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痛苦是没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真诚的信仰。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让他们止步的痛苦。
汉斯甚至相信痛苦能给人力量。他在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４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坚信痛苦拥有无穷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一个浴缸，我们将从中浴后重生。”离开位于慕尼黑威特斯巴赫宫（Ｐａｌａｉｓ Ｗｉｔｔｅｌｓｂａｃｈ）的死牢时，他用铅笔在墙上写下了：“为反抗所有的暴力，善待自己！”对于自己再次入狱，汉斯早就预言过。在俄罗斯实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我将再次入狱，也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监狱不是最可怕的，也许它甚至是最好的东西……在狱中我找到了爱，而伴随着爱的一定是死亡，因为爱从不要求回报，因为爱不需要代价。”
那么，是什么让舒和兄妹忘却了所有的恐惧和痛苦呢？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轻松地超越痛苦、视死如归呢？好像宿命，这个答案就在由库特·胡伯教授（Ｋｕｒｔ Ｈｕｂｅｒ）执笔，由舒和兄妹散发的第六号，也是他们最后一期传单中：
“自由与尊严！
十年了，这两个美妙的德语词被希特勒及其同伙榨干了汁液、砍尽了枝叶、拧歪了脖子，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地恶心。只有希特勒这样拙劣的业余演员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个民族至高无上的价值扔进猪圈。十年来他们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础，这充分证明了他们嘴里夸夸其谈的自由和尊严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期待着我们！１８１３年我们战胜过拿破仑的暴政，现在我们要用同样的精神力量去摧毁纳粹的暴政！”
四年之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在遥远的东方，国民党特务悍然暗杀了民主斗士李公朴。在四天以后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另一位民主斗士闻一多发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演讲完毕，闻一多先生旋出会场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真的没能再回到他刚刚离开的家。
果然，就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就有千万个闻一多站起来了，当时的爱国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国民党就这么倒了。那时的国民党不明白，杀死闻一多就等于自杀。
就是这个闻一多，写下了伟大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９９年，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光荣时刻，再次打动了无数的中国青年。他和李公朴一样，都是足以与舒和兄妹并肩而立的当之无愧的自由斗士。
自由是一个怎么看都美丽动人的字眼。１７８９年，刚刚穿越资产阶级大革命惊涛骇浪的法国议会通过了由拉法叶起草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就石破天惊地宣布“人人生而自由”。要知道当时的法国是世界上等级最森严的国家之一，拉法叶说出这句话，需要何等的勇气！《人权宣言》还规定人民生而拥有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而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１９４８年通过、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共同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同样认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强调：“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
那么什么是“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说得很清楚：“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
可见，“自由”是普世公认的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
这是对自由的抽象定义。然后“自由”具体是什么？具体到舒和兄妹身上，纳粹对他们的起诉书就是他们踏上自由航船的那张船票；纳粹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就是欢送他们飞向永恒的自由彼岸的二十一响礼炮；希特勒这个能让小儿停止夜哭的恶魔不过是助他们登上人类思想自由的奥林匹斯山的最后的那块顽石。自由就是他们在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用自己滚烫的青春和鲜血织就的英雄花；自由就是他们从那一刹那开始的永垂不朽的生命。
索菲就义之后，有人在她的监号里发现了对她的起诉书，在起诉书的背后，赫然写着两个字：“自由”。
在他们的传单中，他们甚至预言了当今欧洲统一的基本原则：“新欧洲的基础是：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整整六十年之后，在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欧洲宪章》中，我们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这些话。两次被世界大战摧毁得只剩下废墟的德国今天再现繁荣富强，难道能说与舒和兄妹的慷慨就义毫无关系吗？
什么叫慷慨就义？“慷慨”就是意气风发，“就”就是闲庭信步而去。
