斑，而谭富英“新谭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并在近几十年中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是与余叔岩等艺术大家的教授、提携密不可分的。
同时，作者对其他老生艺术流派的介绍和分析，也使读者对谭派的艺术特长有更为清晰的理性的认识。而这对于笔者而言，又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笔者念兹在兹的是马谭二派艺术的比较。
品读全书之后，回味笔者多年观剧中有意识地总结，二十多年来个人内心马谭二派艺术差异的迷惑，也终于有了一个了断。
马谭二派的表演艺术有显著的区别，各有千秋，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表演风格。这两种风格的美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性。关于这一点，李仲明先生在书中也以较大篇幅做了论述。
作为“生之首”的马派，在表演艺术上似乎可以用“华丽机巧”四字来概括。马派表演，潇洒飘逸，机巧灵活，更兼细腻委婉。马连良先生的唱腔，变化多端，这一点，恰与谭富英先生的唱腔风格形成对照。比如，马连良先生在《借东风》二黄原板“曹孟德占天时”的“德”字和“我望江北”的“北”字，其腔调脱出二黄原板之窠臼；而《淮河营》中流水“摇摇摆摆我出前殿”的长腔，曲折婉转，潇洒俊逸。这些都足见马派唱腔华丽机巧的韵味。从这一点看，马派深受众多戏剧爱好者的推崇，自在情理之中。
那么，与马派的“华丽机巧”相比，如果也用四字来概括谭派，笔者以为，“英武朴实”四字可以当之矣。
一方面，从嗓音条件上，谭富英的嗓子清脆而圆亮，自然带有一股英武、朴实之气。他的用气，出口即足（所谓“冲”），更显得干净利索，声音过处，直入观众的心灵深处。加上谭富英有很好的武工底子（这是马连良先生所不及），《定军山》《战太平》等戏，刻画忠良鲠直之气，栩栩如生。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谭派腔调讲究圆润有味，以含蓄为胜，表面上“清淡”、“直朴”，实际上却有丰富的底蕴和内容。譬如他唱《打棍出箱》的四平，“我叫一声范兴儿你来了吧”，表面似无甚奇处，但却透出一股醇厚的感情。许多观众爱听他的唱，就是觉得过瘾，回味无穷。而他的做表武打，也与剧情及唱腔浑然一体，看起来那么爽朗畅快。
清朝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写诗的“巧”与“朴”之间的关系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同样适宜于其他文艺创作。谭富英的风格就是如此：唱腔之朴实，乃大巧蕴含其内之朴实；韵味之纯正，乃醇厚蕴含其内之纯正。大家之所以为大家，可以不以棱角示人者也。《谭鑫培》一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有关于“德”的论述。谭鑫培及其后人们坦荡人生路上许多令人至为感动的故事，也是书中吸引人的重要内容。
谭鑫培一生严守伶规，潜心追求艺术，不事结交皇亲贵胄，表现了他视艺术为生命的节操品格。他在把演唱艺术传之后人同时，亦把忠厚、朴实的家风传给了后代。从谭小培、谭富英直到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谭家一代代承前启后，德艺传家。以生活交友为例。谭氏家族力求秉承祖上谭鑫培树立的正派与仗义的家风。虽然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谭富英先生在待人接物上，特别是在对待梨园同仁方面，就处处显现出宽厚诚实的大家风范。笔者曾听过这样一则趣闻：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因事获罪。出狱后，梨园界为了安慰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一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在剧中，饰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过江”一直唱到最后的“回荆州”，铆足了力气，一句一个满堂彩，令马连良极为感动，终生感激不已。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谭氏家族中鲜为人知的掌故趣闻。比如对于夹在两位大师中间的谭小培，苦于资料匮乏，许多人也许只知道他那左首对父亲说、右首对儿子语的一句著名的打趣话：“我子胜于你子，你父不如我父”。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了解许多谭小培生平事迹。
当然，作者披露了谭派家族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并非在于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因为那些细密的考证从未脱离阐释京剧艺术这条主线，目的是令人信服地考证出谭派艺术发展历程。我认为，这是该书写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谭鑫培》一书是李仲明先生继《李少春》《梅兰芳》之后的又一部戏剧方面的著作。在这部25万多字的书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旁征博引却又娓娓道来，既体现了严谨的史学工作者的治学态度，又达到了显然是以雅俗共赏为立意原则之目的。这种写作风格恰与其叙述的谭派艺术相映成趣，读来大感过瘾。
（《谭鑫培》，李仲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版，15．10元）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１９７８—２００５）》评述
徐 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企业及与企业相关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又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有着深深的纠缠。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全局中绕不开的话题。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方面，包括社会各阶层，对这项改革的关注度和争论程度都超过任何一项改革。正因为如此，由贵州大学副校长章迪诚教授编撰、中国工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一书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正像该书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那样，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着戏剧性，变化迅速又跌宕起伏。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其相应的载体就是国有企业，其相关的内容不仅关乎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甚至延伸到个人的生、老、病、死和工作环境。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计划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人事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住房体制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都会触及到国有企业改革。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变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热点和难点。