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芳兰用椅子撑着日本席子，把那张席子当作文保泰进行试验。她猛力射击，好像刺进去很深。由于剑涂有烈性毒药，只要透过衣服刺进皮肤，就会达到目的了。……”
“看来，非把他杀死不可！”
张绍光自言自语地讲。
“当然了。我记得芳兰是那么说的。……”
这时，又听见椅子的吱吱声，大概是李涛挪动了身子，想坐得舒服些。
“革命不是儿戏。直截了当地说，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不杀掉他，就会被他杀掉。
你的脑子的确很灵活，可是你不了解激烈斗争着的世界。……这说明你是可悲的。……”
“我不了解这些，不是更幸福些吗？……再说，我也不想了解你说的那种世界。”
“你这个人哪，只考虑自己的事。……如果我们的亲兄弟，甚至子子孙孙永远做奴隶，……如果我们的国家成了外国的殖民地，……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不停地流泪。为了洗清屈辱，坚持战斗，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要知道，这就是革命，革命就要死人。谭嗣同不是因为搞戊戌政变被处死了吗？革命没有不流血的，首先是流我自己的血。……”
十七、尾声
土井策太郎的背上渗出了冷汗。
不多久，李涛和张绍光一起出去了。
策太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王丽英同党是否知道策太郎偷听了李涛、张绍光俩人的对话，策太郎不得而知。
这两个人走后，过了一小时左右，进来一个男人把策太郎的手铐卸了下来，然后把他带回客厅里。
“真对不起你。……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你不是坏人。假使不进行调查，……这都靠大家的努力。”
王丽英说。
策太郎抚摩着手腕上被铐的印子。
“请你们尽快调查清楚。”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王丽英回答说。
“我以为现在才开始呢。……”
“不，不是。……已经调查完毕。今天什么也不说了，请你回去吧。”
王丽英像是哀求似地说。
于是，策太郎便遵命回去了。
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王丽英和李涛。
两天以后，他到吉祥二条胡同去。但怎么敲门也无人应声。
“难道没人在家？”
策太郎思索道。
当天傍晚，他又去了一次，敲了许久，也还是没有反应。
第二天，他再去一次。
依然一无所获。
“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不知什么原因，他产生了这种预感。
事实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
以后，策太郎再也没有见到在吉祥二条胡同聚集过的任何一个革命者了。
二十五万元巨款到手后，他们把这笔钱用做革命活动的经费，并且全都从吉祥二条胡同撤走了。
翌年，日俄战争爆发。
不过，在此之前，策太郎已离开了北京。他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说是成功地完成了。日本方面出师有名，从而掌握了发动战争的主动权。
策太郎再次回到鹿原商会，他决定做一个经营古玩字画的美术商，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又过了若干年，他父亲引退，他辞去鹿原商会的工作，回家继承父业去了。
那年，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衰老的清朝终于寿终正寝了。
策太郎一面看着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一面回忆起王丽英、李涛等人。
他想，在革命的叙事诗里，应当见到他们的英雄业绩。
清朝灭亡后，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可是，共和国诞生了，中国永远脱离了帝制。新政权录用了新的人材。
“过去李涛是某一革命集团的中心人物，在新政权里，肯定会给他安排很好的职位吧。”
策太郎浮想联翩，同时非常留意报纸，希望从中发现李涛的名字。然而，一无所获。
王丽英怎么样了呢？
那个勇敢的杀人犯芳兰现在又如何呢？
第一次大战末，在一张报纸的角落里，策太郎好容易发现了张绍光的名字。
这张报纸报道了上海市政府和租界的警察机构工部局就治安问题举行协商会议的消息。当时，策太郎漫不经心地浏览这则消息，偶而在上海市政府代表的名单里，发现了张绍光的名字。
“不会同名同姓吧？”
策太郎想。
张绍光这个名字在中国人中是常见的。可是，治安问题，肯定与警察有关。张绍光过去是警察方面的人，报纸上的名字，说不定就是他。
因业务上的关系，策太郎曾多次到中国来，而且常在北京逗留。
金鱼胡同、烧酒胡同、吉祥二条胡同、隆福寺，特别是铁狮子胡同文保泰的旧居，对策太郎说来，全都仿佛是自己的故乡似的，使他非常留恋。
文保泰的旧居早已易人。
他以怀念的心情重游旧地，当走过文保泰的旧居时，他久久望着里面，已经看不到悠悠馆的踪影了。大概不适合住人改建了，里面还安上烟囱，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见到了那个留着八字翘胡子的那须启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策太郎受一个古玩商之托，到美国参加中国陶瓷器的拍卖，归途中，在洛杉矶的日本街，突然碰到了那须启吾。