“义”呢？
听说过这段话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就是成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来源。
这话是孟子说的。可孟子说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知道“义”是什么了吧？
舍生取义！舒和兄妹的思想，相当于我们的“亚圣”。
我们中国人讲究家庭观念，传统上说死去的亲人变成鬼后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才会有老人不愿意拆迁。他们不是不知道住新房好，他们是怕逝去的亲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可半个多世纪之前，重庆歌乐山有个叫渣滓洞的地方，就有几个共产党政治犯写过两句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那是真正有信仰的英雄。
索菲虽然是女人，可依我看她也是个死不还家的雄鬼。她在临刑之夜不仅睡得很香，而且还做了一个梦。她的妹妹英格是这样记载的：“当索菲在临刑的早晨被摇醒的时候，她坐在她的监铺上讲述了她刚做完的梦：‘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抱着一个婴儿去受洗礼。婴儿穿着长长的白袍。到教堂必须通过一座陡峭的山。我稳稳地抱着婴儿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川深涧。我刚把婴儿在身边放下，就坠入了深渊。’然后，她向同监号的犯人解释自己的梦：‘那个婴儿就是我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的成长。我们是它的开路人，但我们必将在它成人之前为它死去。”
真正的视死如归。他们确实不用回家，因为死亡对于他们就是自由，而自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拆迁的家。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３日，舒和兄妹被处死后的第二天，纳粹在《慕尼黑新新闻》中这样报道他们的死：“……人民法庭于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以阴谋颠覆国家罪与通敌罪判处２４岁的汉斯·舒和、２２岁的索菲·舒和（均来自慕尼黑）、２３岁的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来自茵斯布鲁克的阿尔德安斯）死刑并剥夺公民权。本判决已于当日执行。这些不可悔改的反动案犯在房屋上刷写反国家的口号并散发阴谋颠覆国家的传单，不知羞耻地对德国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与德国人民的英勇抗敌相比，这样邪恶的行为只配立即处以名誉扫地的死刑。”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无数的判决书都是这样写的。当时纳粹认为法西斯德国是千年帝国，当时他们认为以纳粹的名义审判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审判，当时他们认为所有以纳粹的名义处死的人都会名誉扫地。
他们完全错了。
舒和兄妹今天在德国就是平民勇气的代名词。德国不仅有很多中小学校以舒和兄妹为校名，甚至还有人呼吁以他们为建校于１４７２年的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希米里安大学冠名，这个大学现在的校名是两个建校的国王的名字之和。在德国这个对任何事情都有八个以上的意见、减丁点儿税也要在议会争论一年多的国家，所有的人却在一个问题上出奇地意见一致，那就是舒和兄妹“当然是”所有青年的楷模。如果这也叫“名誉扫地”的话，那我们宁愿名誉扫地！
看看在“德意志俊杰”的评选中，能与舒和兄妹并肩都是谁吧：一手领导了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一手创建了在全球拥有七亿信徒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和一手奠定了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伟人马克思。再看看排在舒和兄妹后面的都是谁吧：１９７０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他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纳粹罪行的代表），创立了辉煌赋格王朝的乐坛领袖巴赫，无论按什么划分都当仁不让的世界文豪歌德，被视为德国现代印刷术发明者的约翰内斯·古登堡，德国历史上首次统一全国的普鲁士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公认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科学奇才爱因斯坦。舒和兄妹名列这些伟人之前！如果拿这样的名誉去扫地，你想想那应当是怎样伟大的地吧！
文天祥说过一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当然说的是他自己。但他说的也是舒和兄妹。人类历史之所以浸泡在连绵不绝的战争、迫害、屠杀、种族灭绝的血海之中还能散发出如此迷人的光彩，就是因为我们还有文天祥。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舒和兄妹。
与舒和兄妹有关，有几个人值得一说。
首先就是他们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舒和兄妹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Ｚ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的例子。１９４２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还在节节胜利向前，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还沉浸在“德意志帝国”的狂热之中，他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希特勒为“那个抓老鼠的”，并因“攻击伟大领袖”而被判入狱。