虽然国有企业深层次的改革现在仍然处于攻坚阶段，但这一异常艰难的浩大工程毕竟已经进行了28年，因此，系统、完整地记录和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历程，认真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是一件十分紧迫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做的正是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该书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轴，详细记录了从1978年至2005年中国国有企业所走过的27年历程。作者在简要介绍了1950年至1977年国有企业的建立与企业改革的早期尝试后，以改革起步的1978年为起始，用编年体形式逐年详细地记录和评述，每一年度的宏观经济背景、政府所提出的基本改革思路和在实践方面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该年度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本年度重要的政策法规、重要改革文献、改革热点纪事和改革大事记，洋洋洒洒近百万字。实质上，作者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系统、翔实地记录了过去的27年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记录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理论界的推动下，以及实业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进行的这场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中华民族复兴奋斗史。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部国有企业改革的编年史，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理论演进和实践探索的一部断代史。其意义就在于今后“以史为鉴”，使我们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少走弯路。我想，在这方面，作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和改革实践者的历史与时代责任感。
国有企业改革既是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著作可谓难以计数。本书的独到和难得之处在于作者集理论、实践、政策三位一体的视角。作者特殊的经历和身份给本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方面，作者是以一个实践者和政策制订参与者的身份来看待这场波澜壮阔改革的。作者曾长期在企业、政府和群团工作过，可以说，亲历了二十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这样的经历无疑对本书的编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者是站在一个政府工作者和改革参与者的角度来观察和记录这二十多年历程的，对政府每年的基本改革思路、重要的政策法规都有准确的把握和认真的梳理，对每年的重大改革实践和实践中的热点纪事都有深切的感受和真实的记录。
另一方面，作者又是站在一个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阐释理论界为了推动改革进行，27年来进行了怎样的争论和理论探索。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呼唤下，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参与国家的科学、民主决策。在“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引导下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需求推动下，经济学、管理学迅速成为中国的显学。另外，随着对外开放的全方位推进，国外的各种思想思潮、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派开始在中国传播。针对如何改革国有企业和中国如何发展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大量涌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着思想大解放。作者正好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一个经济学专业学习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身份塑造。可以说，这样的专业背景和时代经历也在本书中得以体现。作者对改革各年中理论界出现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全面地介绍和评述、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微观经营管理实践的分析和评价、以及对各种经济参数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把握，无不显现了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积淀。
虽然所有的研究都既会受到研究者精力、时间等的限制和影响，也会受到空间、时代的局限，但该书作者一个人能够完成如此浩大的艰巨工程，实属不易。虽然对于整个这段国有企业改革史的阐释，不可能穷尽于这一本著作，但毕竟作者的劳绩为他人日后的继续探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显而易见，国有企业改革仍在艰难地推进当中，这部重要的编年史也一定会继续丰富与完善。
总体而言，作者尽最大心力记录的这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阶段的探索史、奋斗史，对于经济管理的学习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对过去国企改革几十年间发生的一切，往往抱有浅显的批判与怀疑态度，其实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特别是无法理解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作出的判断往往过于主观，或者缺乏深度与底蕴。而这本书的出版，正是弥补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系统文献匮乏的不足，对于年轻学者更是极有裨益。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章迪诚编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7月版，98．00元）
字（词）典三题
戴问天
“天寒地坼”还是“天旱地坼”？
2006年重庆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嘉陵江、长江水位都下降到有水文纪录以来的最低点，不但田地干裂，就连许多河塘也干涸现底，裂开了大口子。这让我想起《淮南子》里说的“天旱地坼”。原注：“坼，燥裂也。”说的正是天旱，土地因干燥而开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有“坼”字，解释是“裂也……丑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