日俄战争之后，那须到美国定居了。
“到我家去吃饭吧。”
那须热情他把策太郎请到家里，那须的住宅位于洛杉矶市郊，豪华宏伟，这使策木郎大吃一惊。
“祝贺您！您生活得很好。事业上一定很成功。
故友相逢，分外高兴，何况那须又是非常顺利呢。
“不，哪里……只能说混得还可以就是了。”
那须有些不好意思地频频摸着翘八字胡须。
他的身体比以前胖多了，显得魁梧健壮，只是胡须的形状丝毫未变。
在那须的盛情款待下，策太郎住了整整三天。
对于往事，俩人自然以怀旧的心情畅谈一番。那须感兴趣的不是过去进行谍报活动的事，而是更多地谈及到美国以后，自己是如何奋发图强的。
“您还是做那方面的工作吗？”
策太郎试探地问道。
他还以为那须是日本政府派到美国进行谍报工作的呢。
“不，我早就洗手不干了。……你想想看，我做那种工作，能在这种地方住吗？”
那须回答说。
看样子并非撒谎。
策太郎再也役有见到北京吉祥二条胡同的熟人了。可是被抓进吉祥二条胡同的张绍光，术久么后却在东京和策太郎重逢。
与治安方面有关的国际会议在东京召开，张绍光作为中国代表的一员出席了这个会议。
策太郎一发现他的名字，立刻按照报纸上登的旅馆的地址给张绍光打了个电话。不巧，对方出去了。于是，策太郎将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告诉服务员，并让旅馆方面了解一下，此人是否就是当初在北京悠悠馆的那个张绍光。
果然不出所料，他当天就接到回电了。
他的确是往昔的张绍光。
张绍光回话说，待工作完毕再慢慢叙旧。三天以后，他们在东京的一家饭馆见面了。
这次会面，距悠悠馆事件已经十五年了。
策太郎感慨地说：“岁月如流，可是看来，您的容颜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我啊，其实早就变老了。托您的福，咱们分别之后，我没有多大变化。”
张绍光微笑着说。
从前，张绍光的脸总像是蒙上一层暗淡虚无的阴翳，现在看来，他脸上的阴影少多了。不，几乎可以说是看不到了。从外表看，他的容貌比他实际年龄还年轻得多。这也许是阴影消失了的缘故吧。
策太郎将当年自己被关在吉祥二条胡同的黑暗大厅里，隔着屏风偷听到他和李涛二人对话的事告诉了张绍光。
“哦！这件事我倒是初次听说。这么说，那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是了解了。”
“嗯。托您的福。如果我不是在被关押期间听到了您们讲的话，那么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哦，当时的那些人，以后的情况如何？”
“那两个人在一块儿了。”
“那两个人是谁？”
“李涛和王丽英。”
“嗯？……他们在一块了？……”
现在的策太郎，已经是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的父亲了。可是，听到王丽英己经结婚的消息后，他内心多少有些不平静。按王丽英的年龄，她早就该结婚了。不过，从策太郎出于自私心理，却希望王丽英一辈子过独身生活，既然她投身革命，就该如此。
“他们不仅结了婚，而且还成了大富翁了。”张绍光说，“他们经商嫌了一大笔钱。其实，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钱。……嗯，……现在住在香港，过着豪华的生活。……”
“哦，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既然是革命家，大概是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的吧。……”
“真正在枪林弹雨、在危险的环境里生活的倒是芳兰。……您还记得吧？那个在文保泰家中当侍女的姑娘。……她是很惨的。她没能冲出枪林弹雨的战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已经与世长辞了。……”
“哦！……是那个芳兰呀！……”
“我曾见到过一个和芳兰很熟悉的人，了解到她牺牲的情况。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平素工作极其认真，凡是危险的事，她都抢着干。
“那么，她不是自寻死路吗？比如说悠悠馆发生的事。”
当时，芳兰是用自己设计的扳机和毒剑，系在透明的细绳上，拉开水泥盖，使毒剑飞射出去，杀死文保泰的。虽说，当时是那个革命集团进行的谋杀，实际上，几乎都是芳兰亲手做的。这样一来，她不成了杀人犯了？难道她投有考虑过吗？当然考虑过的。但是为了革命，她情愿牺牲自己。对这件事，张绍光是如此评价的：
“其实，当时在她思想里，并没有认为杀死文保泰是犯罪行为。文保泰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的爪牙，是坏蛋啊！在芳兰心目中，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事业，应当为革命筹划经费。……正因为这样，她才一心一意地要杀死文保泰。这种信念使她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时，正是袁世凯残酷镇压国民党人的时代。他们在上海杀害了宋教仁。芳兰也是在上海惨遭毒手、饮弹而亡的。”
清朝灭亡之后，宋教仁是反对侵吞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的最强有力的中心人物。他和日本人北一辉【注】有过深交。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一书中，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角不是孙文，而是宋教仁。宋教仁强烈反对袁世凯，故此在上海遭到暗杀。共和国成立不久，芳兰也遭了毒手。她死得太早了。