白发人送黑发人，古今中外皆为人生大忌，遑论同时失去两个子女。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早就哭得神志不清、眼若桃花了，可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有与慷慨赴死的儿女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想想舒和兄妹那伟大的母亲吧！再想想他们的父亲对汉斯说的最后两句话：“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过：有其子必有其父。我的这句话在舒和兄妹身上找到了佐证。如果你有大英雄的儿女，你要想想你的言行是否配得上他们！舒和兄妹的父母与他们堪称绝配！
我第二个关心的就是宣判舒和兄妹死刑的法官。
纳粹的本质规定了他们只能是恶魔而不可能是上帝，所以“上天自有公理在”。纳粹向来宣扬他们的法西斯德国是“真正的法制国家”。一个法制国家最后的道德底线，是法官在神圣的法庭上作出的判决能经得住一千年法律和社会伦理的检验。然而，这道判决下达不过三五年，这些法官就统统作为被告登上了道德法庭。舒和兄妹虽然死了，但真正名誉扫地的却是这些当初神气活现地站在法庭上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官。我非常遗憾没有找到这些法官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受到了应得的审判。如果真上了审判台，他们会怎么说呢？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描绘成“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的可怜虫吧？
历史证明，神气活现的助纣为虐者，最后多半都会沦为不折不扣的可怜虫。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雅可布·施米德（Ｊａｋｏｂ Ｓｃｈｍｉｅｄ），慕尼黑大学的看门人。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８日，当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样的传单时，是他头一个冲上屋顶抓住了舒和兄妹，当时他们包里还有大量未散发的传单，所以不仅被抓了个现行，而且铁证如山。后来坚决把他们交给警察的，也是这个施米德。舒和兄妹这么快就被判处死刑，跟我们亲爱的施米德立场坚定、反应敏锐、人证皆获有决定性关系。
我想舒和兄妹是不会怪他的。他们一定会宽恕他。说到底他不过是纳粹法西斯教育的一个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牺牲品。我甚至没有找到文字证明他因为这个案件得到了纳粹哪怕一个马克的奖赏。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尽的义务”吧？但我想，当纳粹的暴政成为过去，当自由的阳光普照德国大地，当施米德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亲手谋杀了德意志社会的良心，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吗？他是否也会“暗夜难眠”？他是否会忏悔？可惜我没有找到关于施米德下落的文章。但我会继续找下去。
还有被舒和兄妹案株连的那八十多人。他们或者是活动小组的中坚，或者是外围，有的甚至只不过是熟人而已。这些人都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判处徒刑，有些人也被处死。然而我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说明他们中有人曾经反咬舒和兄妹一口以图减轻自己的痛苦。他们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像舒和兄妹那样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被人提起，但他们却与舒和兄妹一样，是当代繁荣富强的德国不可或缺的那块基石。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同样是德国历史上永不湮灭的珍宝。
我们身处的社会人欲横流，所以速食文化大行其道，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话拿来指导年轻人闹恋爱，还可聊以敷衍，如果拿它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可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不信者参见希特勒的下场。
可现代社会又是高智商的，它轻易看透了自己“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小家碧玉形象；这个社会更是明智的，它十分清楚自己绝对无力超越自己的浅薄，就像我们不能跳过我们自己的光影。缺什么补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就特别喜欢谈论“永远”：永远的潘玉良、永远的罗大佑、永远的张爱玲、永远的Ｆ４……
永远到底有多远？
永远近在眼前。
永远就是你把历史切成无限小的横截面，在每一个横截面上你仍然能找到它鲜活的存在。
永远就是没有任何功利所在而为人民世世代代心口相传。
永远，说穿了就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和口中。
忘了告诉你舒和兄妹反法西斯小组那个美丽的名字：白玫瑰。
我那天晚上狂热地参加了评选的整个过程，并且不惜手机投票花欧元的巨大破费哆嗦着手反复参加了投票。我不仅投了舒和兄妹一票，而且还投了歌德、马克思、路德和爱因斯坦一票（规定可以重复投票，但不能投同一个人两票）。
舒和兄妹最后得了五百万票，相对总人口只有九千万左右的德国来说，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电视观众比例。
所以，我的这一票对他们是否当选根本就不重要。
然而，这一票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热情、执着、信仰、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关键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Ｚ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以他们的岁数，如果他们活在今天，他们很可能就是我的学生。
然而我真诚地认为我应当拜他们为师。
两千多年以前，韩愈写过一篇《师说》。他把老师依不同的标准分为三等：授业、解惑、传道。
舒和兄妹于我而言是最高标准的老师：传道。
我投出的这一票就是我自己