【注】 （1883年——1937年）日本的右翼政论家，曾支持日本军人发动政变未遂被处死。——译者注
“真可怜啊！”张绍光说。“芳兰不是在富裕的家庭中成长的，但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不是那种夸夸其谈大讲革命道理的人。然而，为了革命，她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去杀人。同她相比，李涛之流，只不过是写写革命的剧本罢了。”
“他终于脱离革命阵营，捞钱发财去了。”
“他只是口头革命派，不，一开始，他们是不是真的置身于革命，还是个问题呢。……哎，我倒想问问，当初和您一块把那笔收买用的巨款运到悠悠馆的日本人，后来怎么样了？”
张绍光转变了话题。
“他呀，他发财了。在美国呢，……前几年偶然在洛杉矶碰见他。他和李涛一样，也过着豪华的生活呢。……真令人吃惊啊！”
“其实，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吃惊的，这类人，大概都有赚钱的本领吧！不管做什么，都是从金钱出发的。……土井先生，您在北京吉祥二条胡同的黑房里，已经听过我对悠悠馆事件的分析和推断了。……当时，我还煞有介事地用图解的方式说明那个事件发生的经过。现在担想，真是令人汗颜啊！当时我的确是想说明事件的真相。”
“真相我也早已明白了。当时我在屏风背后偷偷地听了您的分析，一点一滴都讲得很透彻，把‘谜’解剖得很出色，我脑子里一点疑问也没有了。”
“然而，并非如此。”
张绍光微笑了。
在促膝谈心的过程中，策太郎感到张绍光的容貌丝毫没变，但言谈举止却与往昔完全不同了。
过去的张绍光，性情乖僻，对一切都采取旁观的态度，现在却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是一个真正有事业心的人，他稳重沉着，在这个世界上已深深扎了根，真令人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
“您说并非如此，又是什么意思？”
策太郎问。
“我能够解释清楚的……”张绍光回答说。
“仅仅是文保泰事件的最突出的部分，也不过是摸到了事情的表面罢了。……至于真相，还是经过很久以后才弄清楚的。现在想想的确感到惭愧。
“您说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当时，我没有眼力，但却装出一副通达世故的样子。……是极其浅薄愚蠢的。……您知道吗？实际上文保泰事件是那须启吾一手炮制的。”
“嗯？怎么？……”
当张绍光突然提到那须启吾的名字时，策太郎一刹那间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他几乎没有把这个姓名和那须启吾本人联系起来，即便联系起来了，也使人难以置信。他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呢。
“感到意外吧？”
张绍光调换了一下盘着的脚，继续说道：
“我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时，大为吃惊。我对自己的愚蠢进行了反省。……那时，我曾为自己摸到了一些表面情况而沽沾自喜，这是可悲可耻的。我以这件事为转折点，认真考虑如何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深深扎根的问题。……那个案件是这样的：日本方面拼命拉拢清朝大官，由那须启吾制造了当时的文保泰事件。他是日本的重要谍报人员，最了解当时的情况。如果清政府和俄国就撤兵问题进行协商，日本将一筹莫展，这也是日本最担心的。那须了解到这些内情，便和袁世凯密谈了生财之道。”
“是那须向袁世凯提出的？”
“是的。当清政府就从满洲撤兵问题开始和俄国接触时，故意将这个情报透露给日本。日本马上展开收买活动，力图阻止清俄就撤兵问题达成协议。袁世凯知道这一生财门路后，便与庆亲王、那桐磋商，并向日本政府敲诈勒索了一百二十万元，以其中一成，也就是十二万元酬谢那须启吾，他真是发了一笔大财啊！”
“这是真的吗？”
策太郎说完，自觉有些失礼。事实上，他也根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当时，我调查了袁世凯周围的人。告诉您，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情况！……那须启吾不仅如此，而且还和袁世凯策划和革命派一起瓜分第二次送去的二十五万元呢。”
“和革命派？”
“是啊！他们的计划是，先由革命派设法将那笔巨款抢劫出去，然后和袁世凯分赃。当时，那须启吾从中得到五万元的酬金……”
“哎呀！令人难以置信啊！”
“袁世凯早已和革命派接触，这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不论世上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可以舒舒服服、顺顺当当地生活下去。他和革命派平分那笔巨款，一方面是为了向革命派献媚讨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和革命派建立联系。”
“李涛和袁世凯呢？”
“哦！他